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一过，镇子就醒了。不是一下子醒的，是慢慢缓过来的。鞭炮屑扫干净了，灯笼收了，门上贴的春联被风吹掉了一角，翘着边，没人管。天还是冷，但太阳出来的时候，晒在身上有一点暖意了。那点暖意很薄，像一层纱，风一吹就没了，但你知道它在那里。
君予安把工作室里的炉子烧得旺了一些，窗玻璃上的水汽厚了又散，散了又厚。窗外的柚子树还是秃的，但枝头开始冒新芽了，很小，绿得发黄，不凑近看不出来。他每天早上都要站在树下看一会儿——今天比昨天多了一个芽，明天比今天又多了几个。这个变化慢得几乎感觉不到，但它在发生。
鸟刻到了第十五只。第十一只到第十五只，每一只都不一样。有的翅膀收着，有的张着，有的头侧向一边，有的仰着。陈伯来看过一次，把每一只都拿起来看了，放回去的时候说了一句：“你在找什么？”
君予安没听懂。
“每只鸟都不一样，你在找哪个样子是对的。”陈伯看着他，“鸟没有哪个样子是对的。飞起来是对的，不飞也是对的。”
他想了想这句话，想了好几天。
公众号的订阅人数到了一百一十七个。有人留言说喜欢他写的《不走了》那篇，有人说他写的柚子让人想起自己老家，有人说他写得慢但每一篇都值得等。君予安每一条都看了，没回。不知道怎么回。说谢谢太轻，说别的又太多。
二月中的一天，林安来的时候带了一盆花。花不大，紫色的，花瓣小小的，密密地挤在一起。她把花盆放在工作室的窗台上，和那排鸟并排放着。“这是什么花？”君予安问。
“报春花。春天开的。”
他看着那盆花，紫色的花瓣在光里亮亮的，花盆是塑料的，红色的，底下一个托盘。“你买的？”
“路上捡的。人家扔在垃圾桶旁边，还活着，我就捡回来了。”
“你捡回来的？”
“它又没死，为什么不捡？”林安把花盆转了转，让花朝着光。“你写文章，不也是把别人没看到的东西捡回来？”
他没接话。报春花在光里开着，小小的，紫得发亮。
中午，陈伯来工作室坐了一会儿。开春以后他的关节好多了，手指弯下去不响了，走路也快了。他坐在竹椅上，拿起窗台上的一只鸟翻来覆去地看。“这只翅膀的弧度对了。”
“第十五只。”
“你知不知道你刻了多少只了？”
“十五只。”
“不算多。我刻了一辈子，数不清了。”他把鸟放回窗台，“但你的鸟跟我刻的不一样。我刻的是鸟的样子，你刻的是鸟在看东西的样子。”
“鸟在看什么？”
“那就看你了。”陈伯站起来，走到窗户边，看着院子里的柚子树。新芽多了，绿了，枝头开始有了颜色。“今年这棵树会比去年结得多。你浇得好。”
君予安也看着那棵树。他其实没怎么浇，就是想起来的时候浇一桶。但树不管这些，你浇它就长，你不浇它也长。
二月下旬，周姨的菜地开始忙了。翻地、播种、浇水，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君予安下午没事就去帮忙。锄头握在手里，跟雕刀不一样。雕刀轻，锄头重。雕刀走的是细路，锄头走的是粗路。但都要稳。锄头下去歪了，苗就歪了。
“予安，你种过地没有？”周姨蹲在地头点种子。
“没有。”
“那你帮我浇水。”
他拎着水桶一趟一趟跑，水从桶里晃出来洒了一路。
“慢点，走稳了再走，水就不洒了。”
他放慢了，一步一步走，水果然不洒了。稳。又是稳。回来以后，好像所有人都在跟他说这个字。
傍晚，他和林安坐在门槛上，手里各端着一碗茶。天长了，六点多还没黑，巷子里有小孩在跑，尖叫着，笑声从巷头传到巷尾。周姨的收音机在放新闻，说两会快开了。
“予安，你有没有想过把那些鸟卖了？”林安问。
“卖给谁？”
“网上。你不是有公众号吗？在上面发一下，有人买就卖。”
“还没刻好。”
“什么时候算刻好？”
他想了想。“不知道。”林安点了点头，这个答案她听过很多次了。以前她说“不知道挺好的”，今天她说：“不知道就不知道。反正不急。”
太阳落下去了，天边还剩一点橘红色，慢慢变暗。巷子里的孩子被喊回家吃饭了，尖叫声没了，脚步声也没了，只剩下周姨的收音机还在响，声音调低了，隐隐约约的，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说话。
“予安。”
“嗯。”
“我今天收到县医院的通知，调动申请正式撤销了。以后就留在镇上了。”
“嗯。”
“你就不说点别的？”
他想了想。“留下来挺好。”
她看着他。“挺好就挺好。”她站起来，把茶杯放在门槛上，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回去了，明天早班。”
“我送你。”
“不用。”
她走了。脚步声在巷子里越来越远，走到巷口的时候停了一下，好像回头看了一眼，他没看清。
君予安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天全黑了。他把茶杯端起来喝了一口，凉了。报春花在工作室的窗台上，天黑以后看不清颜色了，但还在那里。明天太阳出来又会亮起来。花不管你看不看得到它，它都开。人也是。不管别人知不知道你在这里，你都活着。
他把茶杯拿回厨房，洗了，放在灶台上。
进了工作室，开了灯。炉子灭了，但屋子没完全冷。他从抽屉里拿出雕刀，坐在工作台前，拿起一块新木头。第十六只鸟。今天刻轮廓。
刀尖下去，木屑卷起来，薄薄的。窗外的柚子树在风里晃，新芽在夜里看不见，但明天早上又会多几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