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立诚在废弃实验室的走廊里打了一个电话。不是打给内部调查组，不是打给副局长，是打给省立神经医学研究所的急诊调度中心。他用的是私人手机，报出的名字是林耀，要求一辆配备神经监护设备的急救车，十五分钟内赶到城北旧工业区。
“你确定？”电话那头的人在确认身份。
“我确定。”何立诚把配枪插回枪套，声音不高但没有任何犹豫，“嫌疑人左肩枪伤，失血量约五百毫升，疑似气胸。有严重的神经失控史，正在经历急性记忆重影发作。需要隔离监护，不是监狱病房。责任我来担。”
他挂了电话，转过身，面朝林耀。两个人之间隔着不到两米，地板上还残留着01号被抬上担架时滴落的血迹。何立诚把手机放进口袋，然后把自己的配枪从枪套里抽出来，卸下弹匣，退出膛内待发的最后一颗子弹，一起放在旁边的推车上。
“我在报告里写的那些话——隐瞒证据、越权调查、预谋共犯——每一句我都写了。现在我会把当年调阅宋家档案的全部记录交出来。不是作为你的同事，是作为调查的一部分。那天我去找沈知行，让他给你的评估报告加一项‘身份认同紊乱风险’，是因为我当时相信有人在利用你的身份作案。我用了错误的方法去验证一个正确的怀疑。这是我的责任。”
林耀看着推车上的那把枪，没有说话。
何立诚把手从推车上移开，站直了身体。走廊尽头，急救车的红蓝光透过破碎的窗户映在墙壁上，一圈一圈地旋转。
省立神经医学研究所的隔离病房在十一楼。窗外是城市的天际线，晨光正从玻璃幕墙的反射里一层一层漫上来。01号躺在病床上，左肩的伤口已经被处理干净，加压绷带从锁骨一直缠到上臂。他的眼睛闭着，呼吸平稳，监护仪的滴答声均匀而缓慢。
林耀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已经坐了将近六个小时。他把母亲的日志翻到最后一页有记录的日期，然后合上，放在床头柜上。01号的眼睑动了一下，然后缓缓睁开。他的瞳孔在晨光里收缩了一下，然后对准了林耀的脸。
“你没有逮捕我。”
“没有。”
“为什么不逮捕？”
“因为你是我唯一可以目击的证人，也是唯一可以替我作证的人。”林耀把椅子往前挪了半寸，手肘撑在膝盖上，“何立诚已经把他的调阅记录全部交上去了。内部调查组拿到了所有证据——我们的档案、军方的评估表，还有你在实验室里交代的全部供述。程序上来说，你可以被起诉。但你的供述会作为被害人一方的证据，不是加害人的口供。”
01号把视线转向病床左侧紧闭的铅灰色窗帘，沉默了很久。
“如果我不是你哥哥，”他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你还会追这么久吗？”
林耀没有犹豫。“我会。”
01号转过头，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嘴角动了一下。林耀站起来，把床头柜上的日志放进外套内袋，转身推开病房门。
门外站着七个人。
七张和他一模一样的脸。颧骨的弧度、眉骨的高度、嘴角那道几不可察的细纹，每一张都精准得像是从同一面镜子里走出来的倒影。他们穿着不同的衣服，有的穿夹克，有的穿衬衫领口松开一颗扣子，提不同的公文包或背不同的双肩包。但他们的站姿和眼神出奇地一致——如同训练有素的面孔组合。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往前迈了一步，伸出左手。他的手腕上戴着一块旧表，表盘是象牙白色，表带是棕色牛皮，表壳边缘有一道极细的划痕。林耀认得那块表。它和母亲日志里夹着的那张黑白照片里，她坐在实验台前面看数据时腕上戴着的那块完全相同。
“林耀。”那个人开口，声音平缓而清晰，“你应该叫我教授。沈知行和你母亲的遗书只提醒了你一半的事。另一半是——我们不止这几个兄弟。我们背后，是一个还在运行的军方代际更替系统。而现在最年轻的05号已经失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