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江市郊外的公墓在城北的山坡上，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赵伍盛到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天际线被染成了一片淡橙色，像一块被水洗过的绸缎。晨雾还没有散尽，薄薄地笼罩在山坡上，让那些排列整齐的墓碑看起来像是漂浮在云海中。
他没有开车。从公安局出来之后，他在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听到“城北公墓”四个字的时候，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这个时间点去那种地方”的好奇，但什么也没说，踩下油门就走了。
车子在公墓门口停下来，赵伍盛付了钱，推开车门。清晨的空气很冷，带着露水和泥土的气息，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死亡的气息——不是腐烂，不是腐朽，而是一种更抽象的、更形而上的东西，像是时间和记忆混合在一起发酵出来的味道。
公墓的大门是铁艺的，黑色的栏杆上爬满了藤蔓植物，有些叶子已经变红了，在晨光中显得格外鲜艳。门没有锁，赵伍盛推门进去，沿着水泥小路往山坡上走。路两边的墓碑新旧不一，有些是最近才立起来的，大理石的表面还反着光；有些已经很多年了，字迹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碑前的花早就枯萎了，只剩下干枯的花梗和破碎的塑料纸。
何芳的墓在山坡的最高处，视野最好的一排。赵伍盛走上去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了一个人影。
赵股栋。
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站在一座新立的墓碑前面，双手插在口袋里，微微低着头。晨风吹动他的衣角，也吹动了他花白的头发。他没有抽烟——这是他第一次在赵伍盛面前没有抽烟。他就那样站在那里，像一尊雕塑，像一棵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老树，一动不动。
赵伍盛走过去，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停下来。
墓碑是大理石的，白色的底，黑色的字。上面刻着何芳的名字，生卒年月，以及一行小字：“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被伤害的人，一个终于得到安宁的人。”
赵股栋没有回头，但他知道赵伍盛来了。
“你来了。”他说。声音很沉，像从很深的井里打上来的水。
“您让我来的。”赵伍盛说。
赵股栋终于转过身来。他的眼睛很红，不是哭过的红，而是长时间没有睡觉的那种红。眼白上布满了血丝，像一张密密麻麻的蜘蛛网。但他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平静得让人害怕。
“你知道她是谁吗？”赵股栋指着墓碑。
“何芳。何自诚的妹妹。李锦丕的前妻。王股栋的朋友。”
“还有呢？”
赵伍盛沉默了一下。他知道赵股栋在问什么，但他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
“她是您一直在关注的人。”赵伍盛选择了这个说法。
赵股栋苦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难看，嘴角向一边歪着，露出一种自嘲的、苦涩的弧度。
“关注。”他重复了这个词，“对，我关注了她十年。从2005年第一次看到她手臂上的淤青开始，我就一直在关注她。我看着她被打，看着她去医院，看着她哭着从家里跑出来又哭着走回去。我站在她家门口，听到她在里面喊救命，我没有敲门。我在她的病历上写下‘意外摔伤’，因为我不能证明那不是摔伤。”
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念一份报告。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被压抑了太久的、终于找到了出口的力道。
“你知道当警察最痛苦的是什么吗？”赵股栋问，“不是抓不到坏人，不是破不了案，而是你明知道有人在受苦，明知道谁是那个施暴的人，但你没有证据，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只能看着，只能记录，只能等。等到事情变得足够糟糕，等到有人死了，等到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你才能动手。”
他转过身，看着墓碑上的那行字。“一个善良的人，一个被伤害的人，一个终于得到安宁的人。”他的目光在那行字上停留了很久，像是在确认什么。
“她的安宁，是用她的命换来的。”赵股栋说。
赵伍盛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站在那里，晨风吹着他的脸，冷得有些刺骨。他看着赵股栋的背影，看着那个曾经挺拔的、像山一样的背影，此刻显得有些佝偻，有些疲惫，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老树。
“您知道我是谁。”赵伍盛说。这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
赵股栋没有立刻回答。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晨风中迅速散开，融入薄雾中，分不清哪些是雾，哪些是烟。
“我知道。”他终于说，“从你来报到的那天起，我就知道。”
“怎么知道的？”
“你的走路姿势。你的右手小指。你拿东西的方式。”赵股栋弹了弹烟灰，“这些东西，脸改不了。”
“那您为什么不抓我？”
赵股栋转过身来，看着赵伍盛的眼睛。那双眼睛里的血丝在晨光中显得更加刺眼，但眼神很亮，亮得不正常。
“因为我不想抓你。”他说。
赵伍盛的心跳加速了。“为什么？”
赵股栋没有直接回答。他在墓碑前的石阶上坐下来，拍了拍旁边的位置，示意赵伍盛也坐下。赵伍盛犹豫了一下，然后坐了下来。两个人并排坐在何芳的墓前，像两个老朋友在聊天，而不是一个警察和一个逃犯。
“七年前，”赵股栋开口了，声音很慢，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地从记忆深处打捞上来的，“‘3·12’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城北分局接到过一个报警电话。报警人说城北工业区的一栋废弃厂房里有人在打架。值班的人把电话转到了我那里。我接了。”
赵伍盛看着他，没有说话。
“报警人说，他听到了打斗声，还有惨叫声。他说听起来像是有人在被打，很严重。”赵股栋吸了一口烟，“我当时在城北分局值班。我是副局长。我有权决定出不出警。”
沉默。
“我没有出警。”赵股栋说。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可怕，“因为那天晚上，我知道何芳刚从医院出来。她的肋骨断了，头上缝了七针。她在急诊室里哭着对我说，‘求求你们，救救我’。我说，我们会处理的。但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没有逮捕李锦丕，因为何芳不敢作证。我们没有限制令，因为法律不支持。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他掐灭了烟，把烟头攥在手心里。赵伍盛看到他的手指在发抖。
“所以当那个报警电话打来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也许这是最好的结果。也许让他死，比让他活着更好。也许我什么都不做，就是做了正确的事。”
赵伍盛感到自己的喉咙发紧。他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挂了电话，没有派任何人去。”赵股栋继续说，“我在值班室里坐了一整夜。凌晨四点的时候，我开车去了那个厂房。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李锦丕躺在地上，血已经干了。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尸体，心里没有任何感觉。没有难过，没有愧疚，甚至连解脱都没有。我只是觉得……空。像一个被掏空了所有东西的容器。”
“您没有报警？”
“报了。凌晨五点，我用值班室的电话报了警。我说我是路过的时候发现的。没有人怀疑我，因为我是副局长。”赵股栋苦笑了一下，“你看，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警察犯法，比普通人更容易，因为没有人会去查警察。”
赵伍盛想起了何自诚日记本最后一页上的那句话。“警察不会来的，因为我不会让他们来。”何自诚以为自己控制了局面，以为自己引开了警察。但他不知道，警察本来就不会来，不是因为何自诚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接电话的那个人选择了不作为。
何自诚不是导演。赵股栋才是。
这个念头像一把刀一样扎进赵伍盛的脑子里。他转过头，看着赵股栋的侧脸。晨光照在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照出了岁月和疲惫的痕迹。
“那本日记，”赵伍盛说，“何自诚手里的那本日记，是您给他的？”
赵股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点了点头。
“2009年，何自诚从深圳回来。他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的名字，找到了我。他说他知道我没有出警，他说他知道我一直在关注何芳，他说他知道我和他是同一种人。”赵股栋的声音越来越低，“他把那本日记本给我看，说他已经记录了三年，从2006年开始。他说他想替何芳报仇，但他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他说他需要一个帮手。”
“您告诉他去找陈雨肖？”
“我没有告诉他去找任何人。”赵股栋摇了摇头，“我只是把那本日记本还给了他，然后在最后一页上，用我的警徽压了一个印子。他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赵伍盛的脑子里飞速运转。警徽的压痕——那不是一个标记，而是一个信号。一个来自警察的默许，一个来自权力的背书。何自诚看到那个压痕，就知道赵股栋不会阻止他。甚至，他知道赵股栋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他。
“您没有让他去做任何事。”赵伍盛说，“您只是让他知道，您不会挡他的路。”
“对。”赵股栋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我没有让他去杀人，没有让他去找你，没有让他做任何事。我只是保持了沉默。而我的沉默，就是最大的纵容。”
两个人沉默了很长时间。晨雾渐渐散去，阳光变得明亮起来，照在山坡上，照在墓碑上，照在两个人的身上。远处有鸟叫声，清脆而短促，像是在呼唤什么。
“您今天让我来这里，不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些。”赵伍盛说。
赵股栋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墓碑后面，从草丛里拿出一个东西。那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很大，鼓鼓囊囊的，像是装了很多东西。他把信封递给赵伍盛。
“这是何芳留给你的。”
赵伍盛接过信封，拆开。里面是一沓照片和几封信。他先看了照片——那些是何自诚日记本里提到的照片，七年前案发现场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里都有一个年轻人坐在角落里抽烟，那个年轻人的脸被刻意模糊了，但赵伍盛知道那是他自己。
照片的背面都有字，是何芳的笔迹，娟秀而工整。
第一张照片背面写着：“对不起。”
第二张：“我不知道他会用这些照片做什么。”
第三张：“我以为他只是想保护我。”
第四张：“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杀他。”
第五张：“他不是好人。但你也不是。”
最后一张照片的背面写了很长的一段话：
“七年来，我每天都在想那个晚上。我在想，如果我没有告诉我哥李锦丕打我的事，如果我没有在哭的时候提到那个厂房，如果我选择了报警而不是沉默——也许一切都不会发生。但一切都发生了。你杀了他，我哥拍下了你，赵股栋选择了不出警。我们都是凶手。只是有些人用刀，有些人用相机，有些人用沉默。希望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何芳，绝笔。”
赵伍盛把照片收好，打开了那几封信。信是何芳写给不同的人的——一封给何自诚，一封给王股栋，一封给赵股栋，一封给“陈雨肖”。
他先看了给自己的那封。
“陈雨肖：
你可能不记得我了。七年前，在酒吧里，你看到李锦丕打我的那个晚上，你冲上来拦住了他。他打了你一拳，你没有还手。你只是站在那里，挡在我前面，说‘够了’。那一刻，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愿意为我站出来的人。
后来我听说你杀了他。我不相信。你不是那种人。我见过你眼睛里的光，那不是能杀人的光。
但你还是做了。因为我在那个酒吧里，因为我挨了打，因为没有人帮我。你替我做了一件我一直想做却没有勇气做的事。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不知道你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不要恨自己。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错的是这个世界，是那些本该保护我却选择了沉默的人。
如果有一天你看到这封信，请你原谅自己。也请你原谅我。因为我也是沉默的人之一。
何芳”
赵伍盛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他的眼睛有些发酸，但他没有哭。他已经很久没有哭过了，久到他已经不确定自己还会不会哭。
“她是什么时候把这些东西交给您的？”赵伍盛问。
“一个月前。”赵股栋说，“她来公安局找我，把这些东西交给我。她说她知道自己活不长了，说何自诚不会放过她，说她把这些东西留给我，是希望有一天我能用它们来做正确的事。”
“您为什么没有用？”
“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赵股栋苦笑了一下，“把这些照片和信交上去，我会被调查，会被停职，可能会被开除，甚至可能会坐牢。这些我都不在乎。但交上去之后呢？何自诚不会被抓到，王股栋不会被审判，孙德胜不会因为五万块钱的转账就被定罪。这些材料在法律上没有价值，它们只是证据的影子，而不是证据本身。”
“所以您一直在等。”
“对。我在等你。”赵股栋看着赵伍盛的眼睛，“因为只有你，才能把这些影子和真相连接起来。你是唯一一个亲眼看到了一切、亲身经历了一切、还能站在这里说话的人。”
赵伍盛沉默了很久。他把信封收好，站起来，面对着赵股栋。
“赵支队，”他说，“您知道我是谁。您知道七年前我做了什么。您也知道了您自己做了什么。现在您想让我做什么？”
赵股栋也站了起来。他比赵伍盛矮一些，但他的肩膀很宽，整个人像一块被风雨打磨过的石头，坚硬而沉默。
“我要你去自首。”赵股栋说。
赵伍盛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自首？”
“对。不是作为赵伍盛，而是作为陈雨肖。”赵股栋的声音很沉，“你去自首，说出七年前的真相。我会陪你一起去，说出我自己的真相。我们会一起把这一切结束掉。”
“结束掉？”赵伍盛重复了这三个字，声音里带着一种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苦涩，“您觉得自首就能结束这一切？”
“不能。”赵股栋说，“但至少能开始结束。”
赵伍盛看着赵股栋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没有命令，没有要求，只有一个请求——一个来自一个被困了七年的人，向另一个被困了七年的人发出的请求。
“我需要时间考虑。”赵伍盛说。
赵股栋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赵伍盛。“这是我的私人号码。二十四小时开机。你想好了，随时打给我。”
赵伍盛接过名片，看了一眼，装进了口袋。
他转身朝山下走去。走了几步，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赵支队。”
“嗯。”
“何自诚在哪里？”
赵股栋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了一个地址。那个地址和王股栋给赵伍盛的纸条上写的一模一样——江西的一个小县城。
“你怎么找到的？”赵伍盛问。
“我一直知道他在哪里。”赵股栋说，“这七年来，我一直知道。我只是没有去找他。”
赵伍盛没有再问。他继续往山下走，脚步声在水泥路上发出清脆的声响，一下，两下，三下，像是某种古老的计时方式。
走到公墓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赵股栋还站在何芳的墓前，双手插在口袋里，微微低着头。晨光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延伸到山坡下面，像一条黑色的河流，无声地流淌。
赵伍盛转过身，走出了公墓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