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屋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墙角堆满案卷,墙上贴满线索照片。刘淑芬在唯一的椅子上坐下,许知行站在窗边,背靠着墙。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下来,秋风裹着寒意从缝隙里钻进来,吹得墙上的照片微微晃动。
“坐。”她说。
“不了。您说。”
刘淑芬看着这个她看着长大的孩子,眼眶微微发红。二十年前,她丈夫和儿子死在火场里,许知行的母亲赵秀英也在那场火中丧命。她们是工友,是邻居,是一起在流水线上熬过无数个夜班的姐妹。
“我调查了二十年。”她开口,声音有些哑,像是用力压抑着什么,“终于找到一些线索。你母亲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谋杀的。”
许知行的手指抠进窗框,指节发白。窗框上的油漆已经斑驳,露出里面灰白的底色。他的指甲陷进去,像是想要抓住什么可以支撑的东西。
“因为她发现了工厂的安全隐患,想要举报。”刘淑芬继续说,每一个字都很艰难,“昌盛制衣厂的老板李德明,为了省钱,常年让工人使用不合格的电线和机器。出了事要赔钱,不出事省钱。他让你母亲发现了。”
“是谁干的?”许知行的声音低得可怕,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窗外的路灯在这时候突然亮起,惨白的光线透过窗户照进来,在他脸上投下明明暗暗的影子。
刘淑芬摇头:“我不知道。但我怀疑,和现在这个案子是同一个人。”
许知行松开手,转过身。墙上的照片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楚,但他知道每一张是什么——那是二十年前火灾现场的废墟,那是陈德厚在奠基仪式上的笑脸,那是新城实业空荡荡的办公室。那些照片他看了无数遍,每一遍都像是用刀子在心上划。
“二十年了。”他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像是在努力克制着什么,“我以为她是被烧死的。我以为那是意外。”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刘淑芬站起身,走到他身边。她的动作很慢,像是怕惊到什么,“他们太强大了。强大到可以随便定一个人的生死。我只能等,等一个机会。”
“现在呢?”
“现在?”刘淑芬苦笑,笑声里带着苦涩和疲惫,“现在你已经在他们的名单上了。陈德厚死了,下一个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你。”
许知行摇头:“我不怕。”
“我知道你不怕。”刘淑芬拍了拍他的肩膀,就像二十年前拍赵秀英的肩膀那样,“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不要冲动。找到证据,再动手。”
许知行沉默了很久。窗外的街灯亮了起来,马路上的车流声渐渐远去。出租屋里安静得能听见两个人的呼吸,还有墙上那个老旧挂钟发出的滴答声。一下又一下,像是时间的脚步声。
“我答应您。”他说。
刘淑芬松了口气,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她停下脚步:“知行,你母亲是个好人。她不该死得那么不明不白。”
门关上后,许知行站在屋里,看着墙上的照片。二十年了,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意外,以为命运对他不公平。现在才知道,那是谋杀,是有人故意要害死他母亲。
他拿起手机,拨通周明远的号码。
“继续查。”他说,声音很平静,但握着手机的手在微微发抖,“李振海,三点水,不管他死没死,我都要找到他。”
电话那头,周明远愣了一下:“好。”
许知行挂断电话,坐在床边。二十年的恨意在这一刻变得具体,不再是抽象的“命运不公”,而是具体的某个人,具体的某件事。他会找到那个人的,不管多久,不管多远。
手机震动了一下。他低头看,是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许知行,你母亲是我杀的。有本事你来抓我。”
许知行的手抖了一下。他立刻回拨过去,电话通了,却没有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呼吸声,像是在冷笑,又像是在等待。
“你是谁?”他问,声音低沉而冷静。
回应他的是挂断的忙音。
许知行坐在床边,看着那条短信,手指悬在屏幕上方。窗外起风了,吹得窗户哐哐作响。墙上的照片被风吹得翻动起来,露出后面斑驳的墙面,就像那些被掩埋了二十年的真相,终于要见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