五星级酒店，顶层包厢。
陈大军推门进去，第一眼看到的不是人，是钱。
长桌上摆着五捆现金，每捆一百万，码成一座小山。粉红色的钞票用透明塑料膜封着，整整齐齐，像砖头。钱旁边放着一张飞美国的机票，头等舱，明天上午十点。机票下面压着一本假护照，封面是深蓝色的，烫金字。
陈大军走过去，拿起假护照翻了翻。照片是他的——但年轻了至少十岁，头发是黑的，皱纹也修没了，下巴线条流畅，像个退休干部。
“照片P得不错，”他说，把护照扔回桌上，“比身份证像年轻。”
王建国坐在对面，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瓶茅台，正在往两只杯子里倒。酒线细长，一滴没洒。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羊绒衫，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表盘在灯光下反光。
“陈老弟，坐。”王建国抬了抬下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陈大军没坐。他站着，看着王建国。
王建国笑了一声，把酒杯推到对面空位上：“三年不见，脾气见长。当年你替我顶罪的时候，可没这么硬气。”
陈大军拉开椅子，坐下了。但他没动酒杯。
“那会儿你答应我照顾好秀梅和小禾。你做到了吗？”
王建国笑容不变，端起自己的杯子抿了一口：“至少没让她们饿死。”
“饿死？”陈大军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像是在品味它们的味道，“她们没饿死，是因为秀梅去超市当收银员，一个月三千块。你给过她多少钱？”
王建国放下酒杯，把一张银行卡推过桌面。卡是金色的，上面印着VIP三个字。
“这五百万，加上这张卡里还有五百万，够你开店养老了。”
陈大军拿起银行卡，翻过来看背面。签名栏上写着三个字：陈大军。字迹歪歪扭扭，像小学生写的。
“我替你签的。”王建国说。
陈大军把卡推回去：“你字写得比我丑。”
王建国的笑容僵了一下。他站起来，端着酒杯走到落地窗前。窗外是整个城市的天际线，远处临江公馆的三栋高楼清晰可见，外墙剥落的3号楼像一块伤疤，灰秃秃的。
“这楼，”王建国用酒杯指了指远处，“我用你当年的预算表做的成本。省了一个亿。你坐牢，值了。”他转过身，看着陈大军，“现在你再帮我一次，把那个什么规则系统关了，我保你余生富贵。”
陈大军也站了起来，走到窗边，站在王建国旁边。他没有看那栋楼，而是看着更远处的天空，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雨。
“那栋楼，”他抬起手，指了指3号楼，“住着你老婆的亲生女儿。你觉得她值多少？”
王建国端着酒杯的手顿了一下。
他笑了一声，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放下时，笑容已经收了。
“你以为你占理了？”他的声音冷下来，像冬天的风。
陈大军转过身，面对着他，两人之间的距离不到一米。
“理不占人，人占理。”陈大军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你今天站这儿跟我谈钱，是因为你觉得钱能摆平一切。但我告诉你，你摆不平的——因为我的预算单里没有赝品。”
王建国盯着他，看了足足五秒。然后他把酒杯重重地顿在茶几上，酒溅出来，洒在桌面上。
“你知道3号楼住着多少人吗？”陈大军问，“三百一十二户。其中有你老婆的亲生女儿。”
王建国脸沉下来，腮帮子咬紧，太阳穴的青筋跳了一下：“小禾这三年是我养的，我供她留学，我才是她现在叫爸的人。”
陈大军没有退让：“你养她，是因为她是你手里的人质。没有她，我出狱第一天就来找你了。”
王建国的手指在裤缝上攥成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陈大军从帆布包里掏出预算本，翻开空白页。王建国一看到那个本子，脸色就变了，他猛地伸手去抢。
“你用人情，换几百条命？”陈大军说着，侧身躲开。
王建国扑了个空，身体失去平衡，往前栽倒。他的手想抓住桌沿，但没抓住，整个人摔在地上，脸撞到了椅子扶手。扶手是实木的，棱角分明，磕在他的颧骨上，发出一声闷响。
陈大军低头看着他，没有伸手去扶。
钢笔已经落下。
笔尖在纸上划过，字迹工整，力透纸背：
“所有涉及临江公馆的行贿转账记录，自动发送到所有业主手机。”
写完了。陈大军把本子合上，塞回帆布包里。
王建国从地上爬起来，一只手捂着磕红的脸，另一只手指着陈大军，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摔疼了？”陈大军看着他，“疼就对了。那些被你害得家都不敢回的人，比你疼一万倍。”
话音刚落，包厢门被推开了。
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几十个业主涌进来，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手里都举着手机。每个人的手机屏幕都亮着，上面是一条接一条的转账记录——王建国向质检站转账五十万，王建国向监理公司转账三十万，王建国向检测中心转账二十万。时间、金额、收款方，清清楚楚，连备注栏都写得明明白白：“咨询费”“技术服务费”“项目合作金”。
一个老太太挤到最前面，举着手机哭，声音尖得刺耳：“我孙子明年要住这楼！你拿我们的命换钱！”
另一个大爷更猛，直接把手机怼到王建国脸上，屏幕几乎贴着他的鼻尖：“你看清楚了！这是你转给我外甥的五十万！我外甥就是质检站的！你知不知道他现在被抓了！都是你害的！”
王建国脸色惨白，嘴唇发紫。他往后退，想躲开那些手机，但身后是酒桌，无路可退。他的腿撞到了桌腿，整个人往后一仰，撞翻了酒桌。茅台酒瓶倒了，杯子碎了，酒液流了一地，浸湿了他的羊绒衫和西裤。
陈大军收起钢笔和预算本，把帆布包甩到肩上，从人群中穿过，走向门口。
业主们没有拦他。他们只围着王建国，拍照的拍照，录视频的录视频，骂人的骂人。王建国蜷缩在墙角，两只手挡着脸，像一只被围猎的野兽。
陈大军走到门口，停下来。
他转过身，看着缩在墙角的王建国，平静地说了一句：“你欠的，不是人情，是命。”
然后他推门出去了。
走廊里铺着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壁灯的光昏黄温暖，墙上挂着油画复制品，空气中弥漫着空气清新剂的味道，甜得发腻。
一个穿制服的服务员端着托盘走过来，托盘上是两杯橙汁。陈大军叫住她：“麻烦拿条毛巾，里面有人摔了。”
服务员愣了一下，探头往包厢方向看了看。门没关严，从缝隙里能听到里面的吵闹声、哭声、骂声。
“好的先生。”服务员点头。
陈大军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补了一句：“顺便结一下那桌的账——记王先生自己头上。”
服务员又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好的先生。”
陈大军继续往前走，沿着走廊，拐弯，走到电梯口。他按了下行键，电梯门打开，里面空无一人。他走进去，按了一楼。
电梯下行的时候，他靠在电梯壁上，闭了闭眼。
帆布包里的预算本硌着他的腰，硬邦邦的，像一块砖。他伸手进去摸了摸本子，封面上的硬纸板还是温热的，带着他身体的温度。
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
大堂里人不多，前台的小姑娘在打电话，门童在帮客人搬行李。陈大军穿过大堂，推开旋转门，走进外面的空气里。
天已经快黑了。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洒在人行道上。他站在酒店门口，抬头看了看天，灰蒙蒙的，看不到星星。
他沿着马路往回走，走得很慢。路过一家便利店，他停下来，摸了摸兜里的钱。还有二十几块。他想了想，走了进去，买了一包最便宜的烟和一个打火机。
出了门，他拆开烟，抽出一根，点上。
他三年没抽烟了。监狱里不让抽，他也戒了。但今天想抽。第一口呛得他咳嗽，眼泪都咳出来了。他蹲在路边，把烟夹在指间，看着烟雾在路灯下散开。
手机震动了。
他掏出来一看，是陈小禾的微信。只有一行字：“那双鞋，我穿了。正好。”
陈大军盯着那六个字看了很久。烟烧到了手指，他烫了一下，把烟头扔在地上，用鞋底碾灭。
他打字：“正好的东西不多。鞋正好，说明脚没变。”
发出去之后，他想了想，又打了一行：“脚没变，路就能走下去。”
对方正在输入……输入了很久。最后发来一个表情包——一只猫竖起大拇指。没有文字，就一个图。
陈大军笑了。他把手机揣回兜里，站起来，继续走。
走了没几步，手机又震了。这次不是微信，是新闻推送。他点开一看，标题是：“临江公馆行贿门持续发酵，质检站五人被带走调查。”下面配了一张图，是王建国被带出酒店的照片——两个穿夹克的男人一左一右扶着他的胳膊，他低着头，头发乱了，羊绒衫上还有酒渍。
陈大军把手机屏幕按灭，塞回兜里。
继续走。
修鞋铺的灯还亮着。他推开门，门板撞在墙上，弹回来，吱呀一声。他打开台灯，坐在工作台前，从帆布包里掏出预算本，翻到今天写的那一页。
字迹已干，墨色深蓝，在灯下反光。
他看了几秒，合上本子，放在一边。然后他拿起锥子和麻线，开始缝鞋——不是别人的，是他自己的。昨晚给自己做的那双，鞋底缝好了，但鞋帮还没上。他量了量尺寸，用锥子钻孔，麻线穿过去，拉紧。
沙沙沙。
沙沙沙。
一只鞋上好了，他穿上踩了踩，后跟有点松。他拆了重缝，又把鞋帮收紧了一寸。再穿，正好。
他放下锥子，看着脚上那双新布鞋。帆布是旧的，拆了一个水泥袋做的。鞋底是橡胶的，从废轮胎上割下来的。结实，耐穿，不好看，但舒服。
他站起来，在铺子里走了两圈，鞋底踩在水泥地上，没有声音。
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关灯，躺到折叠床上。
闭上眼睛之前，他听见巷子里有脚步声。很轻，很快，不是一个人的，是好几个人的。他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近，然后在铺子门口停下了。
有人敲门。
不是推门，是敲门。三下，轻轻的。
“陈师傅？”一个年轻的声音，“陈师傅，您睡了吗？”
陈大军没动，也没应。
门外的人又敲了三下，等了一会儿，走了。脚步声远了。
陈大军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他知道是谁。不是记者，不是警察，不是王建国的人。是3号楼的业主。他们来找他，是想让他帮忙——帮他们讨个公道，帮他们写一份预算单，帮他们把失去的拿回来。
他会帮的。但不是今晚。
今晚他要睡觉。
明天，还有明天的事。
窗外，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惨白的光透过窗户，照在工作台上。工作台上放着预算本，硬纸板封面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光。
沙沙沙——
不是缝鞋的声音，是风。秋天的风，从巷子口吹进来，卷起地上的落叶，又放下。
陈大军闭上眼睛，很快睡着了。
鼾声很轻，像远处的马达声，断断续续。
工作台上，预算本静静地躺着。封面上的“预算单”三个字，在月光下依稀可见。
笔迹未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