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档案编号：SF-1953-08877
日期： 1953年11月16日
监视对象：陈观海（Dominic Chen）
特工备注：对象于11月14日下午自旧金山国际机场搭乘泛美航空班机飞往洛杉矶，同日转乘墨西哥航空班机抵达曼萨尼约。此行目的据称为商务考察。在曼萨尼约期间，对象下榻港口区科隆街“太平洋旅馆”，入住登记姓名为“Dominic Chen”，身份填写为“旧金山合盛贸易公司经理”。11月15日上午10时，对象进入曼萨尼约海关大楼，与海关副关长曼努埃尔·桑切斯（Manuel Sanchez）会面，逗留约一小时。11月16日下午，对象搭乘返程航班经洛杉矶返回旧金山。全程无违法行为记录在案。
补充报告：经墨西哥联邦警察局协查，桑切斯在曼萨尼约海关任职十二年，无受贿指控记录。其长女玛丽亚·桑切斯现就读于瓜达拉哈拉圣母中学一年级，学费来源登记为“家庭积蓄与奖学金”。调查员认为此条信息暂无追查价值。
（档案批注：FBI于1966年对桑切斯进行过秘密问询，其证词成为陈观海偷税案的关键旁证。详见第24箱。）
丽珍把深灰色呢子大衣装进皮箱时，往口袋里塞了一小包川贝母。
“墨西哥没有这个。”
“墨西哥有药店。”我说。
“你又不认识墨西哥的药店。这个是我从安叔那拿的，新货，你上次咳嗽还没好透。”
她把大衣叠好，抚平领口的折痕。皮箱不大，她装了两件衬衫、一条备用裤子、一双袜子。每件东西放进去之前都先折成整齐的方块，折完了又用手掌压一遍。她没有问我要带多少钱，只问了句“大衣口袋够不够深”，我说够，她点了下头。
埃雷拉的介绍信夹在我的护照里。信封是浅蓝色薄纸，左下角印着巴拿马银行旧金山分行的英文抬头，封口没有胶，也没有蜡，只压了一道折痕。我检查证件时，丽珍站在旁边看了一眼，没问信封里写了什么。她把父亲那张旧照片从笔记本里抽出来，放进皮箱内侧的夹层。
“笔记本容易受潮，”她说，“曼萨尼约靠海，空气咸。”
十一月十四日中午，我从旧金山机场起飞。航班在洛杉矶经停两小时，之后换了一架墨西哥航空的旧DC-3。飞机往南飞，中间在一个我叫不出名字的小机场落了一次。舷窗外面的景色不断变化……加州是灰蓝，到了墨西哥境内就成了干黄。机舱里九个乘客，有个妇人抱着一只用麻绳扎好的竹篮，篮子里偶尔传出几声轻响。一个戴草帽的男人把帽子扣在脸上打盹，帽子随螺旋桨的震动微微抖着。
飞到曼萨尼约上空时天已全黑。从舷窗往下看，港口灯火稀稀拉拉撒在海岸线上。飞机着陆时震得很厉害，竹篮里的东西扑腾了两下，又安静下来。
曼萨尼约机场是一间平房，棕榈叶盖的屋顶，墙上刷了白灰。湿热空气在出站口扑面而来，带着海盐和烂水果混在一起的甜腥味。出站口只有三辆老旧的福特，我搭了其中一辆去港口区。司机是个年轻人，方向盘上挂着一串木刻念珠，挡风玻璃上贴了张瓜达卢佩圣母像，圣像的边角卷起来，用透明胶带粘了两道。
“科隆街。”我用西班牙语说。
“太平洋旅馆？”
“你认识。”
“我载过美国人。你是中国人。”
“旧金山。”
“旧金山来的中国人不住旅游区，住港口区。”他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你是来找海关的。”
他发动引擎，没有等我回答。曼萨尼约夜间的街景从车窗外滑过去……成排的椰树在车灯扫射下间断现形，树干歪斜，往不同方向弯。路边偶尔闪过一扇亮着黄灯的窗户，有人坐在门口抽烟，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
太平洋旅馆是一幢四层水泥楼，外墙刷成杏黄色，靠街面的窗户全装了铁栏。前台只有一个秃顶老头，收了我五美元，把房间钥匙从木板上摘下来递给我，用半生不熟的英语说了句“热水只到九点”。房间里有一张铁架床、一把藤椅、一台转叶电扇。电扇开了以后叶片抖得整间房都在嗡鸣。
我把皮箱打开。丽珍叠的衣服一件一件码得整整齐齐，衬衫袖口没有补丁，是新做的。川贝母用油纸包了三层，油纸外又套了一只小白布袋。我把布袋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父亲的旧照片压在床头灯下——1920年台山号，甲板上一排人，模糊的脸。照片旁边是那张浅蓝色信封，我还没拆过。
第二天早晨九点四十五分，我走到曼萨尼约海关大楼。楼是西班牙殖民风格的白色建筑，正门两棵棕榈树，树冠被海风吹得全歪向一边。大厅里地砖是深红色六角砖拼接的，磨损严重，中间明显比四周凹下去一层。穿卡其布制服的官员夹着文件快步穿行，鞋跟在砖面上敲出细碎的声响。有人抱着一摞档案袋从楼梯上下来，纸袋高得遮住了他的脸。
副关长办公室在二楼，门上挂了块铜牌：Subdirector de Aduanas。敲了两下，里面应了一声西班牙语。推门进去时，门轴发出很细的金属摩擦音，像有人在磨一把薄刀。
曼努埃尔·桑切斯坐在一张橡木办公桌后面，身后的百叶窗拉到一半。窗外的海港风景被切成一明一暗的条纹。他四十五岁上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下巴中间有一道竖沟，白衬衫的扣子系到第二颗，袖口卷了两道。办公桌右侧放着一个相框，照片上是两个女孩——大的约莫十三岁，小的七八岁——穿着白裙在海边。桌上还摆了个小铜制十字架，底座的珐琅已经磨掉了。
“桑切斯先生。陈观海，从旧金山来。”
他站起身，隔着桌子伸出手，握得很有劲。他的手背晒成浅棕色，皮肤下面是常年握笔磨出来的茧。他开口前先看了门口，像确认走廊没有人经过。
“卡洛斯跟我提过你。”
卡洛斯·M·埃雷拉，巴拿马银行旧金山分行那个客户经理。戈登先生给我的那张名片背后写着C.O.D.。埃雷拉的父亲曾在曼萨尼约海关退休，是桑切斯的旧日上司。
埃雷拉的介绍信夹在我的护照里。信封是浅蓝色薄纸，左下角印着巴拿马银行旧金山分行的英文抬头，封口没有胶，也没有蜡，只压了一道折痕。
我从护照夹层里取出那只浅蓝色信封。桑切斯看见信封上的抬头，先看了我一眼，才拆开。信很短，小半页英文。他看完把信折好放进抽屉，没有递回给我。他只是点了一下头，动作很慢。
我把护照重新收好，坐直。“埃雷拉老先生身体还好吗。”
桑切斯停了一下。“很好。上个月刚过了七十三岁生日。你认识他？”
“不认识。但他儿子的办公室在我会计隔壁那栋楼。”
桑切斯没再往下问。他从旁边冰桶里取出一瓶已经打开的矿泉水，往一只厚玻璃杯里倒了一半，推到我面前。
“旧金山的华人社区很大。”
“唐人街住了大约两万人。”
“你做什么生意。”
“中药材进口。川贝母、甘草、罗汉果，从香港走船过来。我的公司叫合盛贸易，注册在旧金山。”
“合盛贸易。”他把名字重复了一遍，念得不太准确，“陈先生的西班牙语很好。”
“我年轻时在码头做理货，码头上有墨西哥来的货船，跟着学的。”
“哪个码头。”
“旧金山四十二号。”
他把这个信息收下了。四十二号码头是渔港，不在商港区。他没有任何追问，只是把相框拿起来擦了擦，动作很慢。“埃雷拉有没有告诉你我大女儿的事。”
“他说她在瓜达拉哈拉读书。”
“圣母中学一年级。她成绩很好，上学期拉丁文拿了满分。”他把相框放回原处，“学费每年八百四十美元。”
他嘴上这么说。
我听见的是……这不是一次钱。我要的是每年都能来的钱。
八百四十美元一年。林伯给的信息是四百二十美元一学期，一年两学期。桑切斯报全年数字，是在强调连续性。他没有要我当场掏钱，他在确认我明不明白长期是什么意思。
“每年四趟。”我说，“旧金山-曼萨尼约-香港。船叫福海号，挂巴拿马旗。”
“已经在跑了吗。”
“首航十一月初出的港，目前正往香港方向航行。这一趟只运输合法药材，不挂靠敏感货品。真正的第一批货，要等船从香港返航回来……也就是明年一月。”
桑切斯把这句话消化了一会儿。他把相框重新放回原处，用手帕擦了擦指尖上的灰。然后他把两手平放在桌上，十指交错。“明年一月的停靠，是中途加靠还是计划泊港。”
“计划泊港。”
“停几天。”
“两天一夜。上一趟已经申报了这趟暂时只停港外过水，不进码头装卸。”
他点了一下头。他没有问“过水”是什么意思。“过水”在海关词汇里没有明确定义，只能靠语境。他在曼萨尼约海关十二年，听得懂“只停港外不作卸货”的潜台词。
“你的货单呢。”
我从内袋取出折叠整齐的文件。一共两份。第一份是标准关单，白页给港务局，上面列着中药材、干货、合法商品，每一项都写得清清楚楚，“香港许记”的朱漆圆章盖在左下角。第二份是粉页副本，给墨西哥海关留存，上面留了两栏空白——货物类别、副关长签字。
桑切斯戴上老花镜。他先看白页关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翻回第一页核对了船名和注册编号。然后看粉页，目光在空白栏停了两秒。他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上。
“粉页上为什么留白。”
“这两栏需要桑切斯先生亲自填。”
“副关长签字栏。”他拿圆珠笔端轻轻点了点那处空白，“我签过无数次。每次都是验完货再签。”
“这次可以免验。货柜外箱是中药材，麻袋包装，外层贴了旧金山港务局的检疫标。开箱查验会增加滞港时间。”
桑切斯靠在椅背上，把圆珠笔搁在没盖好的公文夹边。窗外有人敲响铁栏杆，两声短促的金属脆响，又没了。
门外走廊上有皮鞋声慢慢走过去。鞋跟敲在深红地砖上，节奏不快不慢。我和桑切斯都停了话。皮鞋在过道中段停了一下。门缝下面露出一截黑鞋头，只露出半寸，又挪走了。
桑切斯把粉页倒扣在桌上，身体往前倾了一点。“旧金山这时候冷不冷。”
“早上起雾，中午放晴。”
“曼萨尼约十一月最舒服。不闷。”
那双皮鞋走远了。桑切斯把粉页重新翻回来，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空白表格。表格抬头印着西班牙文——“高风险进口货品补充申报单”。
“你把能解释重量和税率的品类填在这张补充申报单上。这张单不进总档案，只在我这里留底。”
他用指节敲了敲身后的铁柜。铁皮发出一声闷响。
“这张纸，”他说，“不上楼。”
我接过他递来的圆珠笔。笔杆被他攥得温热，笔芯的油墨有点淡，写下去有轻微的中空感。我在补充申报单的货品栏写下“药用樟脑，甘草浸膏”。两个名称都是合法中药材的衍生加工品，海关税率很低，重量和体积也符合正常装载逻辑。写完之后我在货主签名栏签下Dominic Chen。
桑切斯看了看填完的补充申报单，把它折好放进自己衬衫口袋。“档案员会做一张对应编号的索引卡。楼上查下来，编号要能对得上。”
他从衬衫口袋里摸出另一个东西——一张很小的照片，边角剪成圆角。照片上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穿着校服白衬衫，站在一棵椰子树下。他把照片立在相框前面，让两个女儿并排。
“玛丽亚。她拉丁文老师说她有天赋。她说以后想学医。孩子的话，有时候比账单还贵。”
他嘴上这么说。
我听见的是……我要一条不会明年就沉的船。
“只要曼萨尼约港还在。”我说。
桑切斯第一次笑了。幅度很小，只扯动了一下面皮。他从抽屉底下抽出一张空白信纸，普通的手写信纸，左上角印着一艘帆船的水印。他把信纸推到我面前，上面写了一个邮政信箱号——曼萨尼约第174号信箱，收件人写M.S.即可。
“电话不要用。总机接线员能听。信走墨西哥国内邮政，从曼萨尼约到你旧金山的地址大概十二天。你写信问我某种药材的报价，我回信告诉你这款药的税率是否合适。”
我把信箱号抄在笔记本扉页上，然后取出香港许记签章的长期供货意向书复印件——中英文双语落款，货物品类写的是“中药材及提取物”，年批次为四批，附福海号的巴拿马注册编号和预计靠港日期。
他把这台纸片拿在手里看。桑切斯逐字看了一遍，看完后把他端正地放在自己的相框旁边。他看完之后没有立刻说话，只是把圆珠笔套上笔帽，放在电话机旁边。
“第一趟不要放重货。”他说。
“为什么。”
“新船第一次进港，越干净越值钱。”他站起来，把手伸过桌面，“给我两周时间。你第一批货的补充申报编号会在十二月初寄到你的邮政信箱。看到编号之后，再让船进港。”
“合作愉快。”
桑切斯送到办公室门口。他站在铜牌下面，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埃雷拉的父亲……他知道的事多不多。”
他嘴上这么说。
我听见的是……老人不能知道。知道的人越老，嘴越不归自己管。
“只知道他儿子介绍了一个旧金山的华人药商来曼萨尼约。”
他把这句话收下，立在门框旁没追过来。走廊尽头的圆窗灌入一条光线，水泥墙面上有人影过了转角。
当天下午我在港口区找到一家代书事务所，花十五美元租了一个商号邮政信箱。收件地址写成曼萨尼约第174号信箱转旧金山萨克拉门托街1124号，名义上用的是“合盛贸易公司·海外采购部”。邮路铺好了。
从代书事务所出来，我在港口露天市场停了一会儿。摊主是位老太太，问我是哪里来的，我说旧金山，她点点头，推荐我买旁边那种黄色小芒果。我挑了几个，她连同一只柚子一起用报纸包好。包水果的旧报纸上印着港务局的公告栏，日期是十一月十二日。福海号那几天正从这片外海过路……不靠港，只从海图上划过去。
我沿着科隆街往海边走。沙滩上遍地散着断桨和尼龙绳，几只瘦狗在鱼内脏堆里翻食。一个光脚的小女孩正蹲着拣贝壳，后颈晒得发黑。她差不多和桑切斯的小女儿同龄。
我在心里把福海号重新算了一遍——四趟往返，每趟在曼萨尼约停两天一夜。桑切斯的铁柜和邮政信箱把两页关单切割成两份完全不同的档案。海关认纸。纸上没有的东西，船舱里也就没有。
旅馆房间的热水早断了，我洗了把凉水脸，把皮箱合上。父亲的照片还压在床头灯下，旁边是丽珍塞的川贝母布袋。布袋上沾了一点水渍，是凉水洗脸时溅上去的。
次日午后，我上了返程飞机。DC-3冲进旧金山上空的低云时，机舱里又闷又颠。我靠在舷窗边把桑切斯给的信纸翻出来看了一遍——帆船水印在昏黄的舱灯下透出底色，薄到灯光一照就能穿透两层。一张很薄的纸，上面只写了一行号码。
傍晚六点飞机落旧金山。雾气不大，萨克拉门托街湿漉漉的，下午肯定落过雨。推门进去，丽珍正给客人找零，我绕过柜台走进灶间。桌上铺着一层干净的布，竹篓里泡着绿豆，水已经发青。水壶在灶上噗噗冒着白汽。
丽珍跟进灶间：“那个人呢。”
“海关的人。”
“嗯。桑切斯。”
“两个女儿。大的十三岁，拉丁文满分。”
“他太太呢。”
“没见到，应该在家。”
“他收费高不高。”
“他用的是长期。首趟不开重货，先走一遍合法。真正启动要等福海号从香港回来。”
她问这些的时候，手还在搅绿豆。每问一句，勺子就碰一下盆沿。她不是在审我，她是在把这趟路归进家里的账。“那就好。绿豆泡了一天了，明天早上熬粥。不加莲子，百合还有一点。”她放下勺子，回头看我，“船现在到哪了。”
我算了算。“福海号应该已过夏威夷。如果风向不变，十二月中到香港。返航回旧金山是一月中。”
“你爸的照片你带着吗。”
“带了。”
“放哪了。”
“皮箱夹层。听你的。”
她往灶台走了两步，忽然又回头。她的眼睛定在我脸上，很安静，没有审问的意思。
“那个海关的人，听起来像不像会反悔的人。”
我看着她的脸，说了句“不像”。她点了一下头，没再追问。
铺门外有人敲了两下。
不是街坊买东西的敲法。一轻，一重，中间隔了三秒。铜铃没响。那人敲的是卷帘门的铁边框。
丽珍停在灶台前，勺子还捏在手里，水顺着勺沿往下滴，滴进竹篓里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她先看门，再看我。
敲门声没有再响。
我把外套从椅背上拿起来，穿好。袖口的新补丁蹭过柜台边缘，发出一声很细的摩擦音。丽珍把勺子放下，走到柜台后面，从下面的铁抽屉里摸出那本暗账。她翻开其中一页，把铅笔夹进去，然后合上账本，不轻不重地搁在柜台面上。她做完这些之后抬起脸看我，嘴巴抿成一条线。
“先去把晚饭吃了，”她说，“汤在锅里。”
我从柜台下面摸出那把史密斯威森M36，塞进腰带内侧。枪管贴着小腹，冷意贴住皮肉。我走向铺门，从门缝往外看。萨克拉门托街上空无一人。街对面荣华面包房的卷帘门也关着，门缝里还透着一线黄光。路灯刚亮，光打在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上，反出一片暗橙色。
卷帘门外面的地上多了一样东西。不是信，不是烟头。是一枚铜制袖扣，搁在门框左边那只铁桶的底沿上，正对着我们平时站在灶台边能看到的那个角度。
我推门出去，把袖扣捡起来。铜面温热，上头刻着一个字母G。刻痕很新，是最近几周才刻上去的。我把袖扣攥在掌心里走回铺内，丽珍已经把粥盛好了。两碗白粥，表面结了一层薄膜。碗边搁了一碟榨菜，切成细丝。
“这是谁的。”我把袖扣放在柜台上给她看。
丽珍低头看了一眼，没有碰。“铜的。”
“刻着G。”
“G。”她念了一遍，“跟利昂没关系。他的袖扣是银色。”
我把袖扣收进口袋，坐在桌前喝粥。丽珍也坐下来，拿筷子夹了一条榨菜放在自己的粥面上，看着它慢慢沉下去。我们谁也没有再提门外的事。收音机开着，声音极低，在播今晚的天气预报，明天有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