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穆记得很清楚,这是他第三十七次来这家电影院了。
不是因为电影好看。他不是一个爱看电影的人。这辈子看过的电影,加起来恐怕也没超过三十七部。他来,是因为售票员。
售票员叫何欢,二十出头,扎马尾,笑起来左边有一颗虎牙。沈穆第一次来的时候,何欢问他看哪场,他说随便,何欢给他选了正在热映的一部文艺片。他看了十分钟就睡着了,散场时被保洁阿姨叫醒,嘴角还挂着口水。
何欢站在售票窗口后面笑他:“好看吗?”
“好看,”沈穆说,“就是有点催眠。”
“那你还看?”
“票都买了。”
第二天他又来了。这次何欢给他挑了部喜剧,他没睡着,从头看到尾,出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何欢问他怎么了,他说结局太感人了,男主角死了。
“那是部搞笑片,”何欢说,“没人死。”
“哦,”沈穆想了想,“那可能是我看错了。”
他就是这样的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说自己的话,不太在乎别人怎么想。何欢觉得他奇怪,但也不讨厌。奇怪的人她见多了,电影院是个奇怪的地方,什么样的人都来。
第三十七次的时候,沈穆买完票没有进去。他站在售票窗口外面,隔着玻璃对何欢说:“我明天不来了。”
何欢正在整理找零的硬币,头也没抬:“哦。”
“我要去一个地方。”
“哪里?”
“青河镇。”
何欢的手停了一下。青河镇,两百公里外的一个小镇,她听说过,但从没去过。
“去干嘛?”
“找一个人。”
“什么人?”
沈穆想了想,说:“一个我不确定存不存在的人。”
何欢终于抬起头看他。他今天穿了一件灰色的外套,头发有点乱,像是刚睡醒。他的眼睛很亮,亮得不像是刚睡醒的人。何欢忽然觉得,这个看了三十七场电影只记得两场结局的怪人,现在说的大概是他这辈子最认真的一句话。
“祝你好运。”何欢说。
“谢谢。”
沈穆走了。何欢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电影院门外的阳光里,心想这个人大概不会再来了。
沈穆坐上了去青河镇的客车。
车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田野,从田野变成山。他靠着窗户,眼睛闭着,但没有睡着。他在想一个人。
那个人没有名字。不是说真的没有名字,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她叫什么,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不知道她住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存在。他只知道一件事:如果她存在,她就在青河镇。
这个念头是半年前冒出来的。
那天他在家里翻旧东西,翻到一本笔记本,是他二十年前写的。笔记本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翻开的时候有一股霉味。里面写的全是废话,什么“今天下雨了心情不好”,什么“食堂的饭真难吃”,什么“我想成为一个作家”。二十岁的沈穆写的字歪歪扭扭,像蚯蚓在纸上爬。
但在最后一页,有一行字写得特别工整:
“她在青河镇。”
没有前因,没有后果,就这么五个字。沈穆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完全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写的,也不记得“她”是谁。但那天晚上他失眠了。他躺在床上,脑子里反反复复就是这五个字。
她在青河镇。
她是谁?为什么在青河镇?他为什么要把这五个字写在最后一页?二十岁的他写这句话的时候在想什么?
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他的记忆像一面被人打碎的镜子,碎片散落一地,有一些捡得起来,有一些永远找不到了。
但他还是想去一趟青河镇。
客车在服务站停了二十分钟。沈穆下车买了瓶水,站在路边喝。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车里坐着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也在喝东西。两个人隔着车窗对视了一眼,沈穆朝他点了点头,那个人也点了点头。
沈穆不认识他,但觉得他有点眼熟。想了几秒钟没想起来,算了。他这辈子觉得眼熟的人太多了,大部分都是错觉。
客车继续往前开。下午四点的时候,到了青河镇。
青河镇不大,一条主街,两边是两三层的旧楼房,街尽头是一条河,河水很清,能看到河底的石头。街上人不多,有几个老人在下棋,一个卖水果的大姐趴在摊位上打盹。沈穆站在街口,忽然觉得自己很蠢。
他来青河镇找一个人,但他不知道要找到人是谁。这要是让人知道了,会被当做疯子的。
他走进街边一家小卖部,买了包烟。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胖,秃顶,穿着白背心,正在看手机。
“老板,问您个事儿。”
老板抬起头。
“你们镇上,有没有一个……”沈穆说到一半卡住了,他不知道怎么形容。有没有一个什么?一个女人?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他连对方多大年纪都不知道。“算了,”沈穆掏出烟来,“来一根?”
两个人站在小卖部门口抽烟。夕阳从街尾照过来,把整条街染成橘红色。河水在远处静静地流,有鸟从河面上飞过。
“你是外地来的?”老板问。
“嗯。”
“找人?”
“算是吧。”
“找谁?”
沈穆吸了口烟,想了想:“找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老板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大概觉得这人脑子有病。
“二十年前我来过这里,”沈穆说,“应该来过,我不太确定。我在一本笔记本上看到我写了‘她在青河镇’,但我不记得她是谁了。”
“二十年前?”老板把烟灰弹掉,“那时候我还没搬到这儿呢。不过你可以去街尾那家照相馆问问,老陈在这儿住了四十年了,镇上的事儿他都知道。”
“照相馆?”
“对,青河照相馆,老陈开的。你往前走,看到一棵大槐树就到了。”
沈穆道了谢,沿着街往前走。走了大概两百米,果然看到一棵大槐树,树冠遮住了半边街。树下有一家铺子,门头上挂着一块旧木牌,写着“青河照相馆”。门是开着的,里面没开灯,有点暗。
沈穆走进去。铺子不大,墙上挂满了照片,黑白的、彩色的,新的、旧的。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柜台后面,戴着老花镜,正在擦一台老式相机。
“陈师傅?”
老人抬起头,从镜片上方看他:“拍照?”
“不是,我想问您点事儿。”
“什么事?”
沈穆走到柜台前:“二十年前,镇上有没有住过一个女孩子?大概……二十来岁?”
老陈放下相机,摘下眼镜:“二十年前的女孩子多了,你说哪一个?”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她是青河镇的。”
“那你找她干嘛?”
“我不知道,”沈穆说,“我只知道我想找到她。这件事对我很重要。”
老陈沉默了一会儿,重新戴上眼镜,打量着沈穆。
“你叫什么名字?”
“沈穆。”
“沈穆……”老陈念了一遍这个名字,皱着眉头想了想,然后站起身来,走到靠墙的一个旧柜子前面,拉开抽屉翻了半天,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二十年前,有个姑娘来过我这儿,拍了张照片,说如果有人来找她,就把这张照片给他。她没留名字,也没说谁会来找她,就说了一句,‘他如果来了,给他看这个’。”
沈穆的心跳加快了。
“二十年了,没人来找过。你是第一个。”
老陈从信封里抽出一张照片,递给沈穆。
照片是黑白的,已经有些泛黄。照片上是一个姑娘,二十来岁,短发,瘦瘦的,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站在河边,风吹着她的头发,她微微眯着眼在笑。笑容很淡,但很好看。
沈穆看着这张照片,一动不动。
他不认识这个姑娘。
他翻来覆去地看,仔细地想,把脑子里所有的记忆碎片都翻了一遍。没有这个人。他完全不记得自己见过这张脸。
“不认识?”老陈问。
沈穆没说话。
但他注意到一件事。照片的背面,有一行字,是用钢笔写的,笔迹纤细工整:
“要么爱,要么死。”
沈穆的手指停在这行字上。
这是他写的句子。他在一本书里写过这句话,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本书卖得很差,印了两千册,大部分都堆在仓库里发霉。他以为这世上没有人读过这句话。
但这个姑娘把它写在了自己的照片背面。
“你认识她吗?”老陈又问了一遍。
“不认识,”沈穆说,“但我知道她认识我。”
他在照相馆里坐了很久,把那张照片放在柜台上,盯着它看。老陈给他倒了杯茶,他没喝。茶凉了他也没喝。
“你到底想不想起来?”老陈问。
“想不起来。”
“那你打算怎么办?”
沈穆沉默了一会儿:“陈师傅,我能在这儿坐一夜吗?”
“坐一夜?”
“我想守在这儿。”
“她不会来的,二十年了,她要是会来,早就来了。”
“我知道。但我想坐一夜。就当是……”沈穆顿了顿,“我也不知道当是什么。”
老陈看了他一眼,没拒绝。老人给自己泡了杯茶,坐在椅子上,也不催他。
天黑了。街上的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照在门口的槐树叶子上。河水在远处响着,声音细细的,像有人在耳边说话。
沈穆坐在照相馆的门槛上,抽着烟,一根接一根。他在想一个问题。
这个姑娘是谁?
她认识他,知道他写过的句子,特意拍了张照片留给照相馆的老板,说如果有人来找她就给他看。那她一定认识他。甚至——
她知道他会来。
可是他们是什么关系?他什么时候来过青河镇?他为什么会在笔记本上写“她在青河镇”?
他什么都想不起来。
这让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不是因为记不起来了,而是因为他隐隐觉得,那些记不起来的事情,很重要。比什么都重要。
老陈在屋里说:“要不你去河边走走?兴许能想起点什么。”
沈穆站起来,腿有点麻。他沿着街道往河边走。河边的路灯很暗,河面上映着月光,碎碎的,像银子撒在水面上。有风吹过来,带着水草的味道。
他站在河边,闭上眼睛。
二十年前,他二十四岁。那时候他刚出了第一本书,自以为才华横溢,被出版社当作新锐作家来包装。书没卖出去,人倒是膨胀得很。他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觉得读者不识货,觉得评论家都是瞎子。
那时候他住在城里,租了一间小公寓,天天喝酒,喝醉了就写东西,写完就撕。他的编辑老何劝他出去走走,别老闷着。他说不去,有什么好走的。老何说你去青河镇吧,那边风景好,安静,适合写作。他说不去。
但他最后还是去了。
因为他跟老何打了一架。那天晚上两个人都喝了酒,老何骂他不识好歹,他骂老何不懂文学。两个人在路边打了一架,他鼻子被打出了血,老何的门牙差点被他打掉。第二天酒醒了,他给老何打电话道歉,老何说你他妈去青河镇待着吧,别在城里祸害人了。
他就去了。
坐的也是那趟客车。那时候还是那种旧客车,座位硬邦邦的,窗户关不严,风呼呼地往里灌。他坐在最后一排,旁边坐着一个姑娘。
姑娘。
沈穆猛地睁开眼睛。
他记得那个姑娘了。
她坐在他旁边,穿着白色的衬衫,短发,瘦瘦的,靠着窗户看书。他瞟了一眼封面,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心想现在还有人看海明威,真稀奇。
姑娘注意到他在看,偏过头来问他:“你看过吗?”
“看过,”沈穆说,“大鱼最后只剩骨头了。”
“你觉得惨?”
“不惨。他赢了。”
姑娘笑了,她说:“我也觉得他赢了。”
就这么几句话。后来一路上他们没再说话。姑娘在青河镇下了车,他也在青河镇下了车。他们在车站分开,姑娘往东走,他往西走。走了几步他回过头,想问她叫什么名字,但姑娘已经走远了。
他在青河镇待了三天,住在河边一家小旅馆里,每天就是喝酒、发呆、写不出东西。第四天他走了,回了城里,再也没有回来过。
就这么点记忆。
就这么点。
沈穆站在河边,握紧了拳头。他以为那姑娘只是一个路人,一个在客车上看《老人与海》的路人。他连她的名字都没问。可是她却把他的照片留在了照相馆,把他的句子写在了照片背面。
为什么?
他不明白。
他回到照相馆的时候,老陈已经靠在椅子上打盹了。沈穆轻轻叫醒他。
“陈师傅,她留照片的时候,说了什么?”
老陈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什么?”
“她留照片的时候。说了什么话没有?”
老陈想了想:“没说什么特别的。就说如果有人来找她,把照片给他看。我问她,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她说不知道。我又问她,那你叫什么名字?她笑了笑,没回答。她付了拍照的钱就走了。”
“就这些?”
“就这些。”
沈穆沉默了。
老陈看着他,忽然说:“对了,她走的时候掉了个东西。”
“什么东西?”
“我放在抽屉里了,给你找找。”
老陈又翻了一遍抽屉,找出一个发卡。一个很普通的铁质发卡,黑色的,上面有细小的划痕,用了很久的样子。
沈穆接过发卡,翻过来看。背面刻着两个字。
“不渝。”
至死不渝的不渝。
沈穆握着那个发卡,愣了一阵,慢慢地想起来了。
全部想起来了。
他不止在客车上见过她。
那三天里,他每天都见到她。她在河边洗衣服,他在河边发呆。她在小卖部买酱油,他在小卖部买酒。他们见过很多次,每次都是点头,微笑,没有说话。他以为她不会说话,其实他才是那个不会说话的人。
最后一天晚上,她在河边找到他。他坐在石头上喝酒,喝了很多,整个人醉醺醺的。她在他旁边坐下,问他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
他说:“写不出东西。”
她说:“写不出就写不出,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说:“你不懂。我要成为作家,我要写出最好的东西。要么写出来,要么死。”
她问他:“要么爱,要么死,也是一样的吗?”
他说:“这是一回事。写作就是爱。爱就是写作。”
她不说话了。过了很久,她站起来,说:“我走了。”
他说好。
她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他。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很亮。
她说:“你会记得我吗?”
他醉醺醺地说:“记得。”
她说:“你会来找我吗?”
他点了点头,含糊地说了声“会”。
然后她就走了。
他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忘了这件事。醉酒让他的记忆断片了,他只记得自己在河边喝了一夜,有个人跟他说过话,但说了什么、那个人是谁,他完全不记得了。
他退房,坐车回城,继续他的生活。出书,喝酒,打架,失败,再来。后来他不写作了,去做生意,开过饭馆,开过书店,都赔了。后来又去做销售,卖房子,卖保险,什么都干过。结婚,离婚,再结婚,再离婚。二十年就这么过来了。
他早就忘了青河镇。
也忘了那个姑娘。
但那个姑娘一直记得他。
她把发卡留在了照相馆,发卡上刻着“不渝”。她把照片留给老陈,照片上写着他写的句子。她等了二十年。
他来了。晚了二十年。
沈穆握着发卡,坐在照相馆门口,哭了。
老陈站在后面,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沈穆哑着嗓子问。
“不知道。”
“她住在哪里?”
“也不知道。她不是镇上的人,好像是附近村里的,来镇上买东西,顺便拍了这张照片。”
“附近哪个村?”
“不晓得,”老陈叹了口气,“二十年了,就算找到又怎样呢?她大概早就嫁人了,搬到别处去了。”
沈穆没有说话。
第二天沈穆离开了青河镇。
他带走了那张照片和那个发卡。老陈送他到车站,问他还会不会再来。
他说不知道。
回城的客车上,他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他把照片拿出来看了很久。照片上的姑娘二十岁的样子,短发,白衬衫,站在河边笑。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他看了很久才看出来那是什么。
那是希望。
她相信他会来。
她把发卡刻上“不渝”,把照片写上他的句子,告诉照相馆的老板会有人来找她。她相信他会来。
他来了。
但他来晚了。
沈穆把照片翻过来,看着那行字。“要么爱,要么死。”二十年前觉得自己是在写一种极致的浪漫。现在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根本不是。那时候自己什么都不懂。
客车在服务站停下。沈穆下车抽了根烟。旁边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上午的阳光照在车身上,反射出刺眼的光。
他眯着眼看了看车牌,是昨天在同一个服务站看到的那辆车。
车窗摇下来,一个穿白衬衫的男人探出头,冲他点了点头。
沈穆也点了点头。
“找到你要找的人了吗?”白衬衫问他。
沈穆愣了一下。他不记得自己跟这个人说过话。
“没有。”沈穆说。
白衬衫没再说话。车窗摇了上去,轿车开走了。
沈穆看着那辆车汇入车流,越来越远,最后不见了。
回到城里已经是傍晚。沈穆没有回家,直接去了电影院。
售票窗口后面坐着一个他不认识的姑娘,不是何欢。
“何欢呢?”他问。
“辞职了,”那姑娘说,“昨天走的。”
“去哪里了?”
“不知道,好像说出趟远门。”
沈穆在售票窗口站了很久。电影院门口人来人往,有人买票,有人进场,有人散场。他站在中间,一动也不动。
他想起来何欢最后跟他说的话。她说祝你好运。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他,很认真,像是在记什么。他当时没注意,现在想起来,她大概是怕忘了他的脸。
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个发卡,冰凉的,上面刻着“不渝”。
他忽然很想抽根烟。
电影院门口贴着新片的海报,是一部爱情片,名字叫《青河》。海报上是一个穿白衬衫的姑娘,短发,站在河边,微微眯着眼在笑。
沈穆盯着海报看了很久。
他不记得自己有没有跟何欢说过青河镇。
也许说过,也许没有。也许是他看错了。
但海报上的姑娘,确实有点像照片里的人。也有点像何欢。
他把烟点上了。
黄昏的光从西边照过来,照在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他坐在台阶上抽烟,一根接一根,像是要把整个黄昏烧尽。
旁边有个卖花的小女孩,挎着篮子,篮子里是玫瑰。小女孩问他买不买花。
他买了一支,付了钱,然后不知道该送给谁。
他把玫瑰放在旁边的台阶上,站起来,走了。
走了几步,又回头看。
电影院门口的灯亮了,橘色的,暖洋洋的。海报上的姑娘在灯光下笑。那支玫瑰孤零零地躺在台阶上,被晚风吹得轻轻晃了晃。
沈穆忽然笑了。
他想起老陈说的话。二十年了,找到又怎样呢。他想,是啊,找到又怎样呢。
重要的是他找过。
重要的是有人在等他找。
他把烟掐灭,转身走了。
身后是渐次亮起的灯火,和一个漫长的、正在醒来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