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恩人明叔走后，我的楼盘也很快全部售出，赚了不少钱。一下象癞蛤蟆被仙人点化了一样，变成了气定神闲的白马王子。但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无论有多少钱，也总觉得缺少根基，没有自己人，属于自己本来的东西，总好象永远是一个云游四方的客人。而且做房地产并不是自己的强项，在城市里竞争非常激烈，要找到好的地块，好的投资项目是非常艰难的。而据我了解，我们家乡的房地产业还远没有真正开展起来，有非常大的潜力。完全可能不费多少力量就可能取得非常巨大的成果的。
于是，我出卖了所有的房子、车辆和别的东西，解散了团队。只带着不菲的钱财静悄悄地回到了阔别十几年的家乡。
本来，我是一个成功的人物，一个被人鄙视、糟蹋和蹂 躏践踏得活不成人的女子，理应衣锦还乡，四处张扬，大张旗鼓地让家乡人看看我取得的成绩，获得的巨大成功。但过去那些痛入骨髓的耻辱和永远也不可能消除的令我没齿难忘的经历，使我永远不会张扬自己，标榜自己的。只有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把自己永远隐藏起来，永远在外边包裹一个厚厚的壳，象乌龟一样静静地低头行走，安安静静地活着。再加上明叔给我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让我知道做人，是万不可张狂高傲的。做好做孬全在别人的评价和评估，自己是绝不可肆意张扬的。因为一个强者是不必要也不需要如此做的。只有那些无能之辈们才由于自己没本事，没能耐只得靠张扬吹嘘来吓唬那些没有头脑的人。而那些真正有才华有本事的人是看不起这样的人。面对成功，淡定淡然淡泊是你唯一的选择。好多人不是失败在失败之中，而恰恰是失败在成功之后。从政 治舞台上的大人物，到民间反反复复在成功与失败之间挣扎的人们，无一不是有着这样经历的。成熟的最大的标志就是永远能保持一个冷静镇定的大脑。绝不因一时的成功而酿成终身的失败。珍惜既得的成果，远远要比苦苦奋斗向前发展时需要付出的意志和毅力多得多。
为了保证路上的安全，我把钱分别打进几个卡里，用胶带贴在鞋垫下面，紧紧卡在鞋里面。只在一张常用的卡里打了几千块钱，以便路上的开销。一旦遇到不测之事，完全可以丢卒保车，以最小的损失换来绝大多数财产的安全。并牢牢记住卡的密码，如果遇到打劫者，就做一个乖孩子交出这张标志着自己全部财产的卡，换取多数财产甚至是生命的安全。
多年没有回过家乡，真不知道现在变成啥样子了。为了重温当年我离家出走时的旧梦，重新体味一下当年出走时复杂的心情。尤其是参观一下沿途城市村庄的变化，我没有坐飞机，而是选择乘坐火车。凭着我的记忆，沿着当年我离家时的原路返回。
列车象一个醉汉摇摇晃晃地向前蠕动着，沿途的山景田野房屋村庄尽收眼底，一幢幢高楼大厦象细细的电线杆一样纷纷倒退着向后面漂移。人流车辆就象一个个旋转的陀骆一样一个个旋转着纷纷一闪而过。
到处都在开肠破肚搞修建，头戴安全帽的工人一路上象蚂蚁一样多。原来的楼房嫌旧嫌小，爆破炸掉重新建高楼大厦；新开工的楼盘有建了一半的，有正在开挖地基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象蛛网似地横七竖八地交织在一起，火车、汽车就象是附在其身上的一只只蜘蛛。只是蜘蛛是静的，火车、汽车是动的。社会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进步着。仅仅十几年的功夫我已经认不出一路上原来的模样了。还以为是自己记错了。但看看地图一点也没有错，就是我当年出来时途经地方。
火车毕竟要比汽车安全得多，不仅是因为车本身安全；重要的是车上有警察，有管事的人。不象在城市的街头时刻可能遭到袭击和伤害。只要自己注意些，一般是不可能出现安全问题的。
一路上非常顺利，从省城下了火车传乘汽车平安到达家乡的县城。由于村里还没有通公共汽车，只能搭车或坐出租汽车。从省城乘坐汽车回到县城已近黄昏，因没有急事也难以找到出租车。就住在旅店里。小县城最大的好处就是安全。因为极少有外来人口，本地人又极少，城里的人差不多可能认识每一个人。至少也大概知道其家里的一些情况。谁也不敢冒着被认出的危险去干不法的事情的。所以，除了偷偷摸摸的小盗贼外，一般很少有公开抢劫的事发生。
第二天早早起来，在街边的摊子上吃过早点，便迈出双脚开始在久违了小县城转悠起来。十几年没有回来，家乡的变化简直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快如疾风。街道拓得比过去要宽得多，原来狭小逼狭窄的街面宽敞开阔，车辆来往畅通无阻。市区中心竟建起了装有电梯的高达十几层的高层楼房，直指云天，在小城里非常显眼。姑娘小伙的衣着打扮绝不亚于大城市，一个个穿得光鲜夺目，时尚阔绰。红花五绿的发型，把城市装点得亮丽多姿。没有人对此类打扮异常的人多看一眼。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许早已对此见得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反而以为非常正常而合理。传统与现代，保守与进步，过去与未来，停滞与发展……在进行着痛苦的搏弈、较量，交织融合，重新分化组合，最后变成一股合力，向前向上发展进步。商店里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样式品种，质量数量绝不比大城市差。这大概完全利益于错综复杂的、四通八达的公路交通事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我在超市里购买了大包小包的食品，准备带回去看望伯父一家。在挑商品时，我嘱咐自己，千万不敢把本地的东西给买回去，不然可要闹出笑话了。而且会被他们看轻的，从大城市回来却在本地购买廉价的东西来糊弄长辈。但看着华丽的包装，根本就找不到本地所产的任何商品。全是外地大城市里的，跟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的东西完全一样。这完全让我放下心来，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家乡尽管外表看起来发展非常快，但骨子里并没有多少变化，经济状况并没有多大的改观，仍然贫穷落后，仍旧是传统的农业生产，锹镢耙子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现代的，劳动方式却是原始的。肉奶菜价竟要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还要高得多。猪肉一涨价，城市人叫苦不迭，政府赶紧给补贴，发放储备肉。但人家的收入是非常高的，而这里的人工资非常低，收入少，根本跟城市里人无法相比。真不知他们怎么生活的。为什么仍是那样平静悠闲，自在逍遥。没有谁来管他们的生死存活，任其自生自灭，但他们却生活得好好的。绝不会因为社会有什么变化而把他们的生活打破，变坏。顽强的生存能力，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使这里的人能遇事不惊，处变不慌。真太让人感慨万端，可敬可叹了。
我这回一定要凭自己的实力为他们做点真事实事了，虽然不能帮他们作出太多太大的改观，但总比不变不改强就好。
伯父一家是我在家乡唯一的亲人，我只有好好对待他们，把对故去的亲人难以回报的情怀搭建到他们身上了。
我打了一辆出租车，便向阔别了十多年的家乡进发。一路上，心里不知是喜悦还是担忧，成功的喜悦，失去至亲的酸楚，被蹂 躏践踏的痛苦交织起来，心里是翻江倒海，难以平静。令我难以置信的是，不仅从县里到乡里的公路全是柏油路，甚至连村里的土路也铺上柏油，平坦、快畅，不到一个钟头便到了村口。但面对着一孔孔破烂得连门窗也没有了黑黢黢的土窑洞，除了依稀可辨的原来的院落里长满了半腿深的杂草，连个人影也看不见。我站在高处看看我的家，只有两孔破烂烂的黑窟窿，除了院畔里的象征着我出生时征兆的杏树还郁郁葱葱地生长着，什么也没有了，连门窗也不见了。面对着司机一脸的疑问我只能告诉他，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回家了。不知村子里的人和村子搬到哪儿去了。
我这才注意到我们脚底下踩着的是土路，柏油路并没有通到村子里，说明村子可能早已搬走了。
当我来到村子的最高处时，发现不远处，全村唯一的瓦房里似乎还有人在活动。大门口的一个杆子上还飘着一面红旗。我这才想起那是学校。瓦房还是没收的当年民国时期的村长家的住房改造的。怎么大人全搬走了，小孩子们还在旧地方读书呢？
车子进不去，我只好让司机先等一下。便只身朝学校走去，想打听伯父家搬到哪儿去了。学校里一个年轻的女教师正领着孩子们上课间操。我等她上完操才上前向她打听伯父家的情况。她一下愣住了，疑惑地打量着我。
“你是……”
她疑惑地望着我问。
“我叫宁杏，是他的侄女。刚从外地回来。”我说，“不知他家现在住在哪儿了？”
她惊讶地睁大眼睛，盯着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紧接着，她美丽的眼睛里一下闪出点点泪花，嘴巴夸张地张大了，声音响响地喊了起来：“啊？你是杏姐？你回来了，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
“你是……”
我仍然没有认出她，只得抱歉地摇摇头。
“我是梅梅呀。”
她大声说，眼里的泪花一下变成汩汩的泪水，流淌下来。
“梅梅？你是小梅梅？”
我惊异地望着她，一时说不出话来。
“是啊，是啊，我就是梅梅，你的妹妹呀。”
她颤声说。
我吃惊得浑身颤抖起来，一把抱住她，她也紧紧抱住我的腰，我们两人几乎是放声大哭起来。
我当年离家出走时，她还是个只有七八岁的小姑娘，神情紧张地站在路口，眼巴巴地望着我，怕我离开再也见不到她了。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巴里含着，破烂的衣裤上沾着拔猪草带来的副产品。实在不知道，短短的十几年没见，她竟出落成一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而且竟当上了老师。
半晌，我放开她，再问她：“伯伯和大大还好吧？”
“还好，只是他们都老了。干不了多少农活了。”
她边用手绢擦着眼泪边说。
她回头跟另一名女老师说了几句什么，便带着我到她家，也是我的家去找伯伯和大妈，她的父母去。
我们都坐在车里，汽车掉头向前开去。一上到塬面上，便看到离土路不远的前方，紧挨着公路旁建起了一座座平房和砖窑洞，那里就是本村的土地，我一心赶路，忘记了观察周围的情况。其实新村子离旧村子并不远。只是旧村是建在半沟里的山坡上的土窑洞。因为窑洞只能是依山而建。而平房和砖窑却是完全得在平地上建的。自然是建在公路边最好了。
伯伯家住在新村的中间，一排三间平房，院子非常洁净平坦。铺着水泥地面，靠院墙的一边，种着各种蔬菜，郁郁葱葱的生长着。一株红果树紧挨着的砖墙栽着。树上挂满了青色的果子。伯伯正躺在躺椅上养神。大妈正坐在一旁的杌子上做着针线活。我和梅梅已经走到他们跟前了，谁也没有认出我来。
“爸妈，你们看谁来了？”
梅梅走到他们跟前，低着头问。她示意我不要亮明身份。我站在她身边，静静地看着他们，期待他们的反应。
两人都明显地老了。伯伯的头发已在我离开时的花白变得几乎全白了。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的，象秋天犁过的田地。牙齿也脱落了好几颗。倒是伯母不太显老，只是眼睛似乎不太好使了。戴着老花镜。
两人怔怔地看着我，半天没有反应过来。伯伯睁着一双浑浊的眼睛打量着我说：“看样子你是城市里来的姑娘了。我咋能认识呀？是不是走亲戚来了？”
他可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而他正在苍老下去，说不定啥时候就要离开你，象你的父母一样走到你永远再也见不到他的地方去了。你可得珍惜难得的跟他们相处的机会呀。但我还得尽量装作轻松的样子，不要因我而勾起他们对他们的弟弟的怀念和痛惜。
“我就是走亲戚的城里的姑娘。只不过就是到你们家走亲戚来了。”
我故意笑着说，但眼睛里潮潮的，直想哭。
“你是来我们家走亲戚的？我们在城里没有啥亲戚呀。就是山平家里的，也是常回家的。再说，她也不能算是亲戚呀。你这样的姑娘，不象是我们这样穷人家的孩子的亲戚。真的不知是……”
大妈疑惑地停下手中的针线活，看着我说。
“伯伯，大妈，我是杏儿呀，你们的侄女宁杏儿。回家来看你们来了。”
我再也憋不住了，含着泪大声说。
“啊？杏儿，杏儿？是我们的杏儿回家了吗？”
他们不约而同地站起来，走到我跟前，打量着我，一下抱住我，伯伯拍着我的头，大妈拍着我的腰，嘴里絮絮叨叨不停地说着想念我的话。他们四处向打工的人们打探我的消息，但谁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担心我被骗了、害了。因为传说外面的世界非常恐怖，时不时就能遇到坏人的。
我为这些年没有跟他们联系感到惭愧。但除了这些年还算活得有点人样子，以前的生活状况哪能跟他们讲呢？那样就只有增加他的痛苦和担忧了。
这时，我才想起司机还在外面等着。便跟梅梅一起出去把车上的东西拿下来。司机开车走了。我让他给我留下电话，用车时让他来接。
由于坐车的缘故，我带的东西很多。想把自己这些年对伯父一家的欠缺用礼品折抵回来。我知道这些并不能完全消除我内心对伯伯的感情上的愧疚，但也只有这样做了。
他们向我打听我这些年在外面的生活情况。我隐瞒了我所遭受过的所有痛苦，只是说在工地上打工，渐渐地结识了一些人，积攒了一些钱，自己做生意也赚了点钱。想到家乡来投资再也不出去受罪去了。
他们听着非常高兴。说还是要出去才会有变化。人挪活，树挪死么。不然就钻在这个小山旮旯里啥时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化的。
我也向他们打听了一些家里的情况。伯伯家是村子里少有的光景过得好的人家。一为是因为孩子少。只有两个孩子，儿子和女儿。堂兄虽然没有读下书，但人头脑机灵。在工地当小工时学会了开挖掘机，积攒了一些钱后，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自己购买了一台挖掘机，包工程赚了不少钱。并不断地扩大，有好几台推土机，挖掘机。还雇佣着司机。自己当老板。父母也跟着享受。让他们到城里生活，但谁也不愿去。说是过不惯城里的热闹噪杂的日子。还是乡村的生活好。还种着口粮田。梅梅虽说考得全乡第一名，可实在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竟连个普通高中也没有考上。但由于有全乡第一的名气，便在本村当上了民办教师。
中午，大妈给我做了久违了的家乡饭：羊肉萝卜臊子荞面圪飥。无论是营养价值还是色香味都令人难以忘怀。黄黄的萝卜，白青色的荞面，鲜红的羊肉，捻搓成小猫耳朵样的圪饦（此是我们本地人的称呼，一般通称“猫耳朵”）小巧玲珑，娇小可爱的样子，都会叫人食欲大开。总有十几年没有吃到这样让人回味无穷的饭菜了。我一连吃了两大碗，还想吃，可实在是吃不下去了。因为我通常只能吃一碗饭的。
晚上，我和梅梅住在她单独住的隔壁屋子里。清淡幽雅的布置，久违了的亲情，使我们打小分别后有着谈不完的话。朦胧有月色从玻璃窗里透进来，照着我们姐妹俩难眠的脸。
“民办老师这么辛苦你为么不跟哥哥到城里找个干的呀？能不能发了工资呢？”
我看着她发育得丰满的脸问。
“我也不知为什么，就是爱文化。自己从小就爱学习，爱读书。觉得一个人要是没有了书，不跟文化沾点边，就没有啥意思了。可又没有考上学校。只能当民办老师了。百八十元的工资也得等到年底才给。有时也真觉得实在不值，真的不知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
她困惑地说，脸上现出淡淡忧愁的样子。
“你不是年年都要考全乡第一吗？怎么就连个普通高中也考不上呀？”
我多年没有回家了，实在对很多问题都是难以理解的。困惑地问。
“唉，”她叹了口跟她这个年龄完全不相称的浊气说，“刚开始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参加工作后，渐渐地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上级对乡村的教育根本就不重视。老师们都想进城去。有面子的都走了。没有面子没本事的就不得不留下来。但评模、进级，职称评定都轮不到他们。所以很难有谁会好好干的。公办教师纷纷请假做买卖，种地。缺少的老师就不得不找代教、民办来充数。初中毕业代初中，你想能代好吗？噘死也难干好的。我虽然常考第一可也实在不敢去代初中。只能代小学了。现在正报名参加函授生，要是能取得大专文凭，再代初中也许就能胜任了。”
她有所期待地说。
原来如此。难怪乡村的孩子们不管有多大的能耐，有多么用功，可最后永远不会有什么变化，有点出息。落后的教育怎么能改变他们的处境呢？如果干脆就什么也学不到，甚至就是一个文盲，也许她就不再有什么幻想了，一定会象别的女孩子一样出去打工，走到哪儿算哪儿。或者能学得很好，考得也好，考上重点中学，一路顺风考上名牌大学……这一辈子完全就决定下来了。就怕上不得，下不来，吊在半空中，变成一个二半吊子，高不成低不就最终就可能一事无成。
我为小妹的未来担心起来。
“你初中毕业生，直接上大专，能过关吗？”
我又为她的不知高低担忧起来。
“没事的。”她自信地说，“据说考题都是代课的老师出的。文科容易自学，尤其是语文是我非常热爱的。我报的中文专业。考个及格至少是没有问题的。”
“有心劲就行。”我安慰她说，“一个人什么也不怕的，就怕缺少心劲。当然，还得有坚持精神，要有前劲，更得有后劲。”
我要比她大得多，人生经历和社会经验当然要比她这个永远没有走出过山乡的乡姑要多得多。所以，既是鼓励又是鞭策地说。
“姐，我一定听你的，绝不会半途而废的。”
她表态说，脸上显出坚定和坚毅的神色。
第二天是家历七月十五，传说中的鬼节。我便带着祭品和梅梅去上坟。自从十几年前离开家乡后，从来没有回来过，也从来没有给父母祭奠过一回。我的内心沉重得象挂着一块铅板。脚步也迈得格外沉重迟疑，象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婆婆，又象一个背着沉重的东西走了千山万水的行者一样，累得喘不过气来。
坟地在自家口粮田紧挨地塄的崖壁上。由于长期没有人耕种，坟墓四周长满了半腿深的杂草，父亲当年在地畔里栽的小树也长高了，树杆高高地挺立着，一株株连成了片，郁郁葱葱的叶子，把正午的阳光分隔得支离破碎，在草丛中投下斑驳陆离的影子。土坟堆上也长满了杂草，坟头上插着清明节时大概是伯伯和他的儿女们祭奠时的花环。虽然经过风吹雨打但仍旧保持着原来的颜色，纸花在微风的吹拂下跟草丝摩擦得咝咝作响。祭桌上仍有一些放罢祭品后留下的塑料盒子。我静静地跪在祭桌跟前，脑子里一片苍白，空得就象那高远的天空。眼睛也迷 离茫然，不知看着什么地方。眼前似乎看到父亲鲜血淋漓的面孔，母亲白森森的骨头架子，顿时苍白的脑海里一下子翻江倒海起来，胸口间阵阵剧痛，使我浑身打着寒战，心里时而烧灼时而冰冷，象从蒸锅里出来又跌进冰窟窿里。但面对着妹妹我连个声音也发不出来，只是眼睛里的泪水象河水一样汩汩地流淌着，一滴滴落在脚下的杂草丛中，浇灌着茵茵绿草。我纵有千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此时我痛苦挣扎的自豪自怜自信自卑……的心情。实在不知道我此时是什么样的心情了。只有无助的泪水象秋雨一样淅淅漓漓地滴落着。
我现在虽然有钱了，也有地位了，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会到哪里去？我的亲生父亲是谁？为什么让母亲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山洼里，一个人把我生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有无数为什么永远象毒蛇一样天天缠绕着我，让我夜难入眠，愁肠百结。过去我还敢公开去找亲生父亲，但自从自己有了钱也有了地位后，就再也没有勇气去向社会、向别人寻找他了。莫名的恐惧感让我不敢迈出半步。我怕别人知道我原来是个没有根底的人，没有来历的人，没有血统不知道从何处来的野孩子。说不定是谁的私生子，甚至就是婊 子养的，野鸡生的。哪时你纵有多大的社会地位，多么有钱也绝难改变人们对你的鄙视和厌恶。你所拥有的一切全无用处，全是垃圾。你会在人们的指指点点、窃窃私语中痛苦不堪，羞愧难当，无颜见人。在无助无奈中静静地悄无声息老去死去，连个影子也不会留下的……
我根本没有任何勇气来寻找我的根底，我的来由，我的原生态的一切的一切了。只能仍旧象过去一样任风把自己这个飘忽不定的浮萍吹向不知哪里去，任其自漂自流，自生自灭……
面对着两个只见过不到五分钟就在后来永远结合在一起的父母，面对他们现在住着的萋萋绿草掩盖下的黄土包，我能对他们说什么？无论说什么，做什么，他们是再也永远听不到了。而跟前的妹妹，一个年少的女孩子，又能对她讲什么呀？一切的说词全是多余的。只有掩藏不住的泪水才能洗刷我难以抑制的苦痛和哀伤。
刚刚走出校门的妹妹哪能知道我心中的痛苦。她也没规劝，一任我边摆放着祭品，边把十几年没有流够的眼泪流光滴尽了，我们才点燃黄纸和香烛，把祭奠的一切仪式进行完毕，磕了三个头。站起身，定定地站了半天，才步履蹒跚，一步三回头地离开父母长眠的地方。
但我还活着，甚至于要比一般人还活得要好，尽管穷得除了钱我是一无所有。所以，我还得做点什么。尤其是对父母，尽管行前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但现在也还有补偿的机会。尽管这种补偿实在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但我也只能这样做了，只为使自己的良心能好过些。
我决定给父母修缮坟墓。
北方人一般都是黄土坟。区别只是坟前的地方以及周围环境是否有附加设施。比如墓碑，碑楼等。不象南方人一样几乎一律是水泥建筑。我决定象南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坟建成水泥坟墓。
第二天，我便到城里购买了水泥沙子雇车拉回来。又定做了一块大理石墓碑。当镌刻墓碑的人问我母亲的名字时。我竟一时愣住了。我包括所有的人谁也不知道母亲叫什么名字。我只能按过去女人起名的办法，让母亲叫什么什么氏。父亲姓宁当然宁要在前头。可她到底姓什么叫什么也无从知晓。连她家的姓也不知道。可总不能没有她的名字吧？我忽然灵机一动，我听父亲说，自己好象在生在一棵柳树下面的，柳好象也是一个姓。于是，便把这个柳就算作是母亲的姓吧。于是，就让刻工把母亲的姓名刻成“宁柳氏”。这样总算是把他们两人的姓名凑齐了。本来也想象那些大户人家一样在墓碑后刻上他们的事迹经历等等。但他们可怜得连个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哪能有什么功绩事迹？只能作罢。
动工那天，我还按当地的风俗请了阴阳先生来给指点安置。他用罗盘对坟墓重新做了定位，还在坟前埋了一块刻着字的砖，上面刻着重修坟墓的时间和缘由，以兹纪念。字全用硃砂粉写出。还画着谁也看不懂的图案。在他率领我和全体施工人员在坟前磕过头，烧过香后，便开工了。
我的这一举动实在是有些惊世骇俗的意味。因为方圆数十里是绝没有人会这样修缮自家先人的坟墓的。包括那些财大气粗的官宦人家。于是，大家纷纷来观看，不知我要把坟墓建成个啥样儿。渐渐的，人们由议论我给父亲建坟墓，联想到我现在一定是有钱了。这钱是怎么来的，我出去到底在干些什么，为什么一个十几岁出去的女孩子，凭什么就能有那么多的钱。而且肯定钱不会少。不然哪能去修建这些实在也没有多大意思的水泥坟墓。岂不是钱多得花不了了吗？
听着人们的窃窃私语，一个个羡慕忌妒的目光。我不知道自己是该高兴还是该痛苦悲伤。看起来，低调是绝对难以低下去了。只要你做些超出常人做的事就不可能真正低调下去。还得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
先把父母的事干完再说。
我想。
十几天后，一座水泥砖铺道，水泥盖顶的坟墓便竣工了。用仿古琉璃瓦盖的碑楼，在阳光照射下闪着红黄绿三色交织的五彩缤纷的光。我还让工人在道路两边栽上松树和柏树。再把坟墓四周也用同样的树包围起来。地塄边还种上各种花。远远望去，俨然就是一座花园。
坟墓里面并没有动，只是把外面的黄土层换成水泥建筑，用水泥把原来的黄土坟全部覆盖住，在前面建了大理石祭桌，并建了墓碑，在墓碑外加盖了碑楼。修了通向坟墓的道路。
等所有的人散去，我一个人独自伫立在翻新的坟墓前默默地象个影子一样站了好半天。天上的云彩随着风飘来飘去，云层下面有只孤独的鸟儿忽上忽下地悠来悠去，飘忽不定的影子在我眼前闪来闪去，我似乎化成了一座雕像要永远伫立在父母坟前，给他们安慰问候，请安报喜。但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只能招来村人啧啧的称赞和嫉羡声。给我带来荣誉感和自豪感，而无论你作出多少坏事好事，表达出多少真情假意，对他们来说全是徒劳的、可笑的。他们可是什么也不知道的呀！
我一点也没有成功之后的自豪感，反而步伐沉重，心事重重地象一个孤魂野鬼似地返回到伯伯家，一头倒在梅梅和我住的屋里的土炕上，再也不想起来了……
既然自己有钱的事已经瞒不过村人了，索性就直接面对他们，不要让他们太费力地猜疑，那样反而不好。谁知道他们会想象出什么样的事情，编造出啥样的故事来的。树大招风，财大招贼。虽然在村里还不至于招来贼，但招来忌恨也是不好的。
于是，我在调整好精神状态后，特意进城买了几条高档香烟，还买了孩子们爱吃的零食，挨门逐户去拜访全村人。好在村子并不大，每家坐会儿也是用不了多少时间的。
每到一家就给抽烟的老人送上一盒香烟，给别人零星的散着烟。给不抽烟的老人和孩子送上几包零食。把早已半是编造半是真实的自己这十几年的人生经历讲给他们听。怎样打工，怎样艰苦，怎样困难，怎样遇上受伤的老人，怎样帮助他，又被他帮助，开发房地产，成为企业家。听得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村里人一愣一愣的，眼睛都不眨一下。连连说这个苦命的女孩子真是不简单。看村里别的出去的女孩子哪个能有这样的出息呀。不是平平常常一事无成，就是叫人贩子给拐走卖掉，给又穷又憨的老光棍当老婆，甚至干脆就被卖到窑子铺里，做那下贱的事，还染上了脏病。还有甚至就被杀害了，连副尸骨也找不回来了。看人家宁家的孩子真是有出息呀。别看是半路上抱来的，真是要比亲生的还要孝敬呀。只是那鬼实在是没个福分，消受不了呀。唉，要是咱有个这样的女儿该多好呀，可惜了。连人家的半个也顶不上呢……
听着人们善意的议论，我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心里象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何种滋味。脸上强装着镇定的样子，但内心却是翻江倒海，痛苦不堪。有谁能知道我的苦衷呢？我能告诉谁，说给谁，我又敢告诉谁说给谁呢？痛苦欢乐，只得自己一个吸收消化，回味咀嚼。好在人们只是被我的成功惊讶兴奋得忘记和忽略了我脸上的变化，只沉浸在被我半真半假讲的故事所形成的氛围里，好让我能掩饰过我的窘境和难堪。我的身份就象是一只偷来的锣，只能捂着盖着，是不能光明正大地亮出来让人欣赏的。尽管这里是我的家乡，谁也不知道我在外面真实的生活情况，真实经历。而一旦自己在外面所遭受过那些遭遇要被村里人知道，我还敢再在这村里，甚至在这座城里生活下去吗？有时真是有点不寒而栗的。但这里是我的根，有坟墓里埋着的父母，有仍旧关怀着我的亲人。只要事情没有完全败露，没有被人非议、被人指责和诽谤，我还得顽强地生活下去。而现在最为要紧的是要给乡亲们做出点什么，让他们从内心里看看我再也不是那只丑陋蠢笨的蛹，而是一只色彩斑斓的蝴蝶。
第二天，我找到村干部说想给村里建一所希望学校。干部们睁大眼睛不太相信地看着我，以为我是在说大话。但看到我态度坚决，觉得也许我说的是真的，便说这事太大了，要跟乡里汇报的。要我等他们给乡里汇报后再通知我。
当天晚上，乡里的书 记和乡长带着好几个干部便来到我住的伯伯家里，非常客气地赞美我是个非常优秀的企业家。一定向县政府汇报此事，这样的大事他们要取得县政府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工作就能更好的开展。还让秘书帮我写了建希望学校的可行性报告，带着向县政府去汇报去了。
过了几天，乡长亲自开车来接我，说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和教育局长亲自来乡里来了，他们要给我接风，向我表示致敬，同时商量建学校的具体事宜。
在乡会议室里，两级领导对我这样的义举赞美备至，盛赞我造福乡梓，为下一代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但在具体建成什么样的学校时，我跟他们产生了分歧。他们想让我建成高楼，那样显得气派壮观。但我觉得在城市里还可以。因为城里地皮太贵，没有办法，只有往高处发展。但村里地皮非常多，闲置地到处都是。根本不必建高楼。一是造价太高，如果省下的建高楼的钱完全可以把剩余的钱再投入到学校的其他设施中。比如图书室，实验室，球场和操场等。二是楼房没有平房方便，并不安全。学生上下楼梯时经常发生意外。而平房相对要安全得多。同样的钱就可以办更多的事情。
他们见我说得有理，也不能再坚持了。只得同意我的方案。
这几年我通过明叔跟官场上的人打交道多了，知道他们普遍的心理：好大喜功，花钱不心痛。本来用很少的钱就可能办成的事，一定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办。只有一个原因：花不是他们自己的钱。但现在钱是我的，我是投资方，我说了算。
而第二个问题就是由谁来建了。村里乡里的干部都抢着说要由他们来建。理由是他们对这儿的人事地理都熟悉，招工监管由政府来管一定更方便。但我仍旧坚持要我自己来建。理由非常简单：我就是搞房地产的，城市里的高楼大厦都建起了一幢幢，这点建设岂不是小菜一碟？肯定比政府再另外找人要好得多。
这使他们一脸的惊愕，半天没有作声。好象抢了他们家的存款似的。非常失望和沮丧。
不管大小，一旦接手工程就是一块不小的蛋糕。其中的利益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一转包，白花花的票子就会象自家的自流水一样花花地流在手中，神不知，鬼不觉。这就是为什么城市里好端端的高楼竟被炸掉重建的真正原因了。那神不知鬼不觉的巨大利益是最能吸引执掌权柄者们冒险一试的。而层层转手最可怕的后果就是工程质量根本得不到保证。豆腐渣工程大多是这样来的。我用自己的血汗钱来办好事，建学校怎么能让他们从中渔利呢？何况如果出现质量事故，我岂不是不仅不是在办好事而是在造孽呀。万一把学生砸在里面，我岂不是在犯罪？
捎钱捎得少了，捎话捎得多了。钱只要经过一手就会越经越少。但我的钱只能由我来作主，别人是没有理由来干涉的。
尽管他们可能因此而不可能得到一分钱的好处，但政府不花一分钱就能办到他们自己想办而无法办到的事情，何乐而不为？还可得到不小的政绩。向上级汇报里完全可以说是他们引进的来，说明自己手段是多么的高强。所以，会后，由乡政府花钱，由县政府和教育局主持请我作客，向我致谢。宴会上，公仆们频频举杯给我敬酒，感谢的话装了好几篓子。
人敬的是有的，狗咬的是擞的。
我想起了大妈听说我发了时讲的话。贫寒被人鄙视，富有让人嫉妒。但宁可让人嫉妒也不能被人鄙视。被人鄙视的滋味是最不好受的。
给政府无偿做事，取得政府的大力支持，事办起来就顺利得多了。从征地、规划到办各项手续，一路绿灯。我又到城建局找了个经验丰富的预算师，作出预算。由于完全是零利润，我自己既是投资方，又是施工方，还是监理方，完全可以以最小的投入建成最高质量的校舍来。
主体建筑只需要五六十万元。连同配套工程以及教学基础设备，总共需要八九十万元。完全可以建成高标准的学校来。这点钱对我来说实在不算什么。
为了方便做事，我购买了一辆轿车。本来想买一辆高档些的，但看到街上停着的车虽然很多，但除了当官的公务车，私家车大多是小排量汽车。不会超过十万元。入乡随俗，我不想在家乡表现得太扎眼，被人嫉妒让人盯上可就糟糕了。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是明叔给予我的谆谆教导，它对我是受益非浅的。何况车是交通工具，而工具只是为人服务的，只要好办事，好使用，又不是花瓶，何必要招摇过市，四处显摆呢？
有了车可就方便多了。村村通工程让乡村跟城市的衔接要快捷多了。一两个小时就可在城里打来回的。
这里的建材和人工都非常便宜。建材质量非常好。因为城市小，人们大多认识，就算不认识要找到店家是非常容易的。谁也担心被认出来以后再也难以卖出去了。而口耳相传的负面广告更会使商家得不偿失。所以，城市执法部门的管理人员可能是这个世上最轻松的活儿。一般根本就没事可做。
我货比三家，最后跟几家信誉好的定了货，交了定金，留下电话，到使用的时候他们会送货上门的。又到堂兄做工的工地上，让他帮我雇佣了一名有经验的带工的，让他帮我监理工程，以便我有事时可以出去办事。
施工设备全是租用来的。为了赶进度，我还租用了大型设备，包括卷扬机和搅拌机等。一下提高了工作效率。这在建平房中是绝无仅有的。但磨刀不误砍柴工。欲工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做事的准则。
由于房地产项目太少，并没有多少大型施工队。但小型的象二三十人那样的施工队到处都是。象建平房这样的工程并不需要太高的技术，一般的农民工大多会做。区别只是大工，二把刀和小工而已。而且就象大城市里那些大型企业除了少数技术人员外，绝大多数也是没有任何经验的农民工。
我让堂兄招了十几个大工，小工则全是本地的农民。他们就在自己家附近干活，在家吃饭睡觉，上工时溜达着便到了工地，即使远些的也可骑摩托车上工。非常方便。
一切准备就绪，工程便开工了。为了低调些，我没有进行任何仪式，一切都象一般家庭建房子一样，静悄悄地进行。只买了几挂鞭炮放了放，奠了几瓶酒祭了祭鬼神。
由于有大型设备撑腰，工程进展非常顺利。几个月的时间便竣工了。又经过半年的时间把配套工程，如实验室，图书室，操场食堂也全建了起来。第二年开学便可交付使用了。由于学校容量大，本村的小学根本就占用不了，空置的教室非常多，教育局便决定把附近几个自然村的小学全部合并，集中办学，组成一个大些的学校。这样不但便于管理，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集中强势师资，提高办学质量。
这件事在我县历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开学当天，四大班子领导全部到位。电视台跟踪报道。全体师生列队欢迎，我被安排坐在主 席台的正中间，跟书 记县长平起平坐。此时就是想低调也不可能了。好在这样的的场面甚至比这要大得多的场面我也早已应付过多次了，在这样一个小县城里，面对着要比所见过的人物级别低得多的人物，我是一点也不发怵的。何况这些全是我自己的产品，我对这块土地的无私奉献。我完全是这里的主人，而不是什么客人。自信自豪感使我精神百倍，信心倍增。当少先队员把鲜艳的红领巾给我戴在脖子里时，一种成功者被人尊重的暖流象一股股清泉水一样洗涤着我一度难以面对父母所形成的困惑和痛苦的浊垢。一个人被人尊重和认可在这个社会中是多么的重要。
当书 记和县长每人拽着一只角，把一块大红布轻轻拉开，一块写着“杏花岭小学”的牌匾显露出来时，会场上响起潮水般热烈的掌声。我代表投资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当然，稿子全是由两办的笔杆们写就的。虽然文采非常好，但也是那种通用式的万金油文章，放在哪里都行的。
会后，四大班子带着我回到城里，在县里最大的宾馆饭店召开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欢迎“我县著名企业家宁杏先生荣归故里”，最高领导们给我举杯向我表达着敬意。我本来不胜酒，但此时就是喝趴下也不能推辞了。我强忍着酸甜苦辣咸各种滋味喝自己酿成的喝着苦心里却甜美无比的酒。跟大小领导们表达着自己将为家乡的建设发展投资的设想。赢得四级领导们一至的赞美和祝贺。
当晚，我因为喝了不少酒，难以回家，就住在宾馆里。一觉睡到天亮。酒真是个好东西，它可以让人忘记了你身在何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甚至忘记你是谁。
吃过早饭，政府办胡主任便来到宾馆询问和关心我的情况，问我对政府有什么要求，需要帮忙，一定会尽力而为的。
我想了想，自己独身一个，钱多得花不了。没有任何身外之物，身外之人需要照顾的。忽然想起，我为政府建学校，而自己的妹妹梅梅还只是代教。作出如此大的贡献，完全可以提出照顾她的要求吧？
我便说，我有个妹妹还是代教，就在杏花岭小学。看能不能给转正，好让她能安心工作。并且说，她可是考全乡第一名呢。
他记在随身带着的本子上说，我可以以您的名义打个报告。如果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我。并让我把她的材料给他。他给我去办。
送走胡主任，我开车回到伯父家。把这一喜讯告诉了梅梅，她高兴得脸色通红，眼泪也下来了。我叮嘱她千万不敢告诉别人的，而且这只是一个意向。能不能成功，人家政府答应不答应还不知道呢。不要盲目高兴。但她除了不会对别人讲外，坚信凭我给县上作出的巨大贡献，一定会答应的。
“转正的事能不能办到我还真的不知道。因为那权力不在我手中。不过，有件事我已经给你办到了。”
我说。
“什么事？”
她仰着脸疑惑地问。
我掏出一只手机亮给她说；“你看……”
“手机？给我的？”
她惊喜地接过去，反来复去地打量着，象一个孩子拿到一只心仪已久的玩具似的。
她的工资很低，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只手机。我作为礼物送给她方便以后联系。
“我要住在城里去了。送你只手机以后方便跟你们联系。”
我说。
“你才来就又要走了，让我们好心焦的。要找你就费劲了。”
她噘着嘴说。真象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我都回家一年多了，还说少呀？再说，我回来是要投资建设的，不是来享受的。要是享受何必要到这穷乡僻壤来呢？大城市不是最好的地方吗？县城离这里又不远，给你手机就是让方便跟你和伯伯大妈联系的。答应人家的事怎么能不去办呢？不给人家办事还想在人家政府手中得到好处呀？你还想不想转正了？瞧你嘴巴能拴上叫驴了。”
我刮了刮她的鼻子尖说。
她转脸笑了，说：“我就是担心你离开我嘛。你一走，我就象没有主心骨了一样。”
“我又不走远，你担心什么？赶紧准备材料，我等着。准备好后，我送材料顺便带你去上户，你把身份证带上。”
“不必了。”她说，“现在乡里就有移动，完全能上户的。”
“那你就抓紧时间准备材料。下午我必须进城去了。”
我叮嘱道。
她到学校准备材料去了。我帮助伯母做饭。并没有把可能给梅梅转正的事告诉他们，担心万一要办不成，或者他们说出去，引起别人的嫉妒告状去，可就是引火烧身，自找麻烦了。甚至因此而黄了，白欢喜一场，甚至事没办成还可能落下埋怨。
吃过午餐，我带着梅梅的准备的材料回城去。再三叮嘱她千万不敢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因为万一走漏了风声，就可能办不成了。一切都得悄悄地做。
她点头保证。
长期住在伯伯家也不是常事。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家。加上长期没有生活在一起，总觉得有些别扭。而且我是要到城市里做事的，在农村里是什么也做不成的。为了方便自己的生活，我在城里买了一套楼房。下面还带车库。把梅梅的材料送给胡主任后，我便回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的家。虽然孤单但也温馨清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