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洞里分不清白天黑夜。
张一蜷在潮湿的土壁上，膝盖顶着下巴，手里攥着一把水果刀。刀身上已经没有了血迹，是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擦去的，他不记得了。
他把刀举到眼前。
黑暗里看不清刀刃，刀柄握在手里很轻，轻得不像能杀死人。
他忽然想，如果那天树生家茶几上没有这把刀，他还会不会杀人？
也许会。也许不会。也许他会用拳头，用酒瓶，用任何顺手能抓到的东西。也许他会转身走掉。他真的不知道。想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他把刀插进身旁的土里。
然后想起另一把刀。他自己的刀。那年他十一岁，瘦得像根豆芽菜，但心里装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他要保护一个人。
所以，一次次在梦里磨刀。
他把刀从土里拔出来，又插进去。
这么多年了，他总是在做同一个动作：把自己插进什么东西里，再拔出来。
第一次见陆安琪，他十一岁，小学五年级。
那年秋天，陆安琪从外地转学过来，老师让她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落在她头发上，毛茸茸的一圈光。她低头整理书包，露出后颈一小截皮肤，白得像刚剥开的煮鸡蛋。张一从后排看着她，忽然觉得喘不上气。
那不是爱情。
十一岁的孩子不懂爱情，是一种更原始的东西。他看见一件瓷器，精美绝伦，而世界是一张摇晃的桌子。
他害怕它会碎。他决定保护她。
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开始练刀。刀是从他爸的工具箱里偷的，他爸是个建筑工人，工具箱里，除了偷过刀，他还偷过其他的。但只有这把刀，成了他一辈子的梦魇。
他在磨刀石上，把一口钝刀，磨得锋利无比，用细麻绳缠了刀柄，一层又一层，缠得密实。然后去后山砍树枝，一刀一刀地砍。
他想象自己是武侠小说里的侠客，飞檐走壁，行侠仗义。
他要练好刀法，这样将来有一天，有人欺负陆安琪，他就可以站出来。
这个念头持续了很多年。
梦里一直在磨刀。
他从没跟陆安琪说过话。他不知道怎么开口。她太干净了。干净的连衣裙，干净的白球鞋，干净的笑。她的父亲是县中的老师，母亲在银行上班。他们一家三口周末去公园放风筝，风筝飞得很高，高得像另一个世界的东西。而他爸从工地上回来，满身水泥灰，往沙发上一倒，呼噜打得震天响。他妈在菜市场卖菜，手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掉的污垢。
差距这种东西，不需要人教，小孩子自己就能闻出来。像狗能闻出恐惧，他能闻出阶层。
陆安琪跟他之间隔着一条河，河上没有桥。
但他相信刀能架一座桥。
他随身带着那把刀。上学带，放学带，睡觉放枕头底下。他妈洗衣服时翻出来，问他带刀干什么。他说削铅笔。他妈看了他一眼，没再问。他妈从来不问他太多问题。
也许她问过，他不记得了。
高二那年春天，他差一点就用上了那把刀。
宁城一连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他下了晚自习回家，路过学校后门那条巷子，远远看见一个人蹲在墙根，走近了才认出是她。
宁城一连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他下了晚自习回家，远远看见一个人蹲在银杏树下，走近了才认出是她。
陆安琪蹲在树根旁边，胳膊环着膝盖，脸埋在臂弯里。雨已经不大了，细得像雾，但她的头发和肩膀都湿透了，白衬衫贴在背上，透出内衣带子的形状。张一站在几步之外，手心全是汗。他想走过去，想把校服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想说点什么——什么都行。但他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根钉在地上的木桩。
“你……谁欺负你了？”他走过去。
陆安琪看了他一眼。那一眼里没有感激，没有委屈，没有他想象中任何柔软的、可以被安慰的东西。那是一种冰冷的、拒人千里的漠然。
“不关你的事。”
她从他身边走过去。他闻到一股湿漉漉的、雨水和洗发水混合的气味。他站在原地，听着她的脚步声在身后的巷子里越来越远，最后被雨声盖过去。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把刀的刀柄。
感觉到那把刀，只有在梦里才是真实的。
高考结束那天，是树生把啤酒弄来的。
他不知道树生从哪里搞到的那几瓶啤酒。树生总有办法。他爸是开麻将馆的，三教九流的人都认识，从小练就了一身察言观色的本领。他们坐在学校天台的边缘，腿悬在外面，看着宁城的灯火。宁城很小，灯火也寒碜，但那天晚上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堪。
树生问他，你是不是喜欢陆安琪。
他愣了一下，没有否认。
树生说，那你去跟她说呀。
他说，说什么。
树生说，说你要娶她。
他摇了摇头。拿什么娶？他考不上大学，他爸说他不是读书的料，趁早出去打工。树生也考不上。他们是同一类人，是宁城的渣滓，是这座小县城新陈代谢时排出的废物。
但他还是去找了陆安琪。
他找到了她。她在操场边的双杠那里站着，一个人在打电话。他等在不远处，等她把电话挂断，等她把手机揣进口袋，等她转过身来。她看见他，微微有些意外。
他张开嘴。那些练习了一路的话——我会等你的，等我有出息了就回来找你，你等我——全都堵在了喉咙里。它们太轻了，轻得像纸折的船，经不起她眼睛里的水。
她说，你明天走？
他说，嗯。
她说，去哪里？
他说，深圳。
她沉默了一会儿。虫子在草丛里叫，叫声绵密，像一台老旧的缝纫机。
那，保重。她说。
他站在原地，看着她走回宿舍楼。她的背影很直，走路时微微昂着头。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他永远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第二天他坐上去深圳的大巴。树生来送他，往他包里塞了两包方便面。树生说，等我明年也去。他说好。大巴开动时，他回头看，树生站在车站门口冲他挥手，身影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点，融进宁城的灰色里。
他想，他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宁城了。
他在深圳待了半年，什么活都干过。电子厂的流水线，工地的临时工，餐厅的后厨。钱没攒下，只攒了一身疲惫。他跟树生打电话，说深圳是个吃人的地方。树生说来年开春他就过来，让他撑住。
树生来的时候，张一去车站接他。树生晒黑了些，穿一件新买的夹克，精神头看着比他好得多。
他们一起进了富士康。流水线上，他是第八道工序，拧紧底座上的六颗螺丝。一天拧三千次。拧到第一千次的时候，手开始发抖。拧到两千次的时候，脑子开始空白。拧到三千次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成了一颗螺丝。
富士康的宿舍八个人一间。上铺打呼噜，对面磨牙，左边说梦话。他睡不着，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铁丝网。网眼很密，月光透过来，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影子。他想，这哪里是防跳楼，分明是防逃跑。他们不是工人，是囚犯。不，连囚犯都不如。囚犯还有刑期。
小徐出事的时候，他已经在富士康待了一年半。
小徐是隔壁线上的，江西来的，说话带浓重的口音，脸红扑扑的，笑起来有两颗虎牙。她喜欢树生，谁都看得出来。吃饭时给他夹菜，下班了帮他洗工服，发了工资给他买烟。树生说不要，她还是要买。
主管姓刘，福建人，四十多岁，挺着大肚子，一双眼睛永远在年轻女工身上打转。有一天小徐被他叫去办公室，第二天就没来上班。
张一去找人事部。
人事部的人看了他一眼，说她自己辞职的。他不信，去问小徐的室友。室友支支吾吾半天，说小徐走了，行李都没拿。他于是到办公室找姓刘的。
姓刘的正在喝茶，抬头看了他一眼，问什么事。张一站在门口，手在口袋里攥着刀。刀柄握在手里有种熟悉的、亲密的感觉。他盯着姓刘的脖子。脖子里有根血管在跳，一跳一跳的，像一个靶心。
他没有拔刀。
不是不敢。是他忽然想，杀了这个人，然后呢？他坐牢，树生替他收尸，他妈在宁城哭瞎眼睛。然后一切照旧。姓刘的死了，还有姓王的、姓陈的、姓赵的。
他转身走了。
他走下楼，走到厂区外面的臭水河边。河水黑得像墨汁，上面漂着泡沫和死鱼的尸体。他把刀掏出来，看了最后一眼。这把刀跟了他十一年。从宁城到深圳，两千公里。
他把刀扔进了河里。刀在水面上弹了一下，沉下去了。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宿舍。他给树生打了个电话，说他不干了。树生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说，你来我这里吧。张一说不用。树生说，我认识一个人，女的，开公司的。你来，她能帮你。张一问，什么公司。树生没有正面回答。张一也没有追问。
他从此开始了长达几年的流浪。他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事。有一年在建筑工地上，他从脚手架摔下来，断了三根肋骨，躺在地上喘了整整十分钟，以为自己要死了。他没有死。工头给了他两千块钱，让他滚蛋。在拉萨，他遇到一个女人，写诗的，火烈性子。他们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做了一回爱。她说她爱的人死在珠峰上，被雪崩埋了。她说，所有告别都是痛苦的。他记住了这句话。
这几年里，他很少想起陆安琪。或者说，他强迫自己不去想。想念是一种奢侈品，而他是连饭都吃不起的人。但有些夜晚，实在冷得睡不着的时候，他会想起那个雨天，那条巷子，那把没拔出来的刀。
他想，如果那天他把刀拔出来了呢？或者把欺负陆安琪的那个家伙很揍一顿，一切会不会不一样？他不知道。命运没有给他答案。命运给他的是一个黑洞洞的地洞和一把水果刀。
所以是的，树生说得对。树生说他就是这样的人，遇到看不惯的事就逃走，被现实磕破了头就做梦。说这话的时候，树生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红酒杯。那是他的公寓，很大，落地窗正对着深圳湾。树生穿一件丝绸睡袍，脚上趿着棉拖鞋，整个人陷在意大利进口的真皮沙发里，像个真正的有钱人。但张一看得出来，那双眼睛里的东西，跟他刚来深圳那年是一样的。
一种湿漉漉的，无处可去的渴望。
张一已经好几年没见树生了。回到深圳那天，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饿得在街上抢了一个卖唱歌手的钱。他被关进派出所，警察问有没有人能来接你。他想了很久，报了树生的电话。树生带他去吃饭，带他回家。
他们坐在一起喝酒，像多年以前那样。但一切都变了。树生不再谈梦想，不再说要发财。树生只是喝酒，一杯接一杯地喝，喝到眼睛发红。
那个富婆不在家，出差了。屋里就他们两个人。树生说她是做医疗器械的，身家上千万，给他钱花，给他车开，给他这套房子住。张一不知道他具体做什么，也没有问。
你后悔吗。张一问。
树生没有回答。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说，你知道我最羡慕你什么吗。
张一愣了一下。
树生说，我羡慕你还有一个人可以想。我连想的人都没有。
沉默。客厅里只有空调的低鸣。
然后树生说，她结婚了。
张一抬起头。
树生看着杯里的酒，说，陆安琪。去年结的，嫁给了老家一个公务员，教育局的。他顿了顿。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我回去过。婚礼那天，我站在酒店外面。我看见她了。她穿婚纱，很漂亮。她一直都很漂亮。
树生放下酒杯，从沙发上站起来。他趔趄了一下，张一伸手扶他，被他推开。他走到柜子前，拉开一个抽屉，从里面取出一样东西。
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白裙子，站在沙滩上，头发和裙摆一起在风里飞扬。她的笑容很甜，甜得不像真的。
树生把照片放在茶几上。
树生说，你还记得吧。那年，她丢了东西。是我拿的。就这张照片。
张一没有说话。他看着那张照片，上面那张脸比记忆里成熟了一些，但笑容是一样的。十七岁夏天的笑容。阳光很好。
树生还在说。他说他那时候也喜欢陆安琪，谁不喜欢呢。但所有人都知道张一喜欢。所有人都知道张一是那个傻子，每天带着刀，等一个永远不会出现的机会。
“我也写了一封信，”树生说，“你相信吗？我也写了。但我没敢送。我把她的照片偷了。我想，这样至少我有一样你没有的东西。”
“你有没有想过，”张一说，“她可能根本不需要我们两个，任何一个。”
树生笑了。笑得很难看。他说，你终于想明白了。她从来就不需要。你练刀也好，我偷照片也好，跟她有什么关系。都是我们自己的独角戏。
张一站起身来。他忽然觉得很累，累得不想再说一句话。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树生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照片你拿走。”
他没有回头。
然后树生说了一句话。
那句话像一根针，从他的后脑勺扎进去，一直扎到眼睛后面某个位置。树生说：“得不到她，对着照片打个飞机，也算了却一桩心愿。”
他转过身来。树生靠在沙发上，手里还攥着那张照片，但眼神已经变了。那个眼神他在镜子里见过。许多年前在富士康的走廊里，铁丝网的影子印在他脸上，他就是用那种眼神看着自己的。
树生用一种几乎是温柔的声音说：“拿着啊。我已经用过了。”
张一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冲过去的。他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他压在树生身上，两个人在地上翻滚，茶几翻了，酒杯碎了，红酒洒在地毯上，看起来像血。
后来他才发现自己手里握着刀。
那把水果刀，树生刚才还用它削过苹果，随手放在茶几角上。
他用尽全力，把它捅进树生的胸口。
树生的身体一下子僵住了。血从他嘴角溢出来。他张嘴，像是要说什么。可能是陆安琪的名字。也可能是张一的名字。也可能是别的什么。
张一永远不会知道了。
树生躺在地毯上，眼睛还睁着，嘴唇微微张开，像是有一句话永远卡在了那里。血从胸口渗出来，洇进地毯的纤维里，像墨水洇进宣纸。
张一跪在地上。他把照片从树生手里抽出来，放进自己口袋。他低头看着那张熟悉的脸，没有哭。哭不出来。他又坐了很久，才站起来。
他走进电梯，走出小区，走到街上。然后他跑起来了。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他只知道要跑，要离开。他跑了一夜，跑到天亮，跑到一个他从未到过的荒郊野外。他看见一个洞口，被枯草盖着，像是大地上一个合不拢的伤口。
他钻了进去。他不知道自己会待多久，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这一待就是四天。
现在，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那把水果刀还插在身旁的土里，刀柄露在外面。他想了想，把它拔出来，又插进去。
然后，他推开洞口的枯草，爬了出来。
阳光几乎把他击倒。
他用手挡着眼睛，在洞口蹲了很久，慢慢站起来。外面什么也没有。没有警笛，没有警察，只有一条土路，远处是城市的轮廓。空气是凉的，带着泥土和青草的气味。活着的气味。
他沿着土路往前走。走了很久，走到一个公交站台。站台上有人，一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一个中学生低头玩手机。他们在等车，谁都没有看他。
他站在他们旁边，也等。
车来了。他上了车，投进兜里最后两枚硬币。硬币落进投币箱的声音很清脆，像是什么东西碎裂了。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口袋里那张照片掏出来，看了一眼。照片上的女孩还在笑，还在十七年前的沙滩上，永远年轻，永远干净。
车窗外，阳光把整条街照得发白。
他把照片重新装进口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公交车晃晃悠悠地向前开，他不知道自己要在哪一站下车。
他只是知道，他要回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