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浩握着钥匙和图纸，一步一步走向码头。
他的脚步比来时慢了。不是犹豫——是每走一步都能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正从某段很长很长的路程的终点，缓缓踏入下一段路的起点。海风迎面吹来，带着咸腥和柴油燃烧后的余味。远处渡轮的汽笛声在楼宇之间回荡，像一扇门在他身后轻轻合拢，又像另一扇门在他面前缓缓打开。
他没有回头。他知道身后那棵榕树的树冠正在午后的阳光里投下一片浓密的荫影，知道那碗已经空了的芝麻糊碗正安静地躺在他坐过的那块石板上，也知道有一枚被他放在石板正中央的硬币，在穿过叶隙的光斑中泛着微弱的光。但他也知道，那条路他已经走完了——从太平山顶到817号牢房，从深水埗修带铺到澳门凉茶铺，从镜湖医院七楼到黑沙海滩的晨光，再从那片海滩回到这棵榕树下，喝下那碗凉透的芝麻糊，打开了那个暗格。他口袋里那把钥匙的齿痕已经被岁月磨得光滑，他的指纹与它主人的指纹隔着二十八年的光阴重叠在同一块金属表面上，像两道相隔多年的潮水，终于在同一片沙滩上留下了交叠的痕迹。
登船之后，他没有坐在船舱里，走到甲板尾端，靠在栏杆上。船身缓缓离岸，澳门的天际线在水汽中逐渐模糊。他握着那把钥匙，指腹贴着被磨损光滑的金属表面。过了许久，他开口了——声音不高，被海风带走了一半，但程瑶听到了：“我妈在图纸暗格里存放的东西不是一封信，也不是一张照片。”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不是图纸本身，是那张他从图纸暗格中取出的、边缘已经泛黄但保存完好的信纸。他没有展开它，只是握着它的一角。“她放的是我父亲当年驾驶那辆货车时用的驾驶证。驾驶证内侧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的字迹不是我妈的，是我父亲的——他写了一半没有写完的请假条。上面写着：‘本人因个人原因，申请请假两天，回家陪老婆待产。望批准。’”他握着那张纸，“落款日期，是他出事那天。”
海风从船尾吹来，把他手里的信纸边缘吹得微微颤动，但没有吹走它——他的手稳稳地握着它，握了很久，久到澳门的天际线已经完全沉入海平面以下。他低下头，把那张请假条按照原来的折痕重新叠好，和那把钥匙放在一起，收进内袋。“他请了两天假。他本来打算送完那单货就回家。那两天假，他一天都没有用上，但他已经提前写好了请假条，贴身放在自己胸前的口袋里。”
程瑶站在他身边，沉默了很久，久到船身开始减速，久到香港岛的轮廓在前方海雾中逐渐浮现。然后她伸出手，不是去接那张请假条，只是把手轻轻搭在林浩握着栏杆的那只手的手腕上方一点的位置，像在确认这一段并肩航行的过程里她一直在他身边。“你父亲没有白请那两天假。因为那两天里，你母亲带着你活了下来。你们替他活完了那两天。”
船靠岸了。香港码头在午后的阳光里喧闹如常——旅客拖着行李箱匆匆走过，出租车在出口处排成一列，远处的电车铃声在街道间回荡。林浩走过闸口，在出口处站定，从口袋里掏出那盘磁带——从太平山顶带回来的那盘，他一直没有听，也决定不再听的那盘。他低头看了一会儿，然后转向码头出口一侧设置的邮筒，把它投了进去。
没有贴邮票，没有写地址，只有一个寄信人姓名——用黑色油性笔写在磁带外壳空白处：“林建国。”
他投完那封信，没有在邮筒前停留，转身朝地铁站方向走去。程瑶追上两步并肩走在他身边：“你投到哪里去了？”
“寄回给二十八年前，在太平山顶那间地下室里倒下的那个人。告诉他，你儿子把你那两天假用完了。用得很好。”他走进地铁站口，汇入人潮之中，没有回头。
一个小时后。福隆新街，忠记凉茶铺。
铁闸已经拉下了半截，但门缝里还透着一线灯光，说明里面的人还没休息。就在铁闸外侧贴着一张新的手写告示，墨迹还很新，像刚贴上去不久，边角甚至还能看到胶水没有完全干透的反光——“店主外出一周，归期未定。如需凉茶，请移步隔壁街市三楼。林浩，你留在石板上的硬币我已收起。两清。”
林浩在那张告示前站了许久。他伸手，隔着铁闸的缝隙，将那枚他一直随身携带的、边缘已被磨得近乎光滑的五毫硬币，轻轻塞了进去。硬币从铁闸底部与地面之间的那道缝隙滑入，在门内的地砖上弹跳了一下，滚入灯光照不到的暗处，发出一阵清脆的滚动声，在地砖上绕了几圈，然后静止下来。他没有去确认那枚硬币最终停在了哪个位置，在铁闸前站了一会儿，然后用自己才能听见的音量说了一声：“两清了，妈。”
凉茶铺内那盏白炽灯，在他话音落下的同时，熄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