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标被抢注的消息，王副总比我还急。他连夜翻了半天资料，第二天一早就找了星城最好的知识产权律师。律师姓孙，四十多岁，秃顶，脑门锃亮，说话像机关枪，一开口就停不下来。孙律师看完材料，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说：“对方钻了空子，但证据链不完整。异议成功率，七成。”
王副总急了：“三成风险在哪？”
“对方在海外，诉讼周期长。他们耗得起，你耗不起。”孙律师把眼镜戴上，看了我一眼，“而且这种跨国商标案，律师费不低。你想清楚。”
我说：“打。”
孙律师没再多说，收了材料走了。走廊里他的皮鞋声一下一下，越来越远。苏念在意识里说：“商标只是第一枪。后面还会有。”
“我知道。”
十二月中旬，供应商那边出了问题。一家合作了两年的晶圆厂突然说产能紧张，要延期交货，延期多久不确定。周工打电话去问，对方支支吾吾，一会儿说设备检修，一会儿说原材料紧张，最后撂下一句“总部决定的”。周工把话筒搁下，脸色不太好看。
苏念查了一下，那家晶圆厂最近和莱茵微电子签了战略合作协议。签约时间就在记者会后的第四天。
“果然。”
周工说：“现在换供应商还来得及。我联系了几家备选的，但成本会涨，最少涨百分之十五。”
“换。质量和成本都要控。成本高了，我们压缩利润。”
周工点点头，转身去打电话了。他的声音隔着墙传过来，一句一句，很稳。小赵在旁边听着，忽然说了一句：“莱茵那帮人，真他妈阴。”他没看我，眼睛盯着屏幕上的代码。刘姐没说话，把测试用例翻得哗哗响。
十二月下旬，实验室开始小批量试产。第一批五百片芯片，从代工厂的生产线上下来，装在防静电托盘里运回来。周工拆开包装，拿起一片对着光看。银白色的封装，指甲盖大小，引脚的焊球排列得整整齐齐，像一颗微型的棋局。他拿万用表测了几片，又上测试架跑了一遍，良率百分之九十七。
“可以了。”他把板子放下，靠回椅背。小赵把测试数据整理成报告，刘姐把质检流程写成手册，几十页文档打印出来订成册。我坐在工作台前，看着那批芯片整齐地码在托盘里，银白色的封装面上印着星念科技的logo，字母很小，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
苏念说：“东西做好了。”
“嗯。”
“下一步，卖出去。”
一月初，王副总拿下了第一个大客户。一家国内知名的智能家居品牌，年用量百万级。对方采购总监亲自来星城考察，看了实验室、看了产线、看了测试报告，在厂房里转了好几圈，最后坐下来谈价格。王副总报了一个数，对方还价，来来回回三轮，王副总中间给我打了两个电话请示。最后敲定的价格比预期低了百分之五，但王副总说：“第一单，亏一点也值。关键是铺开路。”
签完合同，对方采购总监握着王副总的手说“希望合作愉快”，王副总笑得合不拢嘴。送走客户，他立刻打电话来，声音都在抖：“陈总，第一单签了！星念科技的第一单！”电话那头有风声，他大概站在酒店门口，大衣都没来得及穿。
“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书桌前，窗外的天黑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落在窗台上。苏念说：“你不兴奋？”
“兴奋过了。”
“什么时候？”
“记者会那天。”
一月下旬，莱茵微电子的第二招来了。他们在欧洲起诉星念科技侵犯专利权，索赔金额不大，几百万欧元，但禁令申请很要命——如果法院批准，星念一号在欧洲市场就不能卖了。王副总急得团团转，连夜给我打电话，声音像热锅上的蚂蚁：“陈总，欧洲市场刚打开局面，这下完了！”孙律师看了起诉书，说：“对方的专利很模糊，边界不清晰，有得打。但诉讼周期至少一年。”
“先应诉。欧洲市场不能丢。”
苏念说：“他们在拖你。诉讼费时费力，你耗不起。”
“那就耗。”
孙律师开始准备应诉材料。他和欧洲那边的合作律所开视频会议，时差原因，会议经常安排在深夜。有一次我去律所，他顶着两个黑眼圈，桌上堆着半人高的文件，咖啡杯里的残渍干了一圈又一圈。他看见我，说：“陈总，这官司能打，但要做好长期准备。短则一年，长则三年。”
“三年？”王副总在旁边倒吸一口气。
“三年。”孙律师语气没变，“跨国专利诉讼，三年算快的。”
王副总看看我，又看看孙律师，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我说：“打。”
二月，春节前。实验室放假了，周工他们回家过年。周工走的时候把工作台收拾得干干净净，示波器的探头整整齐齐挂在架子上。小赵把代码提交到仓库，备注写的是“年前最后一版，年后继续”。刘姐把测试报告归档，文件夹贴上标签，一笔一划写得工工整整。他们一个一个走了，厂房的灯一盏一盏灭了。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厂房里，窗外飘着雪，地上积了薄薄一层白。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覆着雪，像谁用白粉笔在黑板上画的素描。苏念说：“你怎么不回去？”
“等雪小了再走。”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比我想象中扛得住。”
“不是扛得住，是没得选。”
她没有再说话。窗外雪还在下，落在窗台上，积了一层又一层。厂房里很安静，只有暖气管道偶尔咕噜一声。我靠在椅背上，看着那片白茫茫的天地，忽然觉得，高二这半年，比过去任何一年都累。不是身体累，是心累。敌人从暗处冒出来，一个接一个——商标、供应链、专利诉讼，每一件都要应对，每一件都不能输。不是我想扛，是这些东西压下来，不扛就垮了。
我想起记者会那天，台上灯光很亮，台下黑压压的人头。那时候我以为最难的是站在台上，现在才知道，最难的是站在台上之后。苏念的声音轻轻响起：“你在想什么？”
“想记者会。”
“那天你做得很好。”
“那天只是个开始。”
雪小了一些。我站起身，把厂房的灯关了，锁门。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拔出来的时候有点紧，大概是天冷，锁芯冻住了。走在回家的路上，雪落在肩上，很快就化了。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一个细瘦的轮廓印在雪地上。
苏念说：“这只是开始。”
“我知道。”
“后面还会有。”
“我知道。”
高二上学期，结束了。高二下学期，还没开始。但我知道，等在前面的，不会比这半年更轻松。苏念也知道。她什么都不说，只是陪着。从记者会那天起，她的声音就比平时更稳，更沉。不是不担心了，是把担心压在了更深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