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I档案编号：SF-1953-08875
日期：1953年10月30日至31日
监视对象：陈观海（Dominic Chen）
特工备注：10月30日，对象上午9时在铺内接待太平洋贸易公司会计师利昂·戈德曼，后者停留18分钟。10时15分，对象前往蒙哥马利街戈德曼办公室，逗留50分钟。下午2时，对象到四十二号码头，登上福海号（注册地巴拿马），跟林姓船长交谈约40分钟。下午4时返回铺内，之后未再外出。10月31日凌晨4时，对象再次前往四十二号码头，福海号于5时离港。另：10月29日（周日），对象跟其妻前往金门大桥，行为正常。
补充报告：经洛杉矶分局协查，昨日在金门大桥南端公园跟对象短暂接触的灰衣男子，已确认为雅各布·“杰克”·考夫曼，44岁，前商船水手，现居洛杉矶圣佩德罗区。考夫曼于1952年11月在洛杉矶港卷入一宗扣押货物纠纷，对方为纽约博南诺家族关联企业“大西洋进口公司”，纠纷金额不详。考夫曼无帮派隶属记录，无犯罪记录。建议列为低优先级监控。
（档案批注：考夫曼这个名字，在1970年陈观海案终审时再次出现，作为证人。他于1969年因肝癌去世，未能出庭。详见附件卷宗第17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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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衣人叫雅各布·考夫曼。
利昂说出这句话时，把一张洛杉矶分局发来的传真电报摊在办公桌上。纸很薄，半透明，打字机墨迹洇到了背面，糊成一片灰影。电报上除了名字，还列着六个词：前商船水手，无帮派，洛杉矶，货物纠纷，金额不详，低优先级。
“加兰特扣了他的货，这一点他没说谎。”利昂摘下眼镜，“但他不是你说的那种踩点老手。他踩点的方式......在巷子里抽烟让人看见，在报摊站最亮的位置，过马路直接走直线......不是因为他笨。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人。单干的人没有替手，所有动作都得自己做，出错了没人救。他不会藏。”
利昂又戴回眼镜。窗外蒙哥马利街的阳光，被泛美金字塔工地上的塔吊切成几块尖角，亮的发白。
“戈登先生查了他的船。他跑过十二年商船，从长滩到马尼拉，太平洋航线几乎都跑过。1949年商船公司倒闭，他留在岸上，在洛杉矶跟几个墨西哥人合伙走货。第一年赚了，第二年碰上港务局严查，合伙人跑光，只剩他一个。加兰特就是那时候插进来的。”
利昂停了一下，把纸角压平。
“他帮考夫曼清了一批货，收费合理，所以考夫曼信了他。1952年那批货，是考夫曼最后的家当。他在码头混了十二年，该看的手段全看过，可那些手段他只是看，没自己上手做过。所以他的踩点有样学样，却学不像。真正的老手，不会让人看见自己在一条巷子里站太久。”
“他现在靠什么生活。”
“港口零工，偶尔帮渔船卸货。住在圣佩德罗一间月租三十五块的公寓里，上个月电费还没交。”利昂把传真电报折好，塞回档案夹，“戈登先生的意思很清楚：这个人没有背景，没有帮派，也没有靠山。他威胁不了你的组织，但他威胁的了你本人。因为他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他要六千。”
“你打算给他？”
“加兰特欠的账，应该让加兰特还。”
“加兰特这辈子从不还账。博南诺家族的人，也不还账。你还记得尼诺怎么死的......他的账，在葬礼上就被勾销了。”利昂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马尼拉纸信封，薄薄的，“戈登先生让我提醒你一句：考夫曼只是第一个，不会是最后一个。加兰特在洛杉矶坑过的人，不止他一个。”
我打开信封。里头是一张清单，打字机敲出来的，三栏：姓名、金额、目前状态。
清单上一共四个名字。考夫曼排第一，六千美元，状态栏写着“已抵旧金山”。第二个名字是曼努埃尔·里奥斯，三千二百美元，状态栏写“下落不明”。第三个是“太平洋货运代理公司”，一万一千美元，状态栏写“已注销”。第四个只有代号：A.M.，金额栏写着“未知”，状态栏空白。
“A.M.是谁。”
“戈登先生也在查。加兰特在1951年到1952年之间，经手过一批军火，卖去中美洲。A.M.是当时的中间人。货到了，钱没到。然后这个中间人消失了。加兰特从没提过这件事，但博南诺家族的人都知道。这也是为什么博南诺要把加兰特圈在纽约过圣诞......不让他惹事。”
我把清单叠好。
“他还有别的债主，可能找上旧金山吗。”
“目前没有。但加兰特这些烂账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洛杉矶的。他把洛杉矶当垃圾场，烂账全堆在那里，自己躲在纽约。”利昂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以后不能再回西海岸了。他那条洛杉矶线已经烂掉。旧金山，是他唯一的西海岸出口。所以他必须保住你。”
必须保住我，跟他把三张照片塞进丽珍的收衣画面里，并不矛盾。
保住一个棋子，不等于保护它。加兰特只需要这颗棋子待在棋盘上，待在他指定的那一格。
“考夫曼还会来找你。”利昂转过身，“第一次，他在给你的报道报里夹了电话。第二次，他拿照片试探你。第三次他会带什么，戈登先生让我替他问一句......你准备好没有。”
我说我准备好了。
利昂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目光移到桌面一角。那里放着一个很小的牛皮纸盒，没有标签，也没有包装。他没碰它。
“戈登先生不喜欢暴力。但他更不喜欢自己看中的人，被一个前水手堵在公园里。”利昂用指节在纸盒旁边敲了一下，还是没打开，“他说，这不是礼物，是工具。跟你杂货铺里那把擀面杖一样......用不用在你，但必须放在手能够着的地方。”
我把盒子拿到面前，打开。
里头是一把左轮手枪。史密斯威森M36，枪管只比手掌长一点，枪柄是胡桃木的，边缘磨的发亮。枪是新的，枪身上却没贴任何标价签，说明它不是从枪店柜台买出来的。
我把枪拿出盒子。分量比看着更重。枪管刚上过油，闻着有一股冷腥味。我打开弹巢。
空的。
“子弹需要你自己去配。”利昂坐着没动，手搁在膝盖上，“戈登先生建议你配雷明顿.38 Special。这一把能装五发。”
“我没用过枪。”
“那就学会。用枪不需要天赋，只需要三样东西：稳定的手，冷静的眼睛，还有一把没装子弹的枪，先练一个下午。你有两天时间。”
我把枪放回盒子里，空弹巢也合上。
利昂从头到尾都没碰那把枪，他的指纹不会留在上面。这是会计师的洁癖，也是中间人的边界。
回到铺子时，丽珍正在整理货架。她站在矮凳上，把午餐肉罐头往最上层放。手臂举高，袖口往下滑了两寸，露出一截腕骨。
“你记不记得尼诺第一次来铺子里的情形。”
她站在矮凳上，头也不回。
“那个意大利人。瘦高个，眼睛很亮。第一次来的时候买了四条肥皂，付了钱就走。第二次来，你在后头跟他说话，我在门口整理白菜。他走的时候，朝我点了点头。”
“你跟我说过，这个人很怪。”
“他是不太一样。别的意大利人眼里没华人面孔，但他点头的时候，是当真看着我的。像在看一个认得的人。”她把最后两个罐头摆好，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从矮凳上下来，“他后来再来过吗。”
“他不来了。”
街对面有车按了一声喇叭。丽珍弯腰拎起装罐头的空纸箱，把它折成扁扁一张。我帮她把纸板夹进后仓的废纸堆里。
尼诺是那个在码头仓库替我把门从外头锁上的人。
他第一次来合盛杂货，是1949年春天。不是买肥皂，是找一个在码头做理货、能说英文、在华人跟意大利人中间都搭得上话的人。我在码头干了十二年，见过七个这样的人被砍掉。尼诺是第一个没先要求我纳投名状的人。
他说：“你先收一批货，赚了钱再谈别的。”
那天晚上，丽珍睡了。我一个人坐在楼下，把尼诺留下的一小盒鸦片膏放在柜台上，看了很久。然后我打开账本，新开一页，写下一个数字。
从那以后，尼诺每次来都只在前门交易。付现，拿收据，从不进后屋。他从不在我的铺子里待超过一刻钟，也没给丽珍添过麻烦。
现在，他的旧货正在清完。他的葬礼已经过去两周。我跟安叔谈妥了五成，从周福海手里接过福海号的货单，又从利昂桌角那个没有标签的纸盒里接过那把左轮枪。
那天傍晚，我把丽珍叫到柜台前。
她放下手里正择着的豆角，围裙上还沾着几根须，走过来。我掀开柜台上的玻璃板，从下面抽出那本她从没见过的账册。
这不是杂货铺的营业账。那本蓝塑料皮的账本，丽珍每个月帮我对一次，每笔数目都能对上。这一本是黑皮封面，内页用方格算术纸，记的是另一个合盛杂货......码头的进出，鸦片的批零，每个散客的代号，还有销货节奏。
我把账本翻到她面前。
“这些数字，你能看懂多少。”
丽珍低头看了一会儿。她看的很仔细，先看日期，再看数目，最后看经手人代号。翻了五六页后，她的手指停在第一页上，停在去年中秋那一行。
“永安堂。”她念出那个代号，然后抬头看我，“这是安叔。”
“还有呢。”
她又往前翻了十几页，动作很慢，纸页在她指间几乎没有响声。她一行一行看下去，看完以后，把账本合上，平放在柜台上，手压着封皮。
“这里头的数字，不是肥皂跟大米。”
“不是。”
“这些是你的。”
“是我们的。”
她把手从账本上挪开。我看着她的手，那几根指头在围裙上蹭了蹭，然后握在一起，搁在腿上。她没有往后退。那点惊慌被她压下去，嘴唇抿得很紧，之后反倒不说话了。
我叫她周丽珍。
她慢慢抬起头看我。
“你以前从来不叫我的全名。”
“你以前也从来不问我晚上出去做什么。”
“我问了你也......”
“今天我问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
她等着我说。
这件事我已经想了很多天，比我想加兰特的货期还久。丽珍是唯一一个不问我账上数字从哪来的人，也是唯一一个我不必用任何手段去摸透她心思的人。她的沉默，可以理解成不知情，也可以理解成她选择站在我这一边。
不管她在哪一边。
我说：“以后我要你看账。杂货铺的账，还有这本暗账，两本一起看。安叔的永安堂每个月来提货，他会给我一份数字，我自己也记一份。两份要合得上。合不上，你告诉我。来铺子里买东西的生面孔，必须登记在店头的小本上，当天晚上汇总。你说人名，我记特征。如果哪天利昂来店里时你刚好不在，后门要锁两遍。”
“你在教我替你做事。”
“我在教你替我们两个做事。”
她坐在椅子上没动。
过了好一会儿，她把黑皮账本重新翻开，从头又看了几页，动作比第一遍更慢。看到第三页，她停了手，抬眼看我。
“这个本子你平时收在哪里。”
“柜台下面，铁抽屉里。”
“换个地方。不要放在柜台下面。柜台下面，谁弯腰都看得见。”
我点了点头。
她又沉默了几秒，然后伸手：“店头登记的小本呢？”
我从抽屉里拿给她。一本小活页簿，黄皮纸封面。她打开，翻到头几页，拿起铅笔，在空白处写下今天的日期。
10月30日。
她握笔的手停在“经手人”那一格上方。铅笔尖离纸面还有半寸，她盯着那个空格看了大概五次呼吸。围裙上的豆角须还沾在袖口，她也没拂开。
然后她落笔，先写下我......陈观海。
稍停片刻，又在下面补了三个字：周丽珍。
那三个字写得比我的名字小一些，但笔画一样用力。
她放下铅笔，把账本合上，横推到柜台中间。然后她从矮凳上站起来，又去择那盆豆角。动作跟进来时一模一样，只是嘴里念叨的东西变了。
“明早要泡发木耳，后天晒鱼干，隔壁陈太借了半袋盐还没还。”
她还是那个顺手帮丈夫记账的主妇，也是刚在某个地下帝国的账册末端签下自己名字的人。
她没有问账本以外的任何细节。只是在我晚上出门前，站在楼梯口往下问了一句：
“几点回来？”
“十点前。”
“灶上炖着南北杏菜干汤。”
十月的夜海风，把四十二号码头的铁链吹的咣咣响。林伯站在福海号船舷边，手里握着一只搪瓷杯，杯口冒着白气。我踏上甲板，他没转身，只往里头摆了摆下巴。
一个水手从货舱口探出半截身子，看见是我，又缩了回去。
货舱已经通了电，日光灯把新漆的舱壁照的发亮。松木地板上摆着四只标准木托盘，每只上头都码好了货。川贝母、甘草、罗汉果，麻袋上印着“香港许记”四个朱漆字。
林伯喝了口水。
“药材都装完了。福海号前天，礼拜三，已经出了第一趟港。港务局那边查验过，关单都签齐了。下一趟回来，是接你那批曼萨尼约的货。下周三夜里到港，凌晨三点整，货舱清空在这等你。你有两个钟头......凌晨三点到五点天亮前，把货从船边直接转上卡车。”
“关单怎么写才好。”
“关单分两页。第一页照常报关，药材、干货，所有章都盖齐。第二页只给桑切斯一个人看，别人不能看，海关关员也不能看。那页怎么写，是你的事，但必须让他签字。签在哪里不重要，随便哪栏，只要有他的名字。将来查起来，你说忘报了，他说漏看了，是两个失误互相抵消。这种抵消，在墨西哥海关里不叫犯罪，叫行政过失。”
我把关单样本翻出来。那是一个双夹本，白页给港务局，黄页留船方，粉页是墨西哥海关留存。粉页下端有副关长签名栏，暂时空着。
林伯用搪瓷杯底压住粉页一角，又在上面放了一沓散页。
“老周托我转交。”
他从裤袋里掏出皮夹子，先取出三样东西：一个铜制小印章，一条细麻绳串着的黑木头戳子，最后是一张曼萨尼约市街地图。东西推到我手边。图是手绘油印的，八开大小，每条街都用钢笔标了西班牙文。图背面贴着曼努埃尔·桑切斯的住址：纳亚里特街17号，离港口车程十五分钟。
“印章是巴拿马公司报关用的。黑木头戳，是香港许记的出货验证印。盖的时候，要跟关单一起盖上，不然桑切斯不会签字。”
我从他手里接过那个黑木头戳子，翻过来看了一眼。印面是个圆章，阳文，刻着“香港许记”四个繁体字。木戳侧面有一道旧裂痕，用细铜丝箍了两圈补着。是传代的东西。
我把曼萨尼约市街图推开。街巷如网，在油墨下密密匝匝。纳亚里特街在城东，近河。
“桑切斯那边，已经有人打过招呼了吗？”
林伯垂下眼，抿了口搪瓷杯里的水。他嘴唇动了动，说埃雷拉那张名片你还留着就好。卡洛斯·M·埃雷拉，巴拿马银行旧金山分行，父亲在曼萨尼约海关退了休。老头退休前是桑切斯的顶头上司。在墨西哥海关，退休上司的脸面，抵得上三千比索的贿赂。你见了桑切斯，别先给信封，先提埃雷拉的父亲。提完以后，看他的反应再定价。
“定价的底线是多少。”
“他女儿在瓜达拉哈拉读私立中学。一学期学费，折合四百二十美元。”林伯把剩下的茶一口喝完，“戈登先生让你带信封吗？”
我拿出事先备好的信封，里头装着八百美元现钞。
林伯瞥了一眼，没接，只说：“桑切斯贪财，但更爱家。比起一次收足钱，他更看重每年都能收到钱。连续性，才是赢他信任的条件。这第一回，你给他看能持续供货的诚意，比摆大额现钞更管用。”
我说：“那封信里再加一页香港许记写的长期供货意向书。内容写每年四批货，长期合同......让桑切斯觉得这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份每年都能收到学费的稳定副业。”
林伯点了点头。
然后他用那只厚实的船长手掌，在货单上盖下香港许记的圆章。印泥鲜红，压在英文印刷体旁边，红得很稳。
离开船舱前，我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上船检查的港务局官员，需要单独安排吗。”
林伯说不用。
港务局那帮人只关心冷冻鱼有没有贴检疫标，对干货看两眼就下船。唯一的变数，是海岸警卫队突击登船。但他们的巡逻规律是反走私黑名单，福海号上周才刚入籍巴拿马，从来没被列入任何名单。
是雏。
新船最好用。
他收起搪瓷杯，把货单塞进防雨夹克内袋，送我出舱。水手们正在甲板上，往缆桩上新缠一圈白棕绳，绳头收得齐整。夜里的旧金山湾黑沉沉一片，远处恶魔岛的探照灯每十二秒扫过一次海面。光柱扫到时，波峰上的泡沫一下变成骨头白。
回到萨克拉门托街时，差五分十点。
灶上的南北杏菜干汤还热着，汤色乳白，南北杏沉在碗底。丽珍坐在灯下，画报翻到讲圣诞火鸡做法的那一页。她看见我端起碗，把画报合上。
“晚上有三个人来买过东西。肥皂，蜡烛，一包红糖。买红糖那个，是金莲花酒楼新来的洗碗工，口音像江门，以前没见过。我把名字记在登记本上了，最后一页。”
我放下汤碗，翻开柜台上的登记本。
她的字很小，却很方，一笔一画把时间、买了什么、口音特征都写齐了。红糖那一行备注“江门口音”旁边，还画了一个她自己大概都没意识到的小圈。
“这个人进门以后，先看了货架左边的中药柜，才去拿红糖。买完付钱的时候，眼睛一直看后门。”丽珍把画报塞进书架，语气很平，只是在复述一个买菜客人的举动，“明天周三，你说过周三要早起。”
“凌晨四点。”
“闹钟调到三点半。粥我提前煮，煮稠一点。”
我喝完最后一口汤。
她起身收碗，这次从我背后经过时，伸手轻轻拉了一下我腰间衬衫的一道褶。不是拽，只是拉平。跟她叠衣服时，最后那一下相同。
10月31日，凌晨三点半。
闹钟响。
没有粥......丽珍改了主意。她说四点出门前吃粥太赶，会把胃弄坏，所以煮了两个荷包蛋，配半杯热豆浆。我吃完时，她还站在厨房门口，披着那件旧毛衣。
“我出门了。”
“今晚回来吃晚饭吗。”
“回来。”
凌晨四点半，港务局验货官来了。五十多岁的爱尔兰人，姓马拉基。他踩着踏板上船，拿手电往货舱里扫了一圈。四只托盘，中药材，麻袋上的朱漆还新。他把关单签了，撕下港务局留存联，折成小方块塞进胸口口袋，然后下船。
全程不超过十二分钟。
福海号的第一声汽笛，在清晨五点响起。
船身慢慢退出泊位，蓝白色的船头调转方向，迎着金门海峡铅灰色的晨光，贴着防波堤尾部的浅水标驶出去。船尾白浪翻了几翻，很快被拂晓的海流拉成一条弯曲白痕。
我站在四十二号码头栈桥尽头，货单粉页已经放进夹克内袋里。它是一张完全正常的药材报关单。
但它还有一页副本，等着我下周飞抵曼萨尼约时，亲手填完。
萨克拉门托街的晨光落在我脚边，也落在我推开铺门时，铜铃敲出来的一声脆响上。
丽珍不在楼下，灶上倒扣着保温的锅。我掀开锅盖，里头是半锅稠粥。米粒沉底，面上结了一层薄膜。
我给自己盛了一碗，坐回柜台后头。
碗底碰到木头时，我拉开那个铁抽屉。枪还在盒子里，枪管上那点薄油的气味，混进抽屉的铁味里。我没有把它拿出来。
丽珍昨晚说了：柜台下面，谁弯腰都看得见。
我把枪盒从铁抽屉里取出，放到柜台背后最下面那一格。那里码着过期的旧账本，还有丽珍冬天存下的干橘皮。枪盒夹在中间，只能躺平，不容易被看见，也够得着。
做完这件事，我翻开丽珍登记过名字的活页簿，翻到下一页，拿铅笔在“今日事项”第三行写下：
曼萨尼约。桑切斯。女儿学费。
写完，我在下面又补了一行：
考夫曼......六千......不是敌人。
停了一下，又加四个字：
没有靠山。
然后我把活页簿翻回丽珍做登记的第一页。那上面的“经手人”格里，有她的名字。三个字比我的小，比我的用力。
我把活页簿合上，放进平时只放私人物品的抽屉最下层。
跟她说的不一样。
但比柜台下面安全。
灶台上的水壶开始响了。初沸的声音从壶嘴里挤出来，盖过了抽屉滑轨那一下轻轻的摩擦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