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中心在城西，和城东废弃医院正好是城市的两端。
周成开车，林深坐在副驾驶。车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了矮楼，从矮楼变成了荒地，从荒地变成了一片灰扑扑的建筑群。精神卫生中心就在这片建筑群的最深处，三栋白色的楼房被铁栅栏围起来，院子里种着几棵歪脖子松树，树下是修剪整齐但已经枯黄的草坪。
“到了。”周成把车停在大门外，熄了火。
林深看着那扇铁门，忽然觉得它像一扇防火门。梦里推不开的那种。
门口的值班室走出来一个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人，看了看车牌，又看了看车里的两个人。
“找谁？”
“市局刑侦大队的。”周成亮了证件，“约了赵主任。”
保安让开了。车子驶进院子，停在主楼门口。
赵主任的办公室在三楼走廊尽头，门牌上写着“副院长”。林深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苍老但清晰的声音：“进来。”
推开门，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他戴着金丝眼镜，头发花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胸口口袋上别着两支笔。他看到林深，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但笑意很快就被严肃取代了。
“林深。”赵主任说，“好久不见。”
“赵老师。”林深和他握了握手，“打扰了。”
“你说要调一个病人的病历，还是十年前的老病历。”赵主任没有寒暄，直接进入正题，“这个病人对你来说很重要？”
林深看了周成一眼。周成从包里抽出一份协查函，递给了赵主任。
“这是市局刑侦大队的正式函件。”周成说，“我们需要调阅陈枫，男，2009年至2011年期间在本院的全部住院记录和病历资料。”
赵主任接过函件，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放到桌上，拿起座机拨了一个内线号码。
“老刘，把2009到2011年间的住院病历纸质档案调出来，有一个叫陈枫的，送到我办公室。”他挂了电话，转向林深，“纸质档案在病案室，电子档案2013年之后才有。十年前的病历都是手写的，找起来需要时间，你们先坐。”
林深和周成在沙发上坐了下来。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一张精神卫生中心的鸟瞰图，旁边是一张赵主任和几个年轻医生的合影，照片已经泛黄了。
“赵老师。”林深说，“您还记得陈枫这个人吗？”
赵主任靠在椅背上，想了想。
“名字有印象，但人对不上。”他说，“那一年我还没当副院长，还在临床。住院部的病人太多了，每周十几个进进出出，记不住所有人。不过……”他顿了顿，“你电话里说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休学，有自伤行为。这种病例在当年不算罕见，但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病历里会有记录。”
门被敲响了。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人推门进来，手里抱着一摞泛黄的文件夹，上面贴着标签，写着年份和编号。
“赵主任，找到了。”年轻人把文件夹放在桌上，“2009到2011年的都在这里了，一共三本。”
赵主任拿起第一本，翻到标注了“陈枫”的那一页，然后递给林深。
“你看吧。协查函在这里，不违反规定。”
林深接过了文件夹。
纸张已经发黄了，边角有些卷曲，上面是不同医生的手写字迹——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有的几乎认不出来。他在里面找到了陈枫的入院记录，时间是2011年3月17日，由当时的住院医师填写。
患者姓名：陈枫
性别：男
年龄：22岁
入院日期：2011年3月17日
主诉：被害妄想、关系妄想、听幻觉，伴自伤行为一月余。
林深继续往下看。
现病史：患者于2011年2月开始出现异常，自述有人跟踪自己，在网络上发布针对自己的不实信息。患者为此失眠、食欲减退，体重下降约5公斤。3月初，患者开始在宿舍内自言自语，称“听到了声音”，该声音命令患者“做一些事情”。3月15日，患者用美工刀划伤自己的左前臂，被同学发现后送医。3月17日转入本院。
既往史：无重大躯体疾病史，无精神疾病史。
家族史：父亲健在，母亲于患者10岁时因车祸去世。
精神检查：意识清晰，定向力完整。存在言语性听幻觉，内容为命令性。存在被害妄想，坚信有人在跟踪自己、监视自己。情感反应平淡，与思维内容不协调。自知力缺失。
初步诊断：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林深的手指在这段文字上停了一下。母亲在陈枫十岁时因车祸去世。他以前不知道这件事。大学四年，陈枫从来没有提过自己的家庭，每次放假都不回家，说是“不想回去”。原来是没有家了。
他继续翻页，后面是每日的病程记录。
3月18日：患者情绪不稳定，夜间有自语行为。
3月20日：患者拒绝服药，声称“药里有毒”。
3月25日：患者对护士发怒，称“你们都是他们派来的”。
4月2日：患者病情有所好转，开始配合治疗。
4月10日：患者自述“声音变小了”，但仍坚持“有人跟踪我”。
4月20日：患者自述“跟踪的人消失了”，情绪平稳。
5月5日：患者家属（父亲的妹妹，即姑母）来院探视。患者情绪激动，拒绝见面。
5月15日：患者病情明显好转，听幻觉基本消失，被害妄想减弱。
6月1日：患者出院。出院时情绪平稳，自知力部分恢复。
林深把病历合上，放在膝盖上。
“看出什么了？”周成问。
“他住院住了两个半月。”林深说，“出院的时候病情稳定了，但‘部分恢复’意味着他仍然保留了某些妄想。只是不再说出来了。”
赵主任点了点头。“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特点就是妄想的核心不容易根除。药物可以控制症状，可以把那个‘声音’压下去，但病人内心深处对‘有人要害我’这个信念，往往还是会保留。”
“那他出院之后呢？”周成问，“你们有没有随访记录？”
“2011年的时候，随访系统还不完善。”赵主任说，“病历里应该有出院后的复诊记录，你们往后翻翻。”
林深翻到了最后几页。出院记录之后，还有三份复诊记录，时间分别是出院后一个月、三个月和六个月。
第一次复诊（7月2日）：患者自述“情况还好”，无明确幻觉，但睡眠质量差，多梦。建议继续服药，定期复诊。
第二次复诊（10月5日）：患者自述“停药一周”，无明显不适。但医生观察到患者存在轻微的情绪不稳和被害倾向。建议恢复服药，患者表示“考虑一下”。
第三次复诊（次年1月8日）：患者未如约复诊。电话随访无人接听。病历标注“失访”。
失访。停药。多梦。
林深把这三个词连在一起，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被激活了。
停药——如果陈枫停止了药物治疗，他的精神分裂症可能会复发。多梦——那是药物停用后的一种常见现象，也可能是妄想重新活跃的表现。失访——从那之后，没有人知道陈枫发生了什么。
直到他再次出现在林深的预约名单上。
林深把病历递还给赵主任。“赵老师，这些病历我们需要复印一份带走。”
“可以。”赵主任接过文件夹，放在了桌上，“我让人去复印，你们等一下。”
等待的时间里，林深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院子。院子里有几个穿着病号服的病人在散步，身后跟着护士。他们走路的速度很慢，步态僵硬，像机械玩具。林深忽然想到，也许陈枫也会变成这个样子——不是现在，是十年后、二十年后，在无数次复发和住院之后，他会变成那些机械玩具中的一个。
但前提是，他还活着。还能活着。
复印好了。周成接过复印件，装进了文件袋里。
“赵老师，最后一个问题。”林深转过身，“您当年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有些病人，在做梦的时候，能和别人共享同一个梦境？”
赵主任看了林深一眼，那种目光林深很熟悉——是专业人士听到外行问题时的表情。
“你是说共梦现象？”赵主任说。
“有这种说法？”
“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文献里，共梦现象确实有记载。”赵主任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但绝大多数是巧合、记忆偏差或者事后重构。真正的、可验证的共梦，在学术界不被认为是存在的。”
“但如果存在呢？”
赵主任重新戴上眼镜，看着林深。他的眼神变了，从职业性的平淡变成了一种更深沉的东西。
“如果你是在问陈枫有没有可能和别人共梦，我的回答是——对于一个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他完全相信自己在和别人共享同一个梦境。但这不代表他真的做到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妄想找到了一个新的载体。”赵主任说，“十年前，那个载体是‘有人在跟踪我’。现在，载体变成了‘有人在梦里和我一起杀人’。”
林深沉默了。
赵主任的话逻辑严密，无懈可击。但他漏掉了一个变量——林深自己。林深也在做同样的梦。这不是陈枫一个人的妄想。这是两个人的共同经历。
除非——林深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那个最可怕的可能性——林深自己也是妄想的一部分。也许他没有在梦里看到任何东西，也许那一切都是他的大脑在疾病的作用下编造出来的。也许他和陈枫一样，都是病人。
“林深。”赵主任的声音把他拉回了现实，“你脸色不太好。”
“昨晚没睡好。”林深说。
赵主任看着他，没有说话。那种目光又出现了，这一次不是专业人士的好奇，而是长辈对晚辈的关切。
“你要是需要和人聊聊，”赵主任说，“我的门一直开着。”
林深点了点头，没有接话。
他和周成走出了办公楼，走进了院子里。阳光很好，照在枯黄的草坪上，有一种萧瑟的美。一个穿病号服的老人从他们身边走过，嘴里念念有词，声音很低，听不清在说什么。
周成打开车门，但没有坐进去。他靠在车门上，点了一支烟。
“他说的话你信吗？”周成问。
“哪一句？”
“关于妄想的。”周成吐了一口烟，“他说陈枫的妄想只是在转移载体。但如果陈枫的妄想不是转移，而是……被什么东西验证了呢？”
“什么东西？”
周成没有直接回答。他抽完那支烟，把烟蒂掐灭在车门的烟灰缸里。
“你也在做一样的梦。”周成说，“如果你没有做那些梦，陈枫的话就是纯粹的妄想。但你也做了。所以有两种可能：第一，你们两个人同时产生了完全相同的妄想；第二，那不是妄想。”
林深坐进了车里，系上安全带。
“还有第三种可能。”他说。
“什么？”
“我才是妄想的源头。陈枫只是一个接收者。”
周成的手停在了方向盘上。
“你什么意思？”
“赵老师说过，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特征是妄想。”林深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天空，“妄想可以投射到别人身上。如果我的大脑出了什么问题，产生了某种‘我在梦里看到凶杀案’的妄想，而我在和陈枫接触的过程中，把我的妄想传递给了他——或者他说服了自己相信我说的东西——那就会出现现在的局面。”
“你觉得你有病？”
“我不知道。”林深说，“但我知道一件事——我的左眼眼角有一颗痣，位置和我梦里的凶手一模一样。”
周成愣住了。
“你在梦里看到的是凶手。”他说，“不是你自己。”
“我看到的是戴着面具的凶手。面具歪了，我看到了一小截脸。左眼眼角，一颗痣。”林深转过头看着周成，“今天早上，我在镜子里的自己脸上，看到了同样的痣。”
车子里安静了很久。
“位置一样？”周成终于问。
“位置一样。”
周成把发动到一半的车子又熄了火，沉默地看着方向盘。
“你现在才告诉我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林深说，“因为我不确定那意味着什么。也许只是巧合。也许我在梦里看到的真的是我自己，只是我当时没有认出来。”
“你觉得自己会是凶手？”周成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刑警的冷静，而是一种复杂的、交织着怀疑和不安的情绪。
“我不知道。”林深说，“我需要找到那扇门。推开它。看到门后面的东西。”
“什么门？”
“防火门。”林深说，“梦里的那扇。”
车子开回了市局。
周成把车停在停车场，但没有下车。他坐在驾驶座上，手指在方向盘上敲了好一会儿。
“林深。”他终于开口，“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你真的有那种能力——或者那种病——你就不能继续一个人扛了。”
“我没有一个人扛。”林深说，“我有你们。”
“我说的不是这个。”周成转过头看着他，“我是说，你需要做一个全面的精神评估。不是赵主任那种聊几句，是住院式的、系统的评估。如果真的是你的大脑出了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如果没问题，那就当是排除了一个可能性。”
林深看着他，很久没有说话。
他知道周成说的是对的。如果他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凶手，想知道那些梦到底是真实还是妄想，他需要一个外部的、客观的判断。而精神评估就是那个判断。
但他也知道，如果他走进精神卫生中心的大门，以“病人”的身份，他就再也出不来了。不是物理上的出不来，是身份上的——一个被诊断为精神疾病的心理医生，他还能继续做他的工作吗？还能继续被警方信任吗？
还能继续追查真相吗？
“让我想想。”林深说。
“别想太久。”周成说，“第四具尸体已经够了。我不想看到第五具。”
林深下了车，走进市局大楼。
走廊很长，白炽灯很亮。
他走在走廊里，脚步声在墙壁之间来回弹跳。每走一步，他都觉得走廊在变长。每走一步，他都觉得灯光的颜色在变冷。
他忽然停下来。
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一件事——他现在所在的这条走廊，和梦里的那条，越来越像了。
同样的长度，同样的灯光，同样的回声。
唯一不同的，是走廊尽头没有防火门。
但也许，只是他还没有走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