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宇：写这封信的时候窗外阳光很好，我在听《小小》，就是你最喜欢的那首歌。我循环了一整个下午，突然很想告诉你一些事。一些我不说，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的事。”
“你知道我为什么给赵德生写那封情书吗？”
“那年我十四岁。他在办公室强奸我之后，我回家告诉了我妈。我妈抱着我哭了很久，然后擦干眼泪对我说：婷婷，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要是传出去，你以后怎么嫁人？第二天早上她照常给我做了早饭，让我穿好校服去上学。她看着我的眼神像在看一件被摔过的瓷器——不是心疼瓷器碎了，是怕别人看出来瓷器上有裂纹。”
“过了一个星期，我妈突然跟我说，她想了一个办法。她说现在外面已经有人在传闲话了，说我跟赵老师走得近。与其让别人传，不如让所有人都以为是我主动的。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写情书给老师，最多被人骂几句不知廉耻。总比被人知道真相强。你明白吗？被骂不知廉耻，总比被人知道我是一个被强奸过的人强。”
“那封情书是我妈起草的，我抄了一遍。我妈的字很好看，可那天她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我眼睛里。抄完之后我吐了很久，吐到胃里只剩酸水。第二天我把情书夹在作业本里交给赵德生，赵德生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收下了，没有问我任何问题，脸上的表情甚至带着一种如释重负。”
“后来教务主任在广播里通报批评我，我站在操场上，全校的人都在看我。那些目光像密密麻麻的蚂蚁爬在我身上。我抬头看了一眼办公室的窗户，赵德生站在那里，窗帘拉了一半，只露出半张脸。我妈说这样就可以保护我。从那天起，我十四岁，却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我恨过我妈。后来不恨了，因为她那一套逻辑不是她自己想出来的，是这个镇子、这些人、这个世道教给她的。在那个世界里，女人的清白比命还重要，而维护清白的方式，就是把伤害自己的人藏起来，把自己活成一个谣言。所以我后来不停地换城市，不停地换男人，因为我想找到一个人、一个地方，能让我不再需要藏。但我找不到。赵德生的脸像鬼一样跟着我，每一个男人的脸上都有他的影子。我母亲教会了我一个道理——被伤害的人要自己吞下苦果，而伤害别人的人可以继续安安稳稳地活着。”
“小宇，这些事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为什么现在告诉你？因为你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唯一一个让我觉得我不需要藏的人。那年你坐在河滩上听我说话，眼睛亮得像星星，我就想，这个小男孩真好，他眼睛里没有脏东西。所以我把《小王子》送给了你。我在扉页上写，你是我在这个肮脏世界里遇见的最干净的人。我是认真的。”
“后来你长大了，你眼里的东西变多了。在北京你跟我做爱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你的犹豫。你在想什么？想我是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睡的女人？想睡了我之后该怎么面对我？我不知道。但我不怪你。因为我们都是被恐惧和欲望囚禁了一辈子的人。你怕靠近我，我怕被你看见真正的我。”
“所以，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在活着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个人可以相信。”
“写到这里阳光已经偏西了。我该出门了。今晚酒吧有演出，我要唱一首新学的歌。再见，小宇。”
甘婷婷死后，我才收到了这封信的。信纸的末尾没有落款，只画了一朵小小的白玉兰，铅笔描的，描得很仔细。我把看完的信叠好放回信封，忍不住痛哭出声。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回了已经离开了十几年的小镇。
镇子变化不大，街道还是那几条街道，梧桐树还是那些梧桐树，只是街边多了几家奶茶店和手机维修店。镇中学门口的门卫室装了电动伸缩门，校园里新盖了一栋教学楼，白墙蓝瓦，在灰扑扑的老建筑中间显得格外扎眼。
赵德生退休后住在镇子东头的老教师楼里，三楼，两室一厅。我敲开门的时候他正在看电视，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格子衬衫，头发全白了，肚子比当年更大，嘴里那口黄牙一开口就露出来。
“你是？”他眯着眼看我，厚厚的镜片后面是一双浑浊的眼珠。
“张宇。”我说，“甘婷婷的朋友。”
赵德生的手猛地攥紧了门框。
“甘婷婷？”他的声音干巴巴的，语调不自然地拔高了半度，“那个女娃子……她怎么了？”
“她死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他的瞳孔缩了一下，然后迅速地往身后看了一眼。客厅里没人，只有电视机里咿咿呀呀地放着戏曲频道。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嘴唇翕动着，半天才挤出一句：“进……进来说。”
我走进客厅，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光线昏暗。茶几上摆着一个搪瓷茶杯，杯壁结了一层黄褐色的茶垢。墙上挂着一幅装裱过的书法，四个大字：“为人师表”，落款是二十年前县教育局送的。
他给我倒了一杯水，手抖得厉害，水洒了半茶几。他坐下来，不敢看我，两只手绞在一起搁在膝盖上，像一个等待受审的犯人。
“甘婷婷的事……我很遗憾。”他说。
“遗憾？”我笑了，“你用这个词，不觉得太轻巧了吗？”
赵德生低着头，沉默了很长时间。戏曲频道里传来一个女声咿咿呀呀地唱着，声音尖细，像指甲划过玻璃。
“那年的事……”他终于开口，“我……”
“你强奸了她。”我说，“在她十四岁的时候。”
赵德生的身体剧烈地抖了一下，像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他猛地抬起头，惊恐、羞耻、哀求，还有一种深深的、被压了二十多年终于压不住的恐惧，全部从那张老脸上挤出来，扭曲得几乎认不出原样。
“当年的那封信......”
赵德生闭上眼睛。浑浊的泪水从他眼角挤出来，顺着脸上纵横的沟壑往下淌。过了很久，他摇了摇头，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是她妈让她写的。”
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的心脏像被人攥紧了一样疼。虽然他说的和甘婷婷信中写的一模一样，但从赵德生嘴里听到，就像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
“她妈来找过我，”赵德生说，声音又低又哑，“没有骂我，没有打我，只是求我不要说出去。她说只要我不承认，外面的人最多骂甘婷婷几句不懂事。她还说……还说要让甘婷婷写一封情书给我，这样别人就会以为是她主动的，事情就过去了。”
“然后呢？”我问。
“然后……”赵德生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自言自语，“然后甘婷婷就真的写了。她把情书夹在作业本里交给我。我收了情书，什么也没说。”
“你什么也没说。”我把这四个字咬得很重。
赵德生从沙发上滑了下去，双膝跪在地板上，老泪纵横。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一种含混的声音，我听了一会儿才辨认出来，他说的是“对不起”，一遍又一遍，像是某种机械的、徒劳的忏悔。
我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老头。我有一种冲动想把墙上的“为人师表”摘下来砸在他头上，想把他拖到街上让所有人都看看这张丑陋的脸。但我什么都没做。我只是站在那里，像一个旁观者。
“她死的时候四十一岁。”我说，“这二十七年里她换过七个城市，做过驻唱歌手、画廊助理、书店店员、花艺师学徒。她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待超过半年。她不停地换男人，因为每换一个她都希望这个人能盖住你的脸，但从来没有成功过。她说所有的男人都有你那样的一张脸，那样的一种气味。”
赵德生跪在地上，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发出一种像野兽低吼的声音。
“你还记得她长什么样吗？”我问，“那个十四岁的女孩，跪在地上收拾散落的作业本，你没有拉她一把，你把门锁上了。你还记得她的脸吗？”
赵德生没有回答。他蜷缩在地上，整个人缩成了一团。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他一眼。墙上“为人师表”四个字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油腻的光泽。
“我不会报警，”我说，“因为报案要有证据，而且已经过了追诉期。但我也不会让你好过。你活着的每一天，都会想起我对你说的这些话。等你死了，你也会带着这些记忆进棺材。”
赵德生的哭声在我身后炸开，像某种濒死的哀嚎。
我走到大街上。正是黄昏，夕阳把整条街染成暖橙色，有小孩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笑声清脆得像铃铛。街角的奶茶店放着流行歌曲，三个穿校服的女孩挤在窗口前等奶茶，叽叽喳喳地讨论着什么。
我站在街边看着她们，忽然想起甘婷婷在信里写的最后一句话——“再见，小宇。”
再见。这两个字她写了两次。第一次是信的结尾，第二次是十七年前，她站在河滩上对我说：“我当然还会回来看你。”
我摸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给王尧。王尧现在当了县公安局局长，前段时间托人找过我，想请我拍一部宣传片，被我拒绝了。电话接通，王尧的声音带着惊讶：“哟，张导，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你说的那个纪录片，我接了。”我说。
“真的？太好了！我就说嘛，老同学——”
“但我有个条件。”我打断他，“拍完你要我拍的东西，你也得听听我想拍的东西。”
“什么？”
“一个故事。”我说，“关于一个女孩，和她没有过完的一生。”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王尧大概猜到了什么，但他没有说出来。成年人的默契，很多时候比真相更重要。
“行。”他说，“你先回来，咱们慢慢聊。”
挂掉电话，我发动车子。后视镜里，老教师楼的轮廓在暮色中越来越模糊，像一块正在融化的污渍。
我打开广播，音乐台正在放容祖儿的《小小》。
“我的心里从此住了一个人，曾经模样小小的我们……”
我把车窗摇下来，夜风吹进来，灌满了整个车厢。我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坐在摩托车后座上风驰穿过小镇的感觉——骨骼里灌满了风，像飞起来一样。那时候我在风里想她，想她骑车载我在街上呼啸而过的样子，想她长发在风中飞扬的样子，想河滩上到处弥漫的白玉兰花香。
那时候我以为，想念一个人是可以用一生的时间去完成的。
可我没想到，她用一生都没有等到。
电影的投资方对我的新选题非常抵触。开会的时候制片人坐在对面，眉头皱得像拧紧的螺丝：“张导，这个题材太敏感了。而且太压抑，没有商业性。”
“那就别拍给所有人看。”我说。
“那拍给谁看？”
“拍给需要看的人。”
制片人愣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说：“你疯了。”
也许吧。但甘婷婷说过，什么事情都规规矩矩就没意思了，人活着也像死人一样。她用一生活成了最不规矩的人，付出了所有人都看得见的代价，和所有人都看不见的代价。
现在，该轮到我不规矩一次了。
剧本的第一稿，我在一个星期内写完了。七十页，不长。故事从一个十四岁女孩被侵害的下午开始，到二十七年后的一个清晨结束。整部剧本只有三个主要人物：女孩、母亲、老师。没有法庭戏，没有正义得到伸张的结局。女孩长大后在各个城市之间漂泊，试图找到一种方式活下去。她遇到过一些人，做过一些事，但最终没能打赢那场只属于她一个人的战争。
剧本的最后一页，我写了这样一行字：
“献给甘婷婷。献给所有在黑暗中独自走了很久的人。”
我保存了文档，合上电脑。窗外天快亮了，远处高架桥上有早班的地铁驶过，轰隆隆的声音像河水的回响。我把甘婷婷的信重新又读了一遍。信封上的白玉兰花让我又想起她说过的一句话——
“一朵花衰败的时候也可以是美的，但女人不一样。”
我想告诉她，婷婷姐，你说错了。你衰败的时候，也是美的。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