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王正醒了。不是被声音吵醒的，是身体知道该醒了。他在黑暗中坐起来，穿上衣服。月光从窗帘的缝隙中漏进来，细细的一道，落在地板上，像一根发光的针。他站起来，左脚踩在地上，伤口的疼从钝变成了锐——不是伤口在加重，是清晨的气温低，血管收缩，皮肉绷紧，边缘的结痂把健康的皮肤扯住了。他走了两步，疼从脚底蹿上来，到脚踝就停了，没有往上走。腿记住了疼，脑子不用记。他穿上鞋，系好鞋带。
背包已经收拾好了。十一个铜铃，一个信，一个布袋，一本空白的笔记本——在勐卡镇买的，白色封皮，纸张很薄，钢笔写上去会洇墨。他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但他知道应该写。陈泊远写了日志，沈夜写了观察记录，每一个守灯人都记住了该记的东西。他也不能只走路不留下痕迹。路是走出来的，也是记下来的。
他将背包背好，走出房间。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白光刺眼，他眯了一下眼睛。刘嫣的房间门开着，她站在门口，背包已经背好，冲锋衣的拉链拉到下巴，马尾辫从帽子后面伸出来，发梢微微上翘。她看着王正，目光在他的左脚上停了一下——不是看，是检查。他的左脚站得稳，重心在右脚上，但左脚没有抖。伤口在好转。
她没有说话，侧身让开。王正走进她的房间，从桌上拿起一样东西——她的眼镜。昨晚她摘下来放在桌上，忘了装进背包。他将眼镜递给她，接过，戴上。
“走吧。”
他们下楼。老板不在柜台后面，蒲扇放在柜台上，扇面朝下，压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几个字——“钥匙放桌上。钱下次给。”字迹潦草，但每一笔都用了力，纸被划破了。王正将钥匙放在柜台上，将两百块钱压在钥匙下面。下一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许永远不会再来，不能欠。
两个人走出旅馆。胡同里很安静，没有老人下棋，没有孩子跳绳，没有女人晾衣服。晾衣绳空着，在晨风中轻轻晃动，绳子是尼龙的，白色的，月光照在上面，像一根细细的、发光的血管。王正推着车，走出胡同，走上大街。大街很宽，路灯还亮着，水银灯，蓝色的光，照在柏油路面上，路面是灰蓝色的。没有车，没有人，只有风。风吹过街道，将地上的落叶卷起来，在空中转了几圈，又放下。
刘嫣跟在后面。她的左臂上的种子在皮肤下发出微弱的、温暖的温度。那个温度在告诉她——新京的空气和江城不一样。江城的空气是湿的，有河水的气味；新京的空气是干的，有尘土的气味。她闻到了尘土的味道，细细的，像面粉，又像很久没有人住的老房子的味道。
二
机场在新京的东北方向。他们骑了四十分钟。路很宽，有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隔着绿化带。绿化带里种着月季，月季还在开，红色的、粉色的、黄色的，在路灯下颜色失真，像塑料花。王正骑得不快，左脚的伤口在鞋里被踏板的压力挤着，疼一阵一阵的，不是持续的，是踩下去的那一下疼，提起来就不疼了。他在数自己的呼吸——呼，踩下去，疼；吸，提起来，不疼。呼，踩下去，疼；吸，提起来，不疼。他把疼变成了节奏，把节奏变成了呼吸。呼吸可以忍受，疼也可以。
机场航站楼的灯光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不是一盏灯，是一片光。橙色的、白色的、蓝色的，混在一起，将天空染成了灰紫色。航站楼的轮廓在晨光中像一只巨大的鸟张开翅膀，玻璃幕墙反射着灯光，一闪一闪的。王正在航站楼前的广场上停下来，将自行车锁在停车架上。不是怕丢，是不需要了。到了南极不需要自行车，回来的时候也不需要——他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刘嫣也将自行车锁在旁边。两辆车并排，车把靠着车把，像两个并排站着的人。她从背包里取出一个塑料袋，套在车座上，扎紧。不是怕脏，是怕雨。车座是皮的，淋了雨会裂。
她转过身。
“走吧。”
两个人走进航站楼。大厅很大，穹顶很高，灯光很亮。人很多，有的在排队换登机牌，有的在排队过安检，有的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广播里一个女人在用中文和英语播报航班信息，声音在大厅里回荡，像寺庙里的钟声，嗡嗡的，久久不散。
王正走到值机柜台前，从口袋里取出护照。护照是新办的，在江城办的，照片是三年前拍的，头发比现在长，表情比现在松。边检员是一个年轻男人，穿着制服，戴着大檐帽，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他接过护照，翻到信息页，看了一眼照片，又看了一眼王正。他的目光在王正的脸上停了一下——照片上的人更年轻，嘴唇微微上扬，像在笑，现在的人没有笑，嘴唇抿成一条线。
边检员没有问问题。他在护照上盖了一个章，将护照递回来。印章是红色的，日期清晰，边缘有一点点晕开。
刘嫣也过了边检。两个人走进候机厅。候机厅更大，人更多。椅子坐满了，有的人坐在地上，有的人靠在墙上，有的人躺在行李箱上。一个小孩在哭，哭得很响，妈妈抱着他，晃着，嘴里哼着歌，歌的调子跑了，但小孩不哭了。不是跑调的问题，是声音的问题。妈妈的声音在那里，小孩听到了，就不哭了。
王正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两个空位，坐下来。刘嫣坐在他旁边。两个人看着玻璃幕墙外面的停机坪。停机坪很大，停着很多飞机，有大有小，有白色有蓝色有红色。一辆摆渡车在飞机之间穿行，黄色的，像一只在移动的甲虫。天快亮了，东边的天空从深蓝色变成了浅蓝色，从浅蓝色变成了灰白色，从灰白色变成了淡橙色。太阳快要出来了。
广播响了。王正去南极的航班在登机。他站起来，拿起背包。刘嫣也站起来，拿起背包。两个人走向登机口，排进队伍里。队伍很长，人很多，有的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有的穿着冲锋衣，有的只穿了一件衬衫——不知道南极有多冷。
刘嫣站在王正身后。她的左臂上的种子发出了一阵微弱的、温暖的温度。那个温度不是她自己的，是陈泊远的。他在对她说：他去过南极。不是二十年前，是更早。在他成为修正者之前，在他拿到核心碎片之前，在他还是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他去过南极。不是为了铜铃，不是为了盲区，不是为了任何使命。只是想去。一个普通人，想去南极看看。
她不知道陈泊远在南极看到了什么。但她知道，他看到了。
登机口的工作人员撕了登机牌。王正走过廊桥，走进机舱，找到座位。靠窗的，刘嫣在他旁边。机舱里灯光昏暗，座椅是深蓝色的，头枕上印着航空公司的标志，一朵花，花瓣是红色的，花蕊是黄色的。他将背包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坐下来，系好安全带。
飞机动了。不是飞的，是被拖车推着，慢慢地、无声地后退。窗外的航站楼在后退，停机坪在后退，摆渡车在后退。然后飞机停了，发动机响了，声音很大，大到说话听不见。刘嫣看着窗外，看着航站楼的灯光在晨光中一盏一盏地熄灭——不是灭了，是天亮了，光弱了，看不到了。她的左臂上的种子没有温度，不是不在，是不需要。在飞机上，不需要温度。需要的是安全。
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窗外的地面在飞速后退，跑道上的白线变成了一条一条的虚线。然后地面离开了窗户，不是飞机飞起来了，是窗外的画面变了——从跑道变成了天空，从灰色变成了蓝色。飞机飞起来了。刘嫣的手抓住了座椅扶手，手指用力，指节发白。
王正看着她。她的脸上没有表情，但她的手在抖。她的左手——戴疤痕的那只手——在发抖。不是冷，是怕。她怕飞。不是怕飞，是怕飞起来就落不回去。他伸出手，放在她的手背上。她的手指冰凉，他的手指温热。他握住了她的手。
她转过头，看着他。她的眼睛在机舱的昏暗灯光中很亮，亮得像两颗烧红的炭。
“我在。”他说。
她的手不抖了。
飞机穿过云层。云层很厚，白色的，像棉花。阳光从云层的上面照下来，刺眼，她眯起眼睛。窗外的云海在阳光下像一片无边的雪原，白色的，没有尽头。她看着那片白色，看了很久。她的左臂上的种子发出了一阵微弱的、温暖的温度。那个温度不是她自己的，是安迪的。安迪在肖申克监狱里，面对着一道墙。他花了十九年挖通了那道墙。墙的那一边是雨水，是自由的空气。他看着那片白色的云海，不知道墙的那一边有什么。但他知道有。有就够了。
（第四十二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