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迟把烟掐灭，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
陈雨桐很快回复：“你小子别乱来，王建国不是周德明，没那么简单。”
沈迟没有回复。他放下手机，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些资料，脑子里一片混乱。
王建国。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作为本地最大的父母官，王建国的照片经常出现在新闻里——出席各种会议，发表各种讲话，永远带着那种官方的笑容。沈迟以前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会和父亲的死有关。
但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他。
十五年前，红星机械厂倒闭，父亲调查财务问题，死于非命。十五年后，林德清调查华兴集团，同样死于车祸。两件事，隔了整整十五年，但手法几乎一模一样——都是知情人被灭口，都是以意外的形式掩盖真相。
而华兴集团的背后，是王建国。
沈迟不知道自己在办公室里坐了多久。窗外的天色从亮变暗，又从暗变亮。城市的灯光一盏盏亮起来，在玻璃窗上投下模糊的光影。他看着那些光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停。
手机突然响了。
他拿起来，是陈雨桐。
“接吧。”他对自己说，然后按下了接听键。
“沈迟，”陈雨桐的声音很沉重，“周德明在监狱里自杀了。”
他愣了一下。
“什么？”
“今天凌晨两点，狱警发现他死在牢房里。”陈雨桐说，“和上次一样，用床单拧成的绳子。”
沈迟握着手机，转头看向窗外。
天已经完全黑了，别墅区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像星星落在人间。
“我知道了。”他说。
挂了电话，他站在原地很久。
周德明死了。
这个害死父亲的人，最终还是死了。但沈迟并没有感到轻松，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周德明死了，王建国还活着，郑光明也还活着。那双十五年前将父亲推向深渊的手，或许正隐藏在黑暗中，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不行，他不能停下来。
沈迟拦了辆出租车，直奔周德明在郊外的另一处住所。那是周德明妻子名下的房产，周德明入狱后，那房子就空置了。
门锁着，但沈迟从窗户翻了进去。
屋内灰尘满地，显然已经很久没人来过了。他一间房一间房地搜索，最后在书房的抽屉里发现了一个信封。
信封上是周德明的笔迹，写着两个字——“建国”。
沈迟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中年男人的合影。其中一个沈迟认识——是周德明。而另一个，穿着一身西装，戴着金丝眼镜，笑得很温和。
是王建国。
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1998年，红星机械厂改制会议”。
沈迟把照片收好，继续搜索。
他在书桌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周德明这些年的收支情况。其中有几笔大额支出，收款人是一个叫“张总”的人。
沈迟记下这个名字，然后把笔记本塞进包里。
离开的时候，天已经亮了。
接下来的几天，沈迟像着了魔一样。他白天修复音频赚生活费，晚上就开始调查王建国。他翻阅了十几年的新闻报道，找到了几起可疑的地产项目招标。那些项目的中标公司背后，都有华兴集团的影子。
他还找到了几个知情的退休工人。
其中一个姓张的老人，在红星机械厂干了三十年，退休前是车间主任。沈迟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小区里下棋。
“王建国？”老人想了想，“记得，怎么了？”
“他和红星机械厂的事有关，您知道吗？”
老人把棋子放下，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惕。
“小伙子，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他说。
沈迟没说话，只是盯着他。
老人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
“这是当年厂里的账本复印件。”他说，“我一直留着，没敢声张。你拿去看吧。”
沈迟接过纸，手在抖。
那是一张手写的账目，上面记录着几笔大额资金的流向。每一笔的签名栏里，都写着同一个名字——王建国。
“谢谢您。”他说。
老人没说话，重新拿起棋子，专注于棋盘。
沈迟把纸折好，放进口袋。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他继续深挖。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些关键线索——王建国在担任副市长期间，涉嫌多起腐败案件，涉及地产开发、工程招标、甚至是国有土地收购。
每一笔账，都有人证物证。
沈迟把这些证据整理好，打印出来，整整三大本。他抱着这些证据去找陈雨桐。
“这些够吗？”他问。
陈雨桐翻开第一页，眉头越皱越紧。
“你从哪弄来的？”
“您别管。”沈迟说，“就问够不够。”
陈雨桐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她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爸，”她说，“我这边有重要证据，需要你帮忙转交专案组。”
挂了电话，她看向沈迟。
“剩下的事，交给法律吧。”
沈迟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窗外，天已经黑了。
城市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像无数双眼睛，盯着这片大地。
有些真相，终将见光。
有些债，终要偿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