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怀音一次数清楚抽屉里有多少封回信，是在收到沈砚章那封“五十二封”的信之后。她没有立刻数——那天是周三，小马的邮车刚走，分拣台上还堆着下午要发往乡下的几捆印刷品，牛皮纸包得方方正正的，摞在台角等着投递员来取。她把他的信折好放回公函信封，继续分信、捆信、按邮格装袋，等投递员们取走了各自的邮袋，老郑的摩托车声在石板路尽头消失之后，分拣台上彻底空了下来，她才拉开抽屉。日光灯在天花板上嗡嗡轻响，防火板磨薄的那块地方露出的木头纹理在灯下像一圈一圈的年轮。她低头看着抽屉里那些按年份用橡皮筋箍好的信封，深吸了一口气，开始把它们全部取出来。
她的回信分好几个地方存放，像一笔被分散存放的积蓄。最早那批贴着杜鹃花邮票的，放在档案柜最底层的铁盒子里——就是那个装过杜鹃花邮票纪念卡的铁盒子。盒盖上印着的牡丹花褪成了灰粉色，花瓣边缘几乎和铁皮底色融为一体，右下角的锈斑比去年又扩大了一圈，锈迹从边缘往中间蔓延，像一幅没有画完的地图。铁盒子是她从库房里翻出来的，原本装过气象局的年度公报，她把公报取出来按年份归档，空盒子拿来装信，大小刚刚好。中间那批贴着长城邮票的，放在分拣台右边抽屉里，用红色橡皮筋箍着。橡皮筋已经换过好几根了——最早的那根老化断成了两截，断开的时候弹了一下，轻轻打在抽屉侧板上，她没舍得扔，放在抽屉角落里，偶尔拉开抽屉看见它，会想起那些年她在信封上贴杜鹃花邮票的日子。最近这批用公函牛皮纸信封回寄的，放在左边抽屉最上面，还没有来得及归类，信封上印着的“青川县气象局”红色字样在日光灯下微微反光。她把这些信全部取出来，摞在怀里，抱到分拣台上。信沓在怀里沉甸甸的，信封的边缘抵着她的下巴，纸张和油墨的气味混在一起，和十五年前第一天上班时打开第一个邮袋闻到的那股气味一模一样。
她把分拣台上的杂物挪开——邮戳架推到左上角，油墨盒放在邮戳架旁边，空白信纸和备用信封摞在右手边。然后一封一封地拆开，按日期排开。最早的那封贴的是杜鹃花邮票，粉红色的花瓣，面值一块二。邮票边缘的齿孔依然整齐，背面干胶已经失效了小半，邮票和信封之间翘起一道极细的缝，她用手指轻轻按了一下，邮票贴回去了，但贴不牢，过一会儿又翘起来。信封上的字迹和现在不太一样——“青崖山气象站”的“崖”字，山字头写得比较大，占了整个字的三分之一，像一个人戴了一顶过大的帽子；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写小了，大概是写多了，手自己找到了最省力的写法，山字头缩回了正常比例，整个字变得匀称了。“沈砚章”三个字，早期的笔画用力一些，圆珠笔的笔尖把信封纸压出了凹痕，从背面能摸出每一个字的轮廓——“沈”字的三点水最后一挑微微上扬，“砚”字的石字旁横平竖直，“章”字的最后一竖收得很稳。晚期的笔画轻了，笔尖只在纸面上留下墨迹，不再压出凹痕，圆珠笔的滚珠在纸面上滑过去，像冰刀划过冰面。她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信纸，红色横线，折了两道。展开，只有一行字：“山楂收到了。酸的。后面有一点甜。”圆珠笔的墨迹在纸面上微微凸起，那是用力写字的痕迹——那时候她写他的信，每一笔都像怕对方看不见似的，把力气全部压进了纸里。收笔处的“甜”字最后一横收得特别重，把纸面压出了一个几乎穿透的凹点。
她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那是她写的第一封回信，写在多年以前的一个秋天。那天老赵从山上带下来一包野山楂，纱布袋子，麻绳系得紧紧的，结头翘着一小截，像一截不肯躺下的尾巴。她解开麻绳倒出一颗，放在掌心里看了看——山楂红透了，表皮皱缩，带着山上阳光晒过的痕迹，果子上有一小片颜色比其他地方浅，大概是长在背阴面，没晒到太阳。她把山楂放进嘴里咬开，酸得她眯了一下眼睛，酸味从舌尖炸开沿着舌面蔓延到腮帮子，整个口腔猛地收紧，像被人用手捏住了两颊。然后极慢的，一丝甜从酸的底部浮上来，很淡，淡得几乎察觉不到，但它在那里，藏在果皮和果肉之间的那一层极薄的半透明胶状物里。她铺开信纸，写了这行字。写完之后她看着这行字，觉得太短了，像收条不像信——她每天分拣几百封信，知道信应该是什么样的：有抬头有落款有问候语有结束语。这行字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句话，像一张便条。于是她又拿起笔，在最后加了两个字：“回信。”这两个字像一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暗号——加了这两个字，这封信才算是她写给他的，而不是分拣台上每天经手的几百封公函中的一件。从那以后，每一封回信末尾都加了这两个字，变成了一种习惯，一种仪式，一种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签名。
她把第一封信放在分拣台最左边，继续拆第二封。第二封贴的也是杜鹃花，粉红色的花瓣，面值一块二。“柿饼收到了。甜。”那是江远渡从山上带下来的柿饼，吴姐晒的，霜降后晒的，白霜厚厚一层，油纸上写着一个“甜”字，她的字，字迹小而圆浑，起笔收笔都不拖长。她把油纸折好放进抽屉，和那些回信放在一起。后来他把油纸留了很多年，下山之前放进了第八个纸箱，和那些没寄的信、云图、纱布袋子野山楂放在一起。第三封是冬至饺子，羊肉馅蘸醋。第四封是枇杷黄了，今年结得比往年多，竹竿撑了好几处。第五封是外公的邮包——她在老屋衣柜最底层翻出了那个绿色帆布邮包，皮带扣生了铜绿掰不开，用剪刀剪断了皮带。邮包里十七封信，全部贴着天安门四分邮票，外公的字，毛笔小楷，竖排，从“我没敢停”写到“咱们结婚吧”。她把十七封信贴在宿舍床头的墙上，从最左边排到最右边，每天晚上睡前看一遍，从蓝底白花的被子看到“咱们结婚吧”。
一封接一封，她把多年的回信按日期排成了一条长龙。分拣台不够长，信从台面这头排到那头，又拐了个弯沿着台沿排到了旁边的档案柜上，最后几封搁在铁盒子盖上。她排得很慢，每一封都要拆开看一看——不是确认日期，日期写在信封上，看一眼就知道。她拆开是为了看自己当年写了什么，那些话隔了这些年重新读，有些觉得陌生，好像不是自己写的——她盯着某一行字想：我当时怎么会写这句话？有些又觉得太熟悉了，每一个字都记得，闭上眼睛都能看见那页信纸上圆珠笔墨迹的排列方式。转运中心老陈那封，她写了日戳油墨很重，日期轮的印子很深，每次收到他寄来的大信封都能摸出来。老陈退休之前最后一次来镇上替班，她把这封信念给他听了，老陈听完摘下老花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说不盖就不盖吧。伞面内侧透明胶带贴着“等”字那封，她写她用指甲挑起胶带边缘，看见了那个写在气象记录纸背面的字。那个字写得很轻，每一笔都像怕把纸戳破似的，钢笔尖在纸面上走过的痕迹很浅，墨迹也是淡的，像是兑过水的，但“等”字最下面那一钩，收笔的时候还是没忍住，微微往上带了一下。抽屉满了那封，她写杜鹃花那摞挪到了档案柜最底层，挪的时候信封上沾了一层薄薄的灰，她用湿布一个一个擦干净了，晾干了再放回去。林照的画那封，她写分拣台防火板磨薄处露出的木头纹理，手腕上有一小片淡绿色的反光，林照说“我知道你等的人不是我”，然后骑上自行车走了，车筐里什么都没有。杜鹃花邮票样本册那封，她写样本册里杜鹃花那一页折了一个角，李会计说这页被人折了角，她说不记得什么时候折的了。其实她记得——是那天晚上在宿舍里翻看样本册，看到杜鹃花那一页时心里忽然涌上来一阵说不清的情绪，手指不自觉地就把页角折了一下。邮戳试盖的废纸那封，她写每一张废纸上除了邮戳什么都没有，没有收件人，没有寄件人，只有日期和地名——镇邮局。信封用完了那封，她写省城文具厂改制了，老信封停产了，她把最后一个空白信封压在油墨盒底下舍不得用，后来他寄来了公函牛皮纸信封，封舌自带不干胶，不需要再刷浆糊。她在信里写“以后都用你的信封”。
每一封回信她都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写的，那天发生了什么。枇杷黄了的那封写在一个大年的初夏，那年雨水足，枇杷结得比往年都多，竹竿撑了好几处还是压断了一根枝。她用麻绳把裂口处绑紧了，绑完之后手指上沾了枇杷叶背面的绒毛，白白的一层，拍了好几下才拍掉，但指缝里还是残留了几根细绒，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柿饼那封写在霜降之后，吴姐晒的柿饼白霜厚厚一层，江远渡把柿饼放在分拣台上说“山上那个人让我带给你的”，她接过去的时候手指碰到了纱布袋子上沾着的一小片松针——干透了的旧山松针，细长，边缘带着极细的锯齿。她后来把那片松针夹在了他画的第一张云图背面。外公邮包那封写在老屋拆掉之前，她在衣柜最底层翻出那个绿色帆布邮包，邮包上有外公的味道——帆布被太阳晒过之后特有的那种干燥的气味，混着一点点自行车链条油的铁锈味。她蹲在衣柜前面把十七封信一封一封拆开，从“我没敢停”读到“咱们结婚吧”，读完之后蹲在地上哭了很久。外公用了六年才把信寄出去。她自己呢——她用了更长的时间，写了三十七封回信，每一封都贴好了邮票写好了地址，一封也没寄过。转运中心老陈那封写在她第一次去县城开会之后，她站在转运中心门口看见老陈把邮资不足的大信封投进发往镇上的邮袋，走进去跟老陈打招呼。老陈说小陆你怎么来了，她说开会，顺路过来看看。老陈说新物流园全是自动分拣机，日戳也不用人工盖了，这个戳用了大半辈子，明天开始就不用了。说完把日戳擦了擦，放在分拣台上。
她数到第三十七封的时候停了一下。那封信贴的是长城邮票，面值八毛，信封上的字迹已经很稳定了——“沈砚章”三个字每一笔的位置几乎固定了，起笔收笔的力度也固定了，和她写在气象记录复印件上的签名一模一样，好像她的手腕已经为这个名字专门进化出了一套独立的笔画程序。拆开，信纸上只有一行字：“枇杷又黄了。甜的。不管我在镇上还是县城。”那是她第一次在信里写“县城”两个字。她记得那天——七月的热风从窗户灌进来，邮局里闷得像蒸笼，石板路被太阳晒得发烫，空气在路面上升腾起一层肉眼可见的热浪，花猫躲在屋檐阴影里吐舌头，前爪揣在肚子底下，眯着眼。她写完之后把信放进抽屉，然后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枇杷树上黄透了的果子，果皮上覆着一层极薄的白霜，在阳光下微微反光。他要是还在山上，这封信里会写“枇杷黄了，甜的”。现在他不在山上了，这句话还是写给他。这是她的第三十七封回信，也是她第一次没有在信末加“回信”两个字。她看着那行字下面的空白——那里本来应该有两个小字，但这次没有。不是忘了，是不需要了。他已经知道是她写的了。
她继续数。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数到最后一封——那封关于松果的回信，日期是上个月——她把数字记在了心里。不对，她放下笔，在脑子里重新算了一遍。最早那封山楂是多年以前的秋天，最晚这封松果是上个月，中间每一年都有，有几年写得多，有几年写得少，但她从来没有间断过。她把这些年写过的回信全部加起来，一封一封地加——但她怕自己算错了，又把分拣台上的信从头到尾数了一遍。手指点着信封一封一封地移过去，嘴唇微微翕动，但没有出声，像一个在默诵经文的人。第一封，山楂。第二封，柿饼。第三封，冬至饺子。第四封，枇杷黄了。第五封，外公的邮包。第六封，转运中心老陈。第七封，伞。第八封，抽屉满了。第九封，林照的画。第十封，杜鹃花邮票样本册。数到最后，她的手指停在了最后一封信上。
三十七封。
她没有数错。她写的回信，贴好了邮票写好了地址封好了口，放进抽屉，从来没有投进过邮筒的——一共三十七封。那些后来通过公函信封寄出去的信，不算在这些回信里。那些是寄出去了的，是收到了回音的，是她站在装车口亲手投进发往县城的麻袋的。那些信他收到了，也回了，每一封都有来有回，像她和他之间一条终于被打通的双向邮路。而这三十七封，是她在镇上分拣台前写好的信，每一封都完成了一封信应该具备的全部形式——有信纸，有信封，有邮票，有地址，有封口——唯独没有走出过这个抽屉。它们是三十七封完整但沉默的信，像三十七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翅膀都长好了，但笼门从来没打开过。
她把信按原样折好放回信封，重新用橡皮筋箍好放回抽屉。杜鹃花那摞放回铁盒子，铁盒子的盖子合上时发出一声极细的金属摩擦声，像一声极短极轻的叹息。长城那摞放回右边抽屉，用红色橡皮筋箍紧，橡皮筋勒上去的时候信封们被压出一个极轻微的弧度。然后铺开一张信纸，拧开圆珠笔，写道：“我抽屉里的回信也数了一遍。三十七封。第一封贴的是杜鹃花，最后一封贴的是长城。”
写到“三十七”这个数字时，她想起多年前老赵退休之前最后一次上山，拍下了那张照片——邮车停在半山腰，车窗伸出一只手，捏着一封没贴邮票的信。照片背面老赵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最后一周上山。他没寄。”那时候她以为他只有那一封没寄的信，以为“没寄”是一次偶然的犹豫。后来他告诉她，他在山上写了五十二封。五十二封，不是五十二次犹豫，是五十二个夜晚他独自坐在值班室里，铺开红色横线信纸，拧开钢笔，写下当天的天气和想说的话，然后折好放进抽屉。五十二加三十七。她放下笔，在脑子里把这两个数字加了一遍——八十九。八十九封信，一封都没寄过。他在山上的值班室里写了五十二封，炉子上的水壶噗噗冒着蒸汽，窗外的松林在风里哗哗响，有时候大雪封山，有时候积雨云压顶。她在镇上的分拣台前写了三十七封，日光灯嗡嗡响，防火板磨薄的那块地方露出的木头纹理在灯下像一圈一圈年轮，窗外枇杷树的叶子沙沙响。两座抽屉隔着三百公里，对称地沉默了很多年，谁也不知道对方抽屉里有多少封信，但各自都在写，各自都没寄。
她在这封回信的最后加了一行字：“你是五十二，我是三十七。加起来八十九封。八十九封信，一封都没寄过，但每一封都收到了。”折好装进宽版牛皮纸信封，贴长城邮票八毛，在寄件人那一栏写下“镇邮局陆怀音”。然后把信放在抽屉最上面，没有像往常那样放进去就关上。她站起来走到装车口，拉开小马邮车的后厢门，亲手把这封信投进了发往县城的麻袋。麻袋上用白油漆印着“县”字，和她多年前第一天上班时看见的那个字一模一样。麻袋沉甸甸的，里面装着镇上寄往县城的各种公函、包裹单、挂号信，现在她的这封信也在里面了。她把后厢门关上，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回分拣台前坐下。窗外的枇杷树被风吹得沙沙响，竹竿撑着最弯的那几枝，竹竿头上的铁钩在风里轻轻晃动。
沈砚章收到这封信是在一个下雨的傍晚。他刚从城东站巡检回来，裤腿上沾着排污渠边的泥点子，湿漉漉的鞋底在走廊上印了一串脚印。传达室的老孙从窗户里探出头，手里摇着一个公函信封，说有一封你的信，镇上邮局来的，下午刚到。他接过公函信封，站在走廊里就拆开了。走廊里很暗，声控灯在他跺脚之后亮了一下又灭了，他借着尽头窗户透进来的灰蒙蒙的天光看信。里面只有一张信纸，折了两道。展开，她写道：“我抽屉里的回信也数了一遍。三十七封。”他拿着信纸走回宿舍，推开门，没有开灯，站在窗前继续往下看。窗外县医院后墙上晾着的白床单被雨淋湿了，沉甸甸地垂在晾衣绳上，再也鼓不起来，雨水顺着床单的边缘一滴一滴往下淌，滴在墙根下的水泥地上，溅起极细的水花。他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字，字比其他都小，挤在信纸最底下，好像写的时候是临时加上去的，怕写不下：“你是五十二，我是三十七。加起来八十九封。八十九封信，一封都没寄过，但每一封都收到了。”
他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坐回桌前，拉开台灯。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搪瓷杯的杯口上，那个月牙形的缺口在灯下露出底下黑色的铁胎。他铺开一张公文信纸，拧开钢笔，想写点什么——想写他从山上带下来的五十二封信现在就在书架上的方便面纸箱里，用红色橡皮筋箍着，纸箱侧面写着他上次加上去的那几行字；想写她这三十七封回信每一封他都记得，从“山楂收到了酸的后面有一点甜”到“枇杷又黄了甜的不管我在镇上还是县城”；想写八十九这个数字比他预想的多，又比他预想的少——多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写了那么多，少是因为他以为她会写更多，毕竟她在邮局工作，每天和信打交道，写起信来应该比他顺手得多。但三十七封，每一封都没寄，和他一样。但笔尖悬在纸上悬了很久，最终只写了一句：“三十七加五十二，八十九。我们之间隔了八十九封没寄的信。”写完停住，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又写了一行：“但每一封都收到了。”折好装进公函信封，投进邮筒。信封落进邮筒底部的时候发出轻轻一声闷响，被雨声盖过了大半。
回来之后他把她的回信和自己那封“五十二封”的草稿并排放在书架上，用缺角的风杯压住左边，用青崖山捡回来的松果压住右边。然后从桌上拿起记号笔，走到书架前面，蹲下来，在方便面纸箱侧面自己上次写的“五十二。青崖山”下面，一笔一划地补了一行字：“三十七封在镇上。”写完退后一步看了看，三行字排成一列，字迹一笔一划，收笔处微微拖长。他又在下面加了第三行，字更小，几乎贴着纸箱底边：“八十九。合。”他把记号笔放回桌上，把纸箱重新推回书架最上层，和青崖山的气象月总簿、她寄来的公函回信、那颗松果，并排放在一起。
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他独自坐在宿舍里，把五十二封信重新按日期顺序收进纸箱。每放一封，就把信纸折角轻轻按平——那些折角在抽屉里压了太久，有些已经翘起来了，他用拇指顺着折痕重新推了一遍，让它们恢复平整。最早那封的折痕已经深得像刀刻的，折痕处的纸张纤维已经断裂了，用透明胶带从背面贴了一下才没裂开。最晚那封的折痕还带着纸面本身的韧性，一按就平，折痕处只有一道浅浅的白印。纸箱重新封好之后，他铺开公文信纸，拧开钢笔，给陆怀音写信。
“昨天把五十二封信重新收进纸箱，按日期排好，每一封的折角都按平了。纸箱侧面写了三行字：五十二、三十七、八十九。八十九封信，你在镇邮局写了多少年的回信，我在青崖山写了多少年的信。两个抽屉隔着三百公里，对称地沉默了很多年。现在它们都清点了——五十二在你那里，三十七在我这里。我们只是没贴邮票。”
他写完之后在信末停了一下。窗外县医院后墙上新晾了一排白床单，刚洗好的，被夜风吹得鼓起来像一张张帆，衣袖一扬一扬的。他握着钢笔，笔尖悬在信纸最后一行字的下面，悬了好几秒。然后他写了一个字：“等。”这是他第一次在寄出去的信里写这个字。写完之后他看着那个字看了很久——这个字他写过无数次，在山上那些没寄的信里写过，在伞面内侧透明胶带贴着的那片气象记录纸上写过，在每一个周三早晨站在路边手在口袋里的瞬间在心里写过。但这是它第一次真正走进邮筒，坐上邮车，经过转运中心，到达她的分拣台。他没有划掉它，没有把它折进抽屉深处。他把信纸折好装进公函信封，封口，投进邮筒。
信封落进邮筒底部的时候发出轻轻一声闷响。雨已经停了，地面湿漉漉的，女贞树的叶子上挂着水珠，在路灯下亮晶晶的，像一颗颗极小的玻璃珠。他站在邮筒前面，手在口袋里——和那些年在山上每次寄完信时一样的姿势。但这一次口袋里没有那封磨毛了边的信，他寄出的信里写了他十几年来第一次写下的那个字。
（第三十八章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