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死的时候，农场里没有一个人同情他。
这话说起来不厚道，可事实就是这样。赵大个被公安带走了，后来判了几年，农场里的人都说判得重了，该给赵大个发个奖状才对。这话虽然糙，但能看出来我爹在农场里混得有多不招人待见。
我娘成了寡妇，带着一个六岁的丫头片子，在农场里过日子。按理说，一个死了男人的女人，在那种地方应该是被人欺负的，可我娘没有。为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她这些年受的苦，也知道我爹是个啥样的人。没了那个祸害，我娘反倒能挺起腰杆做人了。
我爹的后事办得潦草得很。农场出了口薄皮棺材，在后面的山坡上挖了个坑埋了，连块墓碑都没立。场长问我娘要不要刻块碑，我娘想了想，说：“算了，刻那个干啥。”
不是她心狠，是实在没什么好纪念的。十几年的夫妻，留给她的除了满身的伤疤和心里头的窟窿，啥也没有。
办完后事，我娘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农场会计室领自己的工资。
以前我爹活着的时候，两个人的工资都是他一个人领，我娘连工资条长啥样都没见过。现在好了，每个月二十八块六毛钱，不多，但每一分都是她自己挣的，每一分都花在自己和闺女身上。
她去领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会计老马把一沓皱巴巴的票子递给她，她接过来，手都在抖。回到家里，她把钱摊在炕上，一张一张地数，数了一遍又一遍，数着数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那时候不懂她为啥哭，后来长大了才明白——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摸到自己挣的钱，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活生生的人，不是谁的附属品，不是谁的出气筒，不是谁的免费劳力。
她擦干眼泪，第二天就带着我去了县城的供销社。
那是六岁的我第一次进县城。供销社里头花花绿绿的，摆着布匹、肥皂、搪瓷盆、暖水壶，还有花花绿绿的糖果。我看得眼都花了，跟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这儿摸摸那儿看看，啥都觉得新鲜。
我娘扯了几尺白布和蓝布，又买了两条毛巾、一块肥皂，然后拉着我到了成衣柜台前。
“同志，有没有小孩穿的衬衣衬裤？”她问。
售货员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我脏兮兮的跟个泥猴似的，皱了皱鼻子，从柜台上拿了一套蓝色碎花的棉毛衫裤出来：“这个，三岁小孩穿的，你这闺女多大？”
“六岁了。”我娘说。
“六岁？这看着跟三四岁似的。”售货员上下打量我，眼神里带着点可怜的意思。
我娘脸上有点挂不住，但还是笑着说：“小时候条件不好，没吃好，长得瘦小点儿。麻烦您给拿套大点的。”
售货员又翻了一套出来，这回是军绿色的，看着结实耐穿。我娘拿起来在我身上比了比，大小差不多，就问了价钱。
“四块八。”
我娘犹豫了一下——四块八在当时不算小数目，够买十几斤面粉了。可她看了看我一身破破烂烂又短又小的衣服，这要是在老家，说出去都丢人——她一咬牙：“买了。”
然后她又给自己买了一套，灰色的，便宜点，三块六。
回到家里，我娘把新衣裳给我穿上，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穿衬衣衬裤。棉毛的，软乎乎的，贴在身上暖洋洋的，我高兴得在炕上翻跟头，翻了一个又一个，差点翻到地上去。
我娘看着我笑，笑着笑着又哭了。
“丫头，你爹活着的时候，你连条裤子都穿不上，他宁可把钱拿去给外面的女人花，也不舍得给你扯二尺布。”她一边哭一边说，“你爹不是人，他对不起你……”
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就光顾着高兴了。穿上新衣裳在屋里跑来跑去，一会儿摸摸袖子，一会儿拽拽裤腿，觉得自个儿跟换了个人似的。
可高兴了没两天，我就把新衣裳弄脏了。农场里到处是土是泥，出去跟别的小孩玩了一会儿，回来膝盖上两个大泥印子，袖子上也蹭得黑乎乎的。
我娘看见了，没骂我，叹了口气说：“下次小心点哈，新衣服别老弄脏喽。”
接下来的日子，是我娘这辈子过得最舒心的日子——起码她是这么跟我说的。
虽然还是穷，虽然还是苦，但心里头舒坦了。不用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不用再半夜听见脚步声就心慌，不用再看人脸色，不用再伸手跟人要钱。她自己挣的每一分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给闺女买啥就买啥。
她把小院子收拾出来了，翻地、施肥、撒种子，种了一垄小白菜、一垄萝卜、几窝洋芋。还从别人家要了几根葱秧子插上，又从野地里挖了些灰灰菜种上，七七八八的，小院子里倒也热闹。
每天早上她起来先去院子里看看她的菜，浇浇水、拔拔草，然后才去做早饭。她做早饭的时候嘴里爱哼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首老歌，“东方红太阳升”什么的，调子跑得没边了，可她哼得高兴。
我有时候觉得，我娘这个人吧，生命力特别强。搁在别人身上，受了这么多年的罪，早就垮了。可她呢，磋磨她的男人一死，就跟枯了的树浇了水似的，又活过来了。
当然，日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农场里人多嘴杂，我娘一个年轻寡妇，难免有人嚼舌根子。有人背后说她“克夫”，把男人克死了，这女人命硬，谁沾上谁倒霉。还有人说她“不吉利”，死了男人连块碑都不给立，心肠太硬。
这些话传到她耳朵里，她也不恼，就说了一句：“克不克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他在的时候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他走了我倒能吃饱饭了。”
这话堵得那些嚼舌根的人哑口无言。
农场里也有些男人打她的主意。我娘虽然被磋磨了这么多年，可底子还在，三十出头的人，收拾收拾还是挺齐整的。今天这个来借把锄头，明天那个来送碗菜，后天又有人来帮她挑水，一个个殷勤得不行。
我娘心里明镜似的，她知道这些人打的啥算盘。可她一个都没搭理。她是被我爹吓怕了，听见“男人”两个字心里头就发怵。
有一回有个姓孙的光棍汉，喝了点酒跑到我们家门口，扯着嗓子喊：“陈寡妇，出来跟俺说说话！”
我娘吓得把门拴得死死的，抱着我缩在炕角，一宿没敢合眼。第二天去找场长，场长把那孙光棍骂了一顿，这事儿才算过去。
从那以后，我娘更小心了，天黑了就不出门，谁来敲门也不开。
我在农场里倒是过得挺快活。
农场里有十几个小孩，大的十一二岁，小的跟我差不多大。我以前在高原上一个人惯了，从来没跟这么多小孩一起玩过，一开始还有点怕生，躲在门后头不敢出来。
后来有个叫小军的男孩，比我大两岁，虎头虎脑的，跑过来拽我：“走，跟我们去抓蚂蚱！”
我就这么被拽进了孩子堆里。
农场旁边有一大片草滩，长满了野草和野花，蚂蚱多得跟下雨似的，一脚踩下去能蹦起来七八只。我们这些小孩一人拿个玻璃瓶子，在草滩上跑啊追啊，抓蚂蚱、逮蝴蝶、掏鸟窝，玩得满身是汗。
小军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在农场的第一个朋友。
他爹是农场的老工人，老实巴交的，娘是个胖乎乎的大嫂，对我挺好，有时候做了好吃的，就让小军给我端一碗过来。
有一回我跟小军去草滩上抓蚂蚱，跑得太远，迷了路。天都黑了，四处都是草，看不见路，也看不见人。我吓得哇哇哭，小军也慌了，但他比我大两岁，强撑着说：“别哭，我带你回去。”
他拉着我的手，东走西走的，走了半天也没走出去。后来还是他爹带着人打着手电筒来找，才把我们俩领回去。
我娘急得嘴上都起了泡，看见我回来，一把搂住我，又打又骂的：“你个死丫头，让你乱跑！让你乱跑！”打完了又搂着哭。
那天晚上她搂着我睡，一宿没松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转眼到了七零年的春天。
开春的时候，农场里来了个转业军人，叫刘德柱。三十五六岁，个头不高，黑黑壮壮的，走路腰板挺得笔直，一看就是部队上出来的。他在部队当了十几年兵，转业分配到农场当副场长，管生产。
刘德柱这个人吧，第一眼看不出啥特别的，就是那种扔到人堆里找不着的普通人。可他有个好处——实诚。干活不惜力，跟农工们一起下地，人家干多少他干多少，从不摆官架子。对人也好，谁家有困难，他知道了肯定伸手帮忙。
他跟我娘第一次打交道，是因为我们家的房子漏雨。
那年春天雨水多，连着下了好几天，我们家那间土坯房顶上的泥巴被冲掉了一块，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炕上摆了好几个盆子接水，叮叮咚咚的跟敲锣打鼓似的。
我娘去找场长反映，场长说修房子的材料要等上级批，让她先等等。我娘等了一个星期，雨越下越大，屋顶的洞也越来越大，她急得不行。
那天刘德柱正好路过，看见我娘在院子里急得团团转，就问了一声。我娘把事情说了，他二话没说，回厂里拿来东西扛了梯子就上了房顶。和泥、抹泥、铺油毡，忙活了一下午，把屋顶修好了。
他从房顶上下来的时候，浑身都是泥巴，脸上也糊得跟花猫似的。我娘过意不去，留他吃饭，他摆摆手说不用，回去换身衣裳就行了。
我娘追出去给他倒了碗水，他接过来一口喝了，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嫂子，以后有啥事儿找我，别客气。”
说完就走了。
我娘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站了好一会儿。
我当时不知道她在看啥，现在想想，她大概是在看一个不一样的男人——一个对女人和和气气的男人。
刘德柱后来又帮了我们家好几次。春天帮我娘翻地，夏天帮我们修院墙，秋天帮我们收菜。他干活利索，话不多，干完了就走，从不磨蹭。
农场里的人眼睛都尖着呢，没多久就有人开始说闲话了。
“哎哟，刘副场长三天两头往陈寡妇家跑，怕是有点啥意思吧？”
“可不是嘛，寡妇门前是非多，刘副场长也不怕影响不好。”
“人家刘副场长是帮忙，你们别瞎说。”
“帮忙？帮一回两回就行了，回回都去，那能是光帮忙？”
这些话传到刘德柱耳朵里，他没当回事。传到我娘耳朵里，她可受不了了。她这辈子被我爹打怕了，也被人指指点点怕了，最怕的就是被人戳脊梁骨。
她开始躲着刘德柱。刘德柱来了，她不是说不在家，就是躲在屋里不出来。刘德柱叫门，她隔着门说：“刘场长，以后不用麻烦你了，我自己能行。”
刘德柱在门外站了一会儿，说了一声“行”，就走了。
可他走了没两天，又来了。
这回他不是来帮忙的，是来送东西的。他拿了一条大鲤鱼，说是去河里钓的，吃不完，给我们尝尝。把鱼放在门口就走了，都没进门。
我娘看着那条鱼，发了半天的呆。
那条鱼后来炖了一锅汤，鲜得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我一边喝汤一边问我娘：“娘，刘叔叔咋对咱这么好？”
我娘夹菜的手顿了一下，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小声说了一句：“谁知道呢。”
可她的耳朵根子红了，我看得清清楚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