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车站外面的雾很大。
母亲站在出站口，看见我，挂了手机，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包，转身往停车场走。她的背影很急。焦虑已经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她就连站立不动也是狂躁的。
“回去的票买了没有？啥时候回去——”
“明天。”
“明天？”
“嗯。明天。”
她不说话了。
上了车，她发动引擎，暖风还没上来，车厢里冷得像一口井。
她盯着前方的路说，“钱的事你自己想办法。”
我说好。
她没有看我。我也没有看她。窗外的雾把路灯裹成一团模糊的黄。我想起一件事。很小的时候我爸带我去钓鱼。等了一下午，一条也没钓上来。回去的路上他一句话也没说。进了门，他把鱼竿往墙角一扔，说，以后不去了。那是他带我出去玩的最后一次。
“你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母亲忽然说。
“怎么了。”
“腰。老毛病。”
“去看过没。”
“他不去。”
我没有接话。他从不看病。从不抱怨。从不主动打电话。他不是一个坏父亲，只是一个不存在于日常里的父亲。他存在于母亲每一句“你爸说”的开头，存在于我从来没有主动拨打过的通讯录，存在于我每一次开口要钱时心底吐不出来的羞耻。他不存在于别的任何地方。
车停在家门口。楼道里的灯坏了一盏，另一盏在闪。母亲掏钥匙的时候，我从她背后看她后脑勺的白发。那些白发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我不知道。
我进了自己房间，把包放下。床还是那张床，书桌上还贴着高中时的课程表。那些表格已经泛黄了，边缘翘起来，落满了灰。
我躺下来。床板很硬。和北京的某张廉价床板一样硬。
外面开始下雨。
二
雨打在窗台上，寂寞，缠绵，而且冷清。
我睡不着。
手机亮了一下。是他。他的微信我没有删，也没有回。他发的最后一条消息是一个月前。北京冷。你带件厚衣服。那时候我刚从他那座城市回去。我们没有说分手。我们只是不再见面。
我翻了个身，把手机塞到枕头下面。
他的呼吸还留在我的皮肤上。
那是秋天。南国的秋天。桂花开了满街。他和我躺在出租屋那张宽大的床上。天花板上有块水渍，形状像一个倒过来的鞋印。他亲吻我的时候，我睁着眼睛，看那只鞋印。
他说，你怎么不闭眼。
我说，我在记。
记什么。
记住这个水渍。
他笑了。他的笑是那种你闭上眼睛还能看见的笑。他把手放在我的锁骨上，轻轻按了一下，像是在确认什么。
“你太硬了。”他说。
“什么。”
“这里。”他的手指又按了一下。“像一块骨头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我没说话。
“你从来不哭。”他说。
“哭能解决什么。”
“不是用来解决的。”
他翻过身，把被子拉上来，盖住我们两个。窗外桂花落了一地。橘色的路灯把湿漉漉的马路照得发亮。他把下巴抵在我头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低，低到像是在自言自语。
他说，你走了以后，这个城市，又只剩下我独自一个人了。
我想说很多话。比如不要等我。比如不值得。比如对不起。比如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但我什么都没说。
那些话堵在喉咙里，和他说的“那块骨头”一起，卡在那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后来我真的走了。
后来他真的没有再发消息。除了那条。北京冷。你带件厚衣服。
我没有回。
我不回不是因为冷漠。是因为那条消息太轻了，轻到我接不住。他从来不说“我想你”，不说“别走”，不说那些能把人拉住的话。他只说带件厚衣服。好像他把所有的重量都藏进那句话里，把决定权完整地交给我。
而我害怕的，正是决定权。
三
第二天早晨，雨停了。我起得很早，收拾行李。去北京的火车是下午的，但我想早点走。
我走到客厅，父亲坐在沙发上。他看见我，没有说话。
他老了很多。头发白了一半，眼窝陷进去，颧骨突出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秋衣，袖口脱了线。他大概从我上初中开始就穿这件秋衣，而我从来没有注意过。
我走过去。他把茶几上一个信封往前推了推。
我说，不用。
他没说话。他把信封又往前推了一下。
客厅里很安静。厨房里有水烧开的声音。母亲在煮粥。
我拿起信封。不厚。但也不薄。那些钱叠得整整齐齐，应该是刚从银行刚取出来的。
我没有数。我把它放进口袋里。
“以后不用了。”我说。
他抬头看我。他的眼睛很浑浊，像一个太久没有被风吹过的湖。
“你腰不好，去看一下。”我说。
他点了点头。
他没有问我去北京做什么。他从来不问。他不是不关心。他是不知道该怎么问。他和我一样，我们之间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堵了二十年，变成两块一模一样的骨头。
我走出门的时候，听见母亲在厨房里说了一句什么。锅铲碰锅沿的声音盖住了她的话。
我没有听清楚。
四
我一个人办完了那些手续，一个人签了字，一个人坐地铁回了住处。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贴着发黄的壁纸，边角翘起来，和高中时那张课程表一样。
我躺在床板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没有水渍。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疼痛在这时候找了上来。
不是突然的，是那种一点一点爬上来的疼。从下腹开始，顺着脊椎往上，像蚂蚁搬家，淅淅沙沙，最后停在腰上。我蜷起膝盖，用手按住那个位置。没用。它从来不听话。从来不在我需要它安静的时候安静。
我闭上眼睛。
想起那个信封。想起父亲推那个信封的动作。想起母亲后脑勺的白发。想起每次听到提起钱时她的沉默。想起楼道里那盏闪烁的灯。想起他说的话。你从来不哭。想起他手指按在我锁骨上的重量。想起他说的骨头。还有北京冷。你带件厚衣服。
隔壁有人在冲马桶。水管在墙里嗡嗡响。北京在窗外。北方在窗里。
我把被子拉上来，盖住自己。那张廉价床板硌着我的背。硬的。和他妈的这十几年一样硬。
明天还要去医院。交钱，续命。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对父母，我只跟他们说，我在北京，开公司亏了钱。我怎么说，他们也就怎么信了。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走廊里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很远，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过来的。
我想着他的呼吸。一下，两下。第三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记不清他的脸了。
我记不清他的脸，但记得他说的那句话。带件厚衣服。
北京的秋天确实很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