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是在我四岁那年认识那个女人的。
那地方虽说荒凉，但也不是完全与世隔绝。顺着山沟往下走三十来公里，有一条公路，公路边上有个道班——就是养路工人住的地方，几间土坯房，住着七八个养路工。
道班旁边有个小卖部，卖些烟酒糖茶、罐头饼干之类的，是方圆百里唯一能买到东西的地方。
夏天的时候，我娘偶尔会骑马去道班，买点盐巴、茶叶，有时候也给我买两块水果糖。那糖硬得能崩掉牙，可我还是宝贝似的含在嘴里，半天舍不得嚼碎。
有一回我爹也跟着去了。就是在那一次，他见到了那个女人。
那女人姓什么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就听人叫她“孙姐”或者“孙寡妇”。听说她男人原来也是道班上的工人，有一年冬天出去巡路，遇到雪崩被埋了，挖出来的时候人都不成样子了。她没儿没女的，也没再嫁，就在道班上给人做饭、洗衣服，混口饭吃。
孙寡妇长啥样？我听我娘后来描述过：不高不矮的，皮肤白净，说话细声细气的，跟人说话的时候爱抿着嘴笑，看着文文静静的，不像我娘那样粗声大气的。
高原上的女人大多被风吹得脸红扑扑的、皮肤糙得很，可她不一样，也不知道用了啥法子，脸上白白嫩嫩的，一点儿都不像在高原上待了好几年的人。
我爹见了她，就跟苍蝇见了血一样，再也挪不动步了。
从那以后，他去道班的次数越来越勤。以前是一个月去一次买点东西，后来变成半个月一次，再后来一星期一次，最后干脆三天两头就往那边跑。每次去都带东西——有时候是半扇羊肉，有时候是部队上发的罐头、茶叶，有时候甚至是从我娘嘴里省下来的白面。
他去了道班就不走了，跟孙寡妇喝酒、聊天，有时候喝多了就住在那里，第二天才醉醺醺地回来。
我娘不是不知道，可她不敢说。说了就是一顿打，打了还是管不住。有一回她实在忍不住了，跟我爹说：“你老往道班上跑，人家背后说闲话哩。”
我爹一巴掌扇过来：“说啥闲话？老子去找人喝酒聊天，碍着谁了？你个臭娘儿们管天管地还管起老子来了？”
那一巴掌扇得我娘嘴角流血，她擦了擦血，再也不说话了。
后来事情就越演越烈了。我爹不光人往那边跑，钱也往那边跑。他每个月的工资，加上我娘的工资，加起来七八十块呢，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可他全攥在手里，我娘想花一分钱都要跟他要，跟讨饭的一样。
这些钱去了哪儿呢？大部分寄回了老家。我爷爷隔三差五就写信来要钱，说家里要盖房子、要给弟弟娶媳妇、奶奶又病了、要给弟弟媳妇买缝纫机……名目多得数不清。剩下的，全花在了孙寡妇身上。
我娘连条衬裤都穿不上，孙寡妇那边倒是有吃有喝、穿得周吴郑王的。这事儿搁谁身上不寒心？
最气人的是，有一回部队上发了一批救济物资。有旧军大衣、棉鞋、棉帽子什么的，专门给家属的。我娘排了好长的队，领了一件军大衣和一双棉鞋。她高兴坏了，把军大衣披在身上试了又试，说：“这下冬天就不怕冷了。”
结果我爹回来一看，二话不说就把军大衣卷巴卷巴拿走了：“我给孙姐送去，她怕冷。”
我娘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棉鞋也没能幸免，过了两天也被我爹拿走了，说是孙寡妇的脚长了冻疮，需要棉鞋。
那年冬天，我娘还是穿着那件板结了的旧棉袄，光着腿穿着那条硬邦邦的棉裤，在零下三十度的风雪里放羊。她的脚后跟冻裂了，口子深得能看见红肉，走一步路就疼得龇牙咧嘴。
我那时候小，不懂这些事儿的深浅，就知道我爹每次从道班回来，我娘就不高兴，一个人坐在蒙古包外面发呆，有时候一坐就是大半夜。我困了，爬到她腿上睡着了，她才把我抱回去。
有一次我半夜醒来，听见我娘在偷偷的哭。咬着被角、肩膀一抽一抽的哭。我不敢出声，假装睡着了，心里头却跟刀割一样。
我那时候就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把我娘从这儿带走，离我爹越远越好。可我那时候才四岁，自个儿连裤子都没有，能干啥呢？
日子就这么熬着，熬到了我五岁那年的冬天。
那年的雪来得特别早，九月份就开始下了，到了十一月，雪已经埋到了小腿肚子。羊群赶不出去，只能圈在圈里喂草料。我娘就抓紧挖雪化水，可雪也不干净，里头混着羊粪蛋子、草渣子，化出来的水黄乎乎的，沉淀半天才能用。
我娘每次化水都先把雪水烧开，然后用纱布过滤，滤出来的水才敢做饭。可再怎么滤，水里头总有股羊粪味儿，喝习惯了也就闻不出来了。
那年冬天特别难熬，不光是因为冷，还因为我爹越来越不像话了。
他开始不回家了。
一出去就是十天半个月，连个信儿都没有。我娘一个人带着我，一个人放羊，一个人拾牛粪，一个人背雪，一个人应付所有的事情。羊群有时候跑散了，她得骑上马满山找，找到了赶回来，回来天都黑了，我还一个人在蒙古包里等着她，饿得直哭。
她心疼我，可也没办法。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就把我托给隔壁的老王头照看。老王头是个老光棍，也是兵工，四十来岁，老实巴交的一个人，跟我爹完全是两个极端。他对我和我娘都挺好，有时候我娘忙不过来，他就帮着赶赶羊，或者给我捎点好吃的。
我爹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这事儿，回来就把我娘打了一顿，说她“跟老王头不清不楚的”。我娘冤枉得直哭，说：“人家好心帮咱，你倒打一耙，你自己十天半月不回来，我跟孩子都快饿死了你管过吗？”
我爹不听，打完了又走了。
我那时候虽然小，可我心里头明白。我爹不是不知道好歹，他是找个由头打人罢了。打人这事儿，不需要理由，他想打就打，就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
我娘后来跟我说，她那时候想过死。有一回她站在山崖边上，往下看了一眼，黑咕隆咚的看不见底，风呼呼地吹，她往前迈了一步，又退回来了。她想起我一个人在蒙古包里等着她，要是她死了，我怎么办？我爹那个样子，能管我吗？怕是要把我扔到山沟里喂狼。
她不能死，她死了我就完了。
所以她咬着牙活下来了，为了我。
到了第二年春天，雪化了，草绿了，羊群又上山了。我娘以为日子能好过一点，可我爹却闹出了更大的事儿。
那年夏天，部队上来了个检查团，检查兵工的工作情况。我爹那几天倒是老实了，天天跟着去放羊，装模作样的。检查团的人一看，嗯，这个陈德福不错，工作认真负责，还表扬了他几句。
我爹得意得不行，检查团一走，他就故态复萌了。不但又跑去找孙寡妇，还变本加厉，连羊都不管了。我娘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羊群跑丢了几十只，部队上追究下来，我爹把责任全推到我娘头上，说她“不会放羊”。部队上的人居然信了他，扣了我娘半个月的工资。
我娘气得浑身发抖，可她不敢争辩。她一个农村妇女，大字不识几个，嘴又笨，哪儿说得过我爹？
那一年，我六岁了。
六岁的我，已经能帮着我娘干点小活儿了——比如赶羊。我人小，跑得快，有时候羊跑偏了，我娘喊一声“丫头，把那只黑头羊撵回来”，我就撒开脚丫子追上去，把那头不听话的羊赶回羊群里。
我娘看着我，有时候会笑一笑，说：“我家丫头长大了，能帮娘干活了。”
那是她难得笑的时候。她笑起来其实很好看，眉眼弯弯的，跟月牙似的。可她平时不怎么笑，脸上总是带着一股子愁苦劲儿，看着让人心疼。
我那时候就盼着自己快点儿长大，长大了就能保护我娘了。
可我没想到，还没等我长大，我爹就出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