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年，腊月。沈阳。
陈啸还活着。磨坊还在。屋顶的洞又漏了，风灌进来，刀子似的。他把木板重新钉了钉，又糊了几层纸，纸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他在磨坊里住了快三个月了。墙上划了十四道。十四个人。有日军军官，有汉奸，有翻译。他把他们的脸都记住了。不是怕忘了，是要记住为什么杀他们。
沈阳的冬天冷得不像话。磨坊里没有炉子，没有炕，他裹着那件灰布褂子缩在麦草堆里，夜里冻得睡不着，就睁着眼睛看屋顶。屋顶的木板缝里透进来一点光，不是月光，是城里的火光。日军在烧东西。每天都在烧。有时候是房子，有时候是尸体。味道飘过来，焦糊的，混着雪末子，沉在空气里不散。他在那种味道里睡着，又在那种味道里醒来。
吃的越来越少。馒头涨到十文一个了，还不好买。粮店关了大半，开门的也爱答不理。卖馒头的老头还开着门，但每次去，门板都只卸下一块，黑洞洞的，像一张嘴。老头看见他来，不说话，把馒头递给他，收钱，关门。有一次老头多给了他一个。“吃吧，瘦了。”老头说。陈啸接了，没吭声。站在门口咬了一口，噎得眼泪出来了。不是哭，是噎的。他把那个馒头吃完了才走。
十二月，他杀了第十五个人。是个日军少佐。年轻，戴眼镜，文绉绉的，看上去像教书先生。但他不是教书先生。他是管宪兵队的。陈啸跟了他五天，摸清了他在哪吃饭，在哪睡觉，走哪条路。那天傍晚，少佐从一家饭馆出来，一个人，没带兵。陈啸从巷子里出来，跟在他后面，走了几十步。少佐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停下，回头。陈啸的刀已经进去了。少佐低头看了看胸口，又抬头看了看陈啸，嘴动了一下，没出声。倒了。
陈啸蹲下来，把刀抽出来，在他衣服上擦干净。摸了摸兜，有封信。他揣进怀里，站起来走了。回去看那封信，日文的，看不懂。他把信烧了。不是怕被人发现，是留着也没用。
腊月初八。腊八。以前在家的时候，腊八要喝粥。他的家在哪？他想了很久，想不起来。不是不记得——是想不到了。那个叫“家”的地方，像被人从他脑子里拿走了。他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但那个“来处”越来越模糊，像隔了一层霜。他站在磨坊门口，看着天。阴的，灰白色的，要下雪。
城里的消息越来越杂。有人说马占山在江桥打了，没打过，撤了。有人说锦州也要丢。说张学良走了，进了关里。说关里也乱，蒋介石下野了，日本人还在往天津去。陈啸听着，不说话。他知道这些消息都是真的，也知道后面的事。但他没办法告诉他们。他说了，也没人信。
腊月二十三。小年。街上有人放了一挂鞭炮，很短，噼里啪啦几下就没了。也许是哪家铺子图吉利，也许是孩子在玩。——不可能是孩子在玩，街上已经没有孩子了。能走的都走了。陈啸站在巷口听了一会儿，鞭炮声散在风里，没留痕迹。
腊月二十八。他杀了第十六个人。是个汉奸。以前在商会做事，日军来了以后当了维持会的副会长。陈啸不知道他具体做过什么，只知道他帮着日军征粮，征得很凶，有人交不上粮，被他带人捆了，送去宪兵队。送去就没回来。陈啸在街上看见他，坐着马车，前面有骑兵开道。他不好下手。等了两天，等到他从一个饭馆出来，一个人在巷子里撒尿。陈啸从后面过去，一刀。那人裤子都没提，倒在墙根，尿了一地。陈啸蹲下来，把他的脸翻过来看了一眼。四十多岁，胖，脸上有麻子。他把那张脸记住了。
腊月二十九。陈啸在磨坊里数了数墙上的道——十六条命。他不是在记战绩。是在算账。十六条命，换了他三个月。值不值？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活着，他们死了。这就够了。
大年三十。
天黑了。沈阳城的鞭炮响了。不是一挂两挂，是很多。噼里啪啦的，像炒豆子，从城东响到城西。不是过年。是日军在庆祝。庆祝他们占了这座城。
陈啸站在磨坊门口，听着那些鞭炮声，站了很久。风从北边吹，他把灰布褂子裹紧了。鞭炮声一阵一阵的，中间有间隙。间隙里，他听见别的声音。很远的，听不清，像是哭声。也许是有人在哭。也许是他听错了。他转回磨坊，靠着磨盘坐下来。麦草堆发霉的味道，酸臭的，他已经闻不惯了。不是不习惯，是习惯了——习惯到闻不出来了。
他从耳朵上把那根烟取下来。还在。从沈阳开始就带着，一直没点。烟纸皱了，烟草干透了，捏一下咔嚓响。他把烟叼在嘴里，摸了摸兜，摸出火柴。划了一根，火苗蹿起来，橘红色的，在黑暗里晃。他看着火苗，没点烟。火苗烧到手跟前，烫了一下，手缩了，火柴灭了。他把烟从嘴里取下来，别回耳朵上。不点了。还不是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时候。不是现在。
远处鞭炮还在响。
陈啸靠着磨盘，闭上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