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号，清晨七点。香港警务处总部大楼地下二层，审讯室C。
房间不大，墙壁刷着浅灰色的防菌漆，地面铺着深色塑胶地砖。中央放着一张固定在地面的金属桌，桌面光滑，没有任何划痕。桌子两侧各放着一把同样固定在地面的金属椅。墙角有一台旧式录像机，支架上的红灯已经亮了——审讯已经开始。
林浩坐在靠门一侧的椅子上。他面前放着一杯水，杯壁凝结着细密的水珠，是刚倒的。他双手平放在桌面上，十指自然交握，没有戴手铐。对面坐着何国栋，穿着正式制服——深色西装，白衬衫，深蓝色领带，领带夹上刻着警务处的徽章。他面前摊开着一份薄薄的文件夹，封面上印着红色的机密字样，还没有翻开，只是合着放在桌上，像一块等待被掀开的压舱石。
“林浩，今天请你来，不是因为你有任何被指控的罪行，而是因为你手上持有几份与1997年6月30日太平山顶别墅案相关的物证。根据警务处内部调查科的职权范围，我有权在你自愿配合的前提下，对这些物证的内容进行核实和记录。”何国栋的声音和昨晚凉茶铺里的那个老人判若两人——同样的音色，但语调、节奏、咬字的清晰度，都切换到了另一种专业的频道上。“你愿意配合吗？”
林浩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他伸手拿起桌上那杯水，喝了一口，放回原处。水杯底部接触金属桌面时发出轻轻一声响，随即被他用手掌压住了。“我可以配合，但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问三个问题。你答完这三个问题，我再决定交出哪一份物证，以及以什么方式交出。”
何国栋靠在椅背上，隔着那张光滑的金属桌面，与林浩对视了一会儿。“你问。”
林浩没有放下压住杯底的手。“第一个问题，你在凉茶铺守了二十八年，等的到底是谁——是我妈，还是她手里的证据？”
何国栋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等证据，也等她。但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选一个——我等的是她。”
林浩停了一会儿，然后问出了第二个问题：“许世勋的第四个人格，真的是周世昭吗？还是说，你才是负责销毁一切的那个真正的第四人格？周世昭是你推出来的替身，因为你地位太高，不能暴露。你才是那个真正的地下室里最后一个走出来的人。”
审讯室里的空气在那几秒内几乎凝固了。录像机的指示灯还在墙角稳稳地亮着，红色的光点像一只没有眨过眼睛的、沉默的观察者。
何国栋没有动。他甚至没有眨眼。他看着林浩，过了很久，才开口：“你是怎么猜到的？”
“我妈的信里提到了一件事，她没有明写，但暗示得很清楚——她移交那盘录像带给的那个人，不是许世勋的黑帮人格，也不是保管者人格，而是一个有能力让那盘带子在档案系统里消失二十八年的人。只有内部调查科的高层，才有权限让一份物证在系统里‘被销毁’而不留下任何追查痕迹。”林浩松开压住杯底的手，身体前倾，隔着桌面看着何国栋。“你就是那个人。二十八年前，你刚从警校毕业被分配到内部调查科，接到了你入职后的第一单任务——销毁一盘与太平山顶别墅案相关的录像带。你接下了那单任务，但你留下了那盘带子，没有销毁，把它藏在了只有你自己知道的地方，一藏就是二十八年。”
何国栋闭上眼睛，那是一个很长的闭眼，久到像在做一个他做了很多次但始终没有做到最后的决定。当他重新睁开时，他开口了：“那盘录像带我确实没有销毁。它现在被封存在内部调查科地下档案室的保险柜里，编号为IAD-19970701-003，调阅权限仅限警务处长本人。但当年我已经知道，那盘带子里录下的不是许世勋杀人的证据，而是刘慧本人的证词。她对着镜头说了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我儿子穿着这件外套来找你，你就把这盘带子给他。如果来找我的不是你儿子，你就把它销毁。’”他停了一下。“她说的那件外套，就是你身上这件。”
林浩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袖口——那只被重新缝好的渡渡鸟在审讯室的日光灯下露出了半个翅膀，线迹均匀而紧密，针脚极其整齐。他没有接话。
何国栋也没有再开口，把一直合着的那份文件夹推到林浩面前。“里面是那盘录像带的原始封存记录复印件。调阅时间、封存人签名、存放位置，全部写得清清楚楚。”他等林浩翻开看完复印件后，才继续说，“第三个问题，你已经不需要问了，因为你已经知道答案了。我就是那个从地下室里最后一个走出来的人。”
何国栋说完这句话，站起来，没有关掉录像机，也没有合上那份摊开的文件夹。他走到门口，停了一下。他背对着林浩，没有回头。“当年我从那间地下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手里握着两样东西：一盘录像带，和一张婴儿床的广告单。那张广告单上被人用圆珠笔在婴儿床图片的旁边写了一行小字——‘阿浩，等你长大了，能自己走路了，妈带你去挑一张你喜欢的床。’”他顿了一下，声音像一块被海水打磨了太久的石头，圆润、光滑，棱角全无。“那行字，是你妈写的。”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审讯室里只剩下林浩一个人。录像机的红灯还在墙角亮着，日光灯在头顶发出细微的电流声。他低头看着自己袖口内侧那只渡渡鸟，看了很久，然后伸手轻轻按了一下那个位置，隔着一层布料，针脚的触感细密而均匀，像一条穿过二十八年岁月、刚刚抵达终点的线。
他收起那份文件夹，站起来，关上录像机。他走出审讯室时，走廊尽头的路灯已经亮了很久了，程瑶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听到门开的声音转过身来，没有问他结果如何，目光从他脸上移到他手里那份文件夹上。“他承认了？”
林浩把文件夹放进外套内袋里，整理好袖口的折痕。他迎着窗外那盏已经亮了很久的路灯光，和她并肩走出了大楼，一路走向街口的方向。“他没有承认他是我父亲的同事。他只承认自己是从地下室里最后一个走出来的人，手里握着那盘录像带和一张婴儿床广告单。”他脚步未停，声音被夜风带走了一半。“但他说那张广告单上有一行字，是我妈写的。那行字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过——因为写它的人，在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对任何人说出那句完整的承诺了。”
程瑶没有接话，只是安静地走在林浩身边。路灯在他们身后拉出两道长长的影子，在转角处交汇成一个锐角，又随着他们的脚步缓缓分开，移向下一条街的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