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底。沈阳。
陈啸病了。
不是枪伤，不是刀伤——是身体自己垮了。从九月到三月，他在这座城里待了整整半年。睡磨坊，吃凉馒头，喝生水，伤口自己缠，没人说话。他的身体像一台没上油的机器，一直在转，转到现在，零件开始散了。开始是发烧，低烧，额头烫，身上冷，裹着棉袄还哆嗦。然后是咳嗽，干咳，咳得胸口疼，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扯。他躺在麦草堆里，听着自己的呼吸，呼哧呼哧的，像破风箱。
他想起在沈阳杀了二十二个人。二十二条命。
半年前，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手会不会抖。
现在不抖了。
他睡了三天。迷迷糊糊的，醒一下，又睡过去。梦见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兵的脸，那个馒头铺老头，韩双，张连生。还有他不认识的人，穿着他没见过的军装，站在一片白光里，看着他。他想喊他们，张不开嘴。他想追上去，动不了。他就那么躺着，看着那些人越走越远，消失在光里。醒了，磨坊里还是他一个人。麦草的味道，霉味，还有他自己身上的味道。他已经很久没洗过澡了。他把手伸到鼻子底下闻了闻，腥的。不是血，是汗。
第四天，烧退了。他撑着磨盘站起来，腿软，站了一下才站稳。走到门口，推开门。阳光刺眼，他眯着眼睛站了很久。天蓝的，干净的，没有烟。远处有鸟叫。春天真来了。
他去城北的井里打了一桶水，浇在身上。冰的，激得他浑身一哆嗦。又打了一桶，从头浇到脚。水流下来，灰黑色的，带着泥。他用破布擦了擦身子，搓下来的泥条一条一条的。擦干净了，穿上那件灰布褂子——唯一一件干净的衣裳——站在太阳底下晒。晒了半个时辰，身上干了，暖了。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瘦了，肋条一根一根突出来，像搓衣板。肚子瘪进去，能看见胃的形状。他把褂子扣上，走出了磨坊。
他在街上走着，漫无目的。
街上的人比以前多了一点。不是热闹，是麻木了。人总得活着，不能天天躲在屋里。有人开始摆摊了，卖菜的，卖烟的，卖针头线脑的。没人笑，都在低着头忙自己的事。他在一个菜摊前蹲下来，看了看。萝卜，冻过的，蔫了。他买了一个，啃了一口，辣，呛得他眼泪流出来了。不是哭，是辣。
他蹲在路边啃萝卜，看见前面围了一堆人。他走过去，站在人群后面，踮起脚看。墙上贴了一张告示，日文的，下面有中文小字。大意是说：“皇军”体恤百姓，要发“安居证”，没有证的不能出城，不能在街上走，不能做生意。陈啸看完了，从人群里退出来。安居证。名字挺好听。就是把人拴在这座城里，拴在他们的手里。他没有证，也办不了证。他不是沈阳人，没有户口，没有保人，没有工作。他什么也没有。他在这座城里不存在。
四月。
沈阳的春天很短，一晃就过去了。树绿了，花开了，风里的味道变了，不再是焦糊味，是泥土和青草的味道。陈啸走在街上，看着那些树——柳树，抽了新枝，嫩绿的，在风里晃。他想起南边。那些人，那些往南走的兵，应该已经到了关里吧？韩双到了没？他不知道。他只记得他说过的话：“活着。进关里。”希望他做到了。
四月中旬，他杀了第二十三个人。是个日军翻译。中国人，三十来岁，姓朱，以前在日本留过学。陈啸不知道他具体做过什么，只知道他在宪兵队帮忙审犯人，帮着翻译。陈啸在街上看见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戴着一顶礼帽，夹着公文包，从宪兵队出来。陈啸跟在后面，跟了一条街。翻译好像感觉到了什么，走快了。陈啸也快了。翻译跑起来，公文包掉了，没捡，跑进了一条巷子。陈啸也进去了。巷子是死胡同。翻译转过身，脸白了，嘴张着，想喊。陈啸已经上去了。一刀。翻译靠着墙，滑下去，坐在地上，眼睛瞪得很大。
陈啸蹲下来。
“你叫什么？”
翻译的嘴动了动，没出声。
“算了。”陈啸站起来，走了。
他不想知道他的名字。知道了，他就变成了一个人。人的名字会让人犹豫。他不能犹豫。
四月底。他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人。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年轻人，穿着一件旧长衫，戴着眼镜，像个学生。他在街上发传单，不是偷偷摸摸地发，是大摇大摆地发。陈啸接了一张，看了一眼。上面写着：“还我河山，驱逐日寇。”他知道这是谁发的。地下党。或者抗日救国会的人。他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年轻人也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走了。
陈啸把传单叠了叠，揣进兜里。没扔。他留着那张传单，压在磨盘的磨心里。
也许有一天，他会用上。
五月。
沈阳的树全绿了。城北的野地里开了一片野花，黄的紫的白的，乱七八糟的。陈啸蹲在野地里，看那些花看了很久。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蹲在那里看花。也许是在磨坊里待太久了，也许是想看看活的东西。花不杀人，也不被杀。它们就那么开着，不管谁在打仗。
他摘了一朵，别在耳朵上。不是那根烟。那根烟还在，烟纸已经皱了，烟草干成了末。他舍不得扔，也舍不得点。不知道留着等什么。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往回走。
磨坊的门开着一条缝。他走的时候关了门的。他站在门口，没进去。手摸到腰里的盒子炮。门缝里有人。
他推开门。
磨坊里站着一个人。
穿着旧长衫，戴着眼镜。
是那个发传单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