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国栋离开后的会客室陷入了一段漫长的沉默。
窗外的维多利亚港在晨光中铺展成一片均匀的金色，海面上有几艘渡轮正在缓缓划开水面，拖出几道细长的白色尾迹。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来，在深色的木地板上切出一道明亮的梯形光带。空气中残留着茶水冷却后的气息和纸张被翻阅过的味道。
周世昭依然坐在靠窗的椅子上，手里的空证件夹已经被他翻来覆去转了好几遍。他低着头，拇指无意识地摩挲过证件夹边缘那条被磨损得发白的折痕。
“渡渡鸟。”他忽然开口，声音没有转向任何人，像是自言自语。“她在警队的代号是我帮她选的。那时候她刚入职，填表的时候要给自己取一个行动代号，她想了半天没想出来。我路过她办公桌，看到她桌上放着一本翻到一半的动物图鉴，翻开那页刚好画着一只渡渡鸟。”周世昭顿了顿。“我说，就这个吧。她说，渡渡鸟不是灭绝了吗？我说，那正好——没人会想到一个灭绝了的鸟，还活着。”
程瑶看着他。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发出声音。
林浩站在落地窗前，背对房间，面朝那片被阳光浸透的海面。他的手指在外套内袋里轻轻按着那封信的边缘，纸张的触感隔着衣料传递到指腹上，安静而确切。
“她信里写了一段话，没有编入任何证词。”林浩开口，声音很平。“她说，她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决定，就是在那天晚上选择了抱着我离开那间地下室，而不是留下来替你母亲作证。但她当时没有选择——如果她留下来，许世勋会当场杀了她和我。她活下来的唯一意义，就是确保那盘带子最终能被送到正确的人手里。”
他转过身，看着周世昭。“她说那个正确的人，是你。”
周世昭握着证件夹的手指停住了。他低着头，纹丝不动，过了很久才抬起头。他的眼眶是红的，但没有泪。“她给我寄了二十八年贺卡，每年冬至，从不间断。第一张贺卡上只写了一句话：‘渡渡鸟还没灭绝。’我没有回复过她，一个字都没有。因为我不能回复——如果许世勋发现我和她还有联系，他会顺着这条线摸到她藏身的地方，摸到那盘带子。所以我每年收到贺卡，读完，锁进办公室抽屉最底层，然后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他把空证件夹放进内袋，拉好拉链。“但你妈说得对。我确实在等她开口。”
林浩从窗边走过来，从内袋里掏出那封信，但没有展开——只是握着那封信的边缘，站在周世昭面前。“你送那件外套去澳门的时候，她跟你说了什么？”
周世昭沉默了片刻。“她说：‘这件外套里藏着一盘录音带，是我儿子七岁那年穿过的。等他长大了，如果他来找你，你就告诉他——你妈妈没有骗你。’”他停了一下。“我当时不知道那盘录音带里录的是什么。但我知道她不会无缘无故把一件小孩的旧外套托付给一个黑帮出身的警察。所以我没有问。我把外套送到凉茶铺，跟阿忠说了一句：‘这件外套的主人会来取，时间不定。他来的时候，你认人，不认话。’阿忠等了二十八年。他没有认错。”
周世昭站起来，看着林浩。“凉茶铺那趟，我跟你去。不止是为了取那盘磁带。”他停了一下。“我也想看看，她住了二十八年的地方，长什么样。”
程瑶从窗台上站起来，走到林浩身边，伸手轻轻按在他握着信的那只手上。“我也去。”
林浩没有回答，但他把信放回了内袋，拉好拉链。“下午三点的船。码头见。”
他转身走向门口。走到门边时，停了一步。“周世昭，你办公室抽屉最底层那叠档案——她等你重新打开，等了二十八年。现在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他没有回头，推开门走了出去。
下午三点，港澳码头。
阳光比早晨更烈了，海面白晃晃一片，晃得人睁不开眼。林浩站在候船大厅的落地窗前，手里没有行李——他只带了那封信和一张照片。程瑶站在他身边，背着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一瓶水、一本翻到卷边的笔记本。周世昭比他们晚到了几分钟，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薄外套，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他没有解释那个信封里装的是什么，也没有打算解释。他走到售票窗口，买了三张船票，把其中两张递给林浩。“你妈凉茶铺隔壁有一家卖猪扒包的老店，开了四十年。以前她每次写信给我，信封背面都会画一个猪扒包的简笔画。她说那家店的猪扒包是澳门最好吃的，让我有机会一定要去尝尝，但我从来没有去过。”他把船票对折，放进口袋。“这次可以去吃了。”
汽笛声响起。白色的水翼船靠岸，乘客开始陆续登船。海风从打开的闸口灌进来，带着咸腥的气味和柴油燃烧的尾气味道。林浩走上踏板时停了一步，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码头——香港的天际线在正午的阳光下，楼宇轮廓清晰得像一幅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高清照片。
程瑶在他身后轻声说：“走吧。船要开了。”
他转回身，走上船，找到靠窗的座位坐下。船体在引擎的震动中微微颤抖，然后缓缓离岸。窗外的码头越来越远，香港岛的轮廓在水汽中逐渐模糊，变成一道淡蓝色的剪影。那件旧外套，他七岁那年穿过一次、被母亲保存了二十八年、又被他从凉茶铺仓库的衣架上取下来的外套，此刻正穿在他身上，领口有些磨损，袖口内侧绣着一行几乎看不清的小字。
他低头翻过袖口，凑到光线下看了一会儿，才发现那不是字——是一个用蓝色丝线绣成的图案。一只简化线条的鸟，翅膀微张，正在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