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出事那年，是一九六九年的秋天。
那年我已经六岁了，懂点事儿了，也知道了我爹在外面干的那些勾当。可我一个小丫头片子，能说什么呢？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娘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沉默。
那年秋天，部队上突然来了通知，说要接管这些羊群了。所有的兵工都要被遣散，分配到附近的农场去上班。
这事儿来得突然，好多人都不乐意。在高原上放了这么多年羊，虽说苦是苦了点，但好歹是给部队干活，说出去也有面子。现在要转到农场去种地…。那跟回老家当农民有啥区别？
可我娘倒觉得是件好事。她后来跟我说：“我当时就想，到了农场，总算是安定下来了，不用再跟着羊群满山满洼的跑了。再说了，农场人多，他总得顾忌点面子，不敢随便打人了吧？”
她太天真了。我爹那个人，在哪儿都一样。
他们被分到了青海湖边上的一个农场，离原来的驻地有好几百公里。搬家那天，部队上派了一辆卡车，拉着我们一家三口和全部家当——两口锅、几床被子、一个木箱子，外加几麻袋羊粪蛋子（留着烧火用的）。我坐在卡车后斗里，裹着我娘的旧棉袄，看着高原上的大山一点一点地往后退，心里头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
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那些光秃秃的山、那些漫山遍野的羊、那些被我捏来捏去的毛毛虫，都越来越远了。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伤感，就觉得鼻子酸酸的，想哭。
农场在青海湖边上，地势比高原上低了不少，海拔也有三千多米，但好歹能看见树了。路边种着一排排的白杨树，笔直笔直的，叶子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好看得很。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树，高兴得在卡车上蹦来蹦去，被我娘一把按住了：“别蹦了，小心摔下去！”
农场比高原上热闹多了，有好几十户人家，住的也不是蒙古包了，是土坯房。虽然还是简陋，但好歹是正经房子，有门有窗的，冬天不漏风。每家分了一间半房子，外头还有个小院子，可以种点菜。
我娘高兴坏了，她一直想有个院子种菜，在高原上那几年，连根葱都种不活，现在总算能实现了。
可好日子没过几天，我爹的老毛病就犯了。
农场里的活儿跟放羊不一样，主要是种地。种青稞、油菜、土豆啥的。
我爹从小在农村长大，种地他当然会，可他不想干。他觉得自个儿是当过兵工的人，是给部队干过活的，跟这些普通农工不一样，不能干一样的活儿。
他去找农场场长，要求给他安排个“轻省点儿”的工作，场长看了他一眼，说：“大家都一样，你凭啥特殊？”
我爹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就冲我娘发火：“都是你个扫把星，要不是你，我能到这种地方来？”
我娘不敢吭声，低着头盛饭。我爹不解气，一巴掌打过去，把碗都打翻了。我站在门口，看着地上的碎碗片和洒了一地的稀饭，心里头恨得不行。
从那天起，我爹就开始偷奸耍滑了。别人天不亮就下地干活，他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到了地里也是磨洋工，东瞅瞅西看看，干一会儿就喊累。场长批评了他几次，他当面答应得好好的，转头就骂人家“狗仗人势”。
他的作风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
农场里女工多，我爹那双眼睛就不够使了。他跟好几个女工眉来眼去的，今天帮这个挑水，明天帮那个劈柴，献殷勤献得勤快得很。有的大姐大嫂不理他，有的却吃他这一套——我爹长得确实不赖，又会说漂亮话，哄起女人来一套一套的。
其中有一个姓刘的女人，跟他走得最近。那女人三十出头，丈夫也在农场里，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的那种。我爹跟这个刘寡妇——不对，她不是寡妇，她有男人——打得火热，两个人经常在收工之后偷偷摸摸地见面，有时候在仓库后面，有时候在麦草垛子旁边，以为别人看不见。
农场里没有秘密，这点事儿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了。刘女人的丈夫姓赵，人家叫他赵大个，是个闷葫芦，平时不爱说话，可心里头明白着呢。他听见了这些风言风语，没吭声，可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
我娘也听说了。她劝我爹：“你别再跟那个女人来往了，人家有男人，传出去不好听。”
我爹这次倒是没打她，就是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你少管闲事。”
我娘不敢再说了，可她心里头慌得很。她后来跟我说：“我当时就有种不好的预感，觉得要出大事。”
果然出事了。
那是秋天的一个傍晚，收工的时候。农场里的人都在往家走，扛着锄头、背着筐，三三两两的。我爹没回来，我娘做好了饭，左等右等不见人影，就让我去看看。
我刚跑出院门，就看见仓库那边围了一圈人，吵吵嚷嚷的。我好奇，跑过去一看——
我爹躺在地上，满脸是血，旁边站着赵大个，手里攥着一根木棍，浑身发抖。赵大个的媳妇，就是那个姓刘的女人蹲在一边哭，衣裳扣子都扣错了，头发乱糟糟的。
后来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赵大个收工的时候没看见自家媳妇，到处找，有人告诉他“在仓库后头呢”。他绕到仓库后面，就看见我爹跟他媳妇抱在一起，衣裳都脱了一半。
赵大个这么多年攒下来的火气一下子全上来了。他捡起地上一根胳膊粗的木棍，照着我爹的脑袋就砸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旁边的人听见动静跑过来，才把他拉开。
我爹被送到农场卫生所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脑袋开了瓢，血流了一地，卫生员手忙脚乱地给他包扎，可伤口太大了，根本止不住血。场长让人开了拖拉机，连夜往县医院送，可路不好走，颠了三个多小时才到，到了医院，人已经凉了。
我娘是半夜才知道的消息。场长亲自来敲的门，她披着衣裳起来，听见场长说“陈德福不行了”，她愣在那儿，半天没反应过来。
“人……没了？”她问。
场长点点头。
我娘没哭。她就那么站着，站了很久很久，然后慢慢地坐回到炕沿上，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面。
我那时候已经醒了，躲在被子里头，露出一双眼睛看着我娘。我不知道“没了”是啥意思，但我看见我娘的表情，心里头害怕得很。
那表情不像是悲伤，是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就好像一个人背着一座大山走了很久很久，突然有人把山卸下来了，她反倒不知道该咋站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娘才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像是一辈子攒下来的气都在那一口气里吐干净了。
她转头看着我，说：“丫头，你爹没了。”
我那时候不懂“没了”意味着什么，我就知道，从那天起，我爹再也没回来过，再也没有打过我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