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伍盛回到公安局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
大楼里只有零星的几盏灯还亮着，像一只半闭的眼睛，在黑暗中勉强睁开一道缝。他没有从正门进去，而是绕到了大楼的侧面——那里有一扇消防通道的门，门锁是坏的，用一张硬卡片就能捅开。这是他刚来刑警队时发现的秘密，当时他告诉自己这是为了工作需要，但现在他清楚地知道，他一直在为自己留着这条后路。
他需要去赵股栋的办公室。
不是现在。现在是凌晨两点，赵股栋不在办公室。但他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赵股栋的办公室门锁是老式的弹子锁，他需要几分钟的时间来打开它。他不能在下班时间大摇大摆地走进办公区，那里有监控。他需要在一个人最少的时间段行动，比如凌晨三四点，值班的人都在打瞌睡的时候。
所以他先回了自己的工位。
办公区的灯还亮着，但没有人。刘地飞的桌上摊着一本翻开的笔记本，上面写满了乱七八糟的笔记，最后一行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在极度困倦的状态下写出来的：“明天查孙德胜和赵股栋有没有交集。”赵伍盛看了一眼，伸手把笔记本合上了。
他不希望刘地飞查到那一步。不是因为他想保护赵股栋，而是因为他不知道刘地飞查到之后会做什么。刘地飞是个好人，一个单纯的、相信正义的年轻人。他不应该被卷进这件事里。
赵伍盛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打开了电脑。他需要查一些东西——关于张和平。
张和平，临江市公安局前副局长，七年前退休。赵伍盛在内部系统里搜索了这个名字，调出了他的档案。档案很简洁，简洁得不正常。一个当了三十年警察的人，退休时的档案只有不到二十页——基本的个人信息、任职履历、几次嘉奖记录，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处分记录，没有投诉记录，甚至连年度考核的评语都写得模棱两可：“工作认真负责”“能够完成交办任务”“团结同志”。
这是一份被精心清洗过的档案。该有的东西都有，不该有的东西一样都没有。
赵伍盛又搜索了“张和平”和“临江新城房地产”的关键词组合。搜索结果里有一条新闻，是三年前的，临江新城房地产公司的一个项目奠基仪式，张和平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照片里他站在孙德胜的旁边，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头发花白，脸上的笑容得体而疏离。
赵伍盛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张和平的长相很普通，普通到放在人群中你都不会多看他第二眼。但他的眼睛不普通——那双眼睛很沉，沉得像一潭死水，你往里扔什么都激不起一点涟漪。那是赵伍盛熟悉的眼神，是一个见过太多、知道太多、选择沉默太多的人才会有的眼神。
他把照片截了图，存进了手机。
然后他关了电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需要休息一会儿，哪怕只有半个小时。他的身体已经快要撑不住了——连续几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在雨里走了大半夜，湿透的衣服还没有干透，贴在身上又冷又黏。他的脑子也开始变得迟钝，有些念头转了一半就卡住了，像是齿轮里卡进了沙子。
但他不能睡。他调了手机的闹钟，凌晨三点半。然后他把头枕在胳膊上，闭上了眼睛。
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回到了七年前的那个厂房。他坐在角落里抽烟，一根接一根，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扭曲、缠绕、升腾，像一个个无声的幽灵。死者躺在房间中央，血已经流干了，在水泥地上凝成了一层暗红色的薄膜。
然后他听到了快门声。
不是一声，是很多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从墙壁里、天花板里、地板下面传来，像一场暴风雨，密集而狂暴。他站起来，四处张望，但看不到任何人。快门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快，最后变成了一种刺耳的尖啸，像是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脑子里炸开了。
他猛地睁开眼睛。
手机的闹钟在响，凌晨三点半。办公区的灯还亮着，一切和他睡前一样。但他的后背全是冷汗，湿透的衬衫贴在皮肤上，黏腻而冰凉。
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脖子，然后走向了赵股栋的办公室。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他经过茶水间的时候，看到里面的灯是关着的，饮水机的指示灯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红光。他经过小会议室的时候，看到门半开着，里面的白板上还留着白天开会时的字迹，几个名字被红笔圈了出来，其中一个被打了问号。
他走到赵股栋办公室门前，停下来，左右看了看。走廊里空无一人，头顶的监控摄像头的红色指示灯在有规律地闪烁——它在正常工作。赵伍盛早就研究过这层楼的监控布局，赵股栋办公室门口的这一个是最大的死角，它的镜头角度覆盖了走廊的大部分区域，但门口两侧各有大约半米的盲区。只要他紧贴着门站着，就不会被拍到。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根钢丝，插进了锁孔。
弹子锁的结构他研究过很多次，在出租屋里用一把同型号的旧锁练习了无数遍。他知道每一颗弹子的位置，知道需要多大的力道，知道锁芯转动的角度。钢丝在锁孔里轻轻拨动了十几秒钟，锁芯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咔嗒声。
门开了。
赵伍盛闪身进去，轻轻关上了门。
赵股栋的办公室和他上次来时一样。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和卷宗，烟灰缸里还有几个没清理的烟头，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烟味和纸张的油墨味。墙上的挂钟指向三点三十七分，秒针在无声地转动。
赵伍盛没有开灯。他打开手机的手电筒，用红色滤光片罩住镜头——这是他在网上买的，可以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提供微弱的光线。红光在办公室里扩散开来，把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暗红色，像是走进了某个恐怖片里的场景。
他先翻了办公桌上的文件。大部分是“3·28”案的卷宗和材料，有现场勘查报告、尸检报告、走访记录、监控截图。他在里面找到了王股栋的照片、何芳的照片、何自诚的照片。赵股栋在这些照片上用红笔做了标记，何自诚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他没有动这些东西。他找的不是这些。
他蹲下来，拉开了办公桌最下面的一个抽屉。抽屉是锁着的，但锁很简单，他用钢丝不到五秒钟就打开了。抽屉里面放着几个牛皮纸档案袋，其中一个上面写着三个字：“3·12”。
赵伍盛的心跳加速了。他把那个档案袋拿出来，打开，倒出了里面的东西。
七年前“3·12”案的卷宗。
他翻开了第一页。案发时间、地点、死者信息、现场勘查记录——这些他都很熟悉，因为那些细节在他脑子里刻了七年，永远都抹不掉。但他不知道的是，赵股栋在卷宗的每一页上都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有些是问号，有些是箭头，有些是整段整段的文字。
在一张现场照片的背面，赵股栋用铅笔写了一整段话：
“陈雨肖，二十三岁，无固定职业，无稳定住所，无密切社会关系。案发前三天曾在案发现场附近出现。案发后消失，至今下落不明。此人要么已经死亡，要么已经彻底改变了身份。如果是后者，他一定获得了外部的帮助。”
赵伍盛翻到了卷宗的最后一页。那里夹着一张纸，不是正式的卷宗文件，而是赵股栋手写的一张便条：
“何自诚，何芳之兄，李锦丕前姐夫。案发前两个月从深圳回临江，案发后离开。此人声称与李锦丕无联系，但通话记录显示李锦丕死前一天曾给他打电话。何自诚有重大嫌疑，但无证据。需进一步调查。”
“张和平，市局前副局长，案发当晚在城北分局值班。城北分局当晚未出警的原因不明，值班记录被修改过。张和平对此没有作出合理解释。此人退休后与孙德胜来往密切。需进一步调查。”
赵伍盛盯着那张便条，手指微微发抖。赵股栋知道。他早就知道张和平有问题，早就知道城北分局没有出警的原因不正常，早就知道何自诚有重大嫌疑。他全都知道。
但他没有公开这些。他把它们写在一张便条上，夹在卷宗的最后一页，锁在最下面的抽屉里，让它们在那里发霉。
为什么？
赵伍盛把便条放回卷宗，把卷宗放回档案袋，把档案袋放回抽屉，锁上了抽屉。他站起来，靠在办公桌边，深吸了几口气。
他在想赵股栋这个人。一个干了三十年的老刑警，一个追了七年未破旧案不肯放弃的人，一个在局党委会上为一个身份可疑的新人做担保的人。他不是一个会包庇罪犯的人，也不是一个会因为人情而放弃追查真相的人。
那他为什么不公开张和平的问题？
只有一个可能。他没有证据。他有怀疑，有推测，有直觉，但没有证据。一张手写的便条，上面写着“值班记录被修改过”，但拿不出被修改之前的原始记录。一段推测，说“张和平对此没有作出合理解释”，但张和平的解释可能只是“我不记得了”。这些东西在法律上没有价值，但在赵股栋的心里，它们像一根刺一样扎了七年。
赵伍盛突然觉得自己理解了赵股栋。那个在办公室里一根接一根抽烟的老警察，那个在白板上画满关系图的老警察，那个对着陈雨肖的照片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的老警察——他不是在追一个逃犯，他是在追一个真相。一个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却始终无法证实的真相。
赵伍盛转身准备离开，但他的目光落在了办公桌旁边的一个小柜子上。柜子的门没有关严，露出一角白色的纸张。他走过去，打开柜门，里面是一个文件盒，盒子的侧面贴着一张标签：“个人”。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打开了文件盒。
里面是赵股栋的私人文件。有他的任命书、嘉奖令、工作证、退休证——不，他还没退休，但已经有一份提前准备好的退休申请表，日期是空白的。还有一沓照片，是他和家人、同事的合影。赵伍盛一张一张地看过去，看到了一张赵股栋年轻时穿着警服的照片，站在公安局门口，笑得灿烂而骄傲。
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1985年7月，入警第一天。”
赵伍盛把照片放回去，正要合上文件盒，突然看到了最下面的一个东西。
一本笔记本。
和何自诚那本一模一样的黑色仿皮封面，A5大小，边角磨损，像是被翻了很多次。
赵伍盛的手停住了。他盯着那本笔记本，感觉自己的血液在那一瞬间凝固了。他伸手把笔记本拿出来，翻开第一页。
上面的字迹工整、有力，笔画分明，和他之前见过的赵股栋的签名一模一样。
“2005年3月，第一次看到她受伤。她说是摔的。我不信。”
赵伍盛翻到下一页。
“2005年8月，她去了医院。我查了病历，手臂骨折。摔伤不会造成这种骨折。”
“2006年1月，我在她家门口站了十分钟。能听到里面的声音。我没有敲门。”
“2006年7月，她怀孕了。我以为会好起来。但不会的。有些人永远不会改变。”
赵伍盛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手在发抖。这些内容和何自诚日记本的前三页几乎一模一样——同样的观察对象，同样的记录方式，同样的愤怒和无能为力。但赵股栋的记录更早，从2005年就开始了。而何自诚日记本的前三页，是2009年才写的。
赵股栋是第一任作者。他是第一个记录何芳被家暴的人。他是那个把日记本交给何自诚的人。他是那个把警徽压在日记本最后一页上的人。
赵伍盛翻到了最后一页。那里没有“我创造了属于我的怪物”这句话，而是另一行字，写得很大，几乎占满了整页纸：
“我本可以救她。但我没有。”
赵伍盛合上了笔记本，把它放回了文件盒。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的一角，看着窗外的夜色。月亮已经偏西了，挂在城市的天际线上方，像一个被咬了一口的银币。
他想起赵股栋在局党委会上替他做的担保。他想起赵股栋说“你和他很像”时眼睛里的那种复杂情绪。他想起赵股栋在办公室里一根接一根抽烟的样子。
赵股栋不是在追陈雨肖。他是在追自己。
七年前，陈雨肖杀了李锦丕。赵股栋知道李锦丕是什么人——一个打老婆的、欠赌债的、欺软怕硬的人渣。他也知道何芳被打了多少年，知道有多少次他站在何芳家门口却没有敲门，知道有多少次他看到何芳身上的伤痕却选择了相信“摔的”。
他没有救何芳。所以当有人杀了李锦丕的时候，他选择了不去追得太紧。他让那个凶手从他的手指缝里溜走了。不是因为他无能，而是因为他不想抓住他。
那个值班记录被修改过的夜晚，城北分局没有出警的夜晚，也许不是张和平一个人的决定。也许赵股栋也在那个值班室里，也许他也接到了那个报警电话，也许他也选择了沉默。
赵伍盛转过身，背靠着窗户，看着这间昏暗的办公室。办公桌上的烟灰缸、墙上的挂钟、白板上残留的字迹——一切都和刚才一样，但又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他现在看到的不是一个老警察的办公室，而是一个人的牢笼。一个被自己的沉默囚禁了七年的人，一个用追查真相来惩罚自己的人，一个在局党委会上为一个身份可疑的新人做担保、因为他希望这个新人真的是那个他没能抓住的人。
赵伍盛走出了赵股栋的办公室，轻轻带上了门。
走廊里的监控摄像头的红色指示灯还在闪烁，像一只不知疲倦的眼睛。他沿着走廊走向楼梯口，脚步声在空旷的空间里回荡。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停下来，看到了一个人。
周久来站在楼梯上，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领口敞开着。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下面有深深的黑眼圈，整个人看起来像是刚从床上被拽起来的。但他看到赵伍盛的时候，眼神很清醒，清醒得不像是一个凌晨四点出现在公安局楼梯上的人。
“赵伍盛。”周久来的声音很平淡，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周队。”赵伍盛的声音也很平淡。
两个人对视了几秒钟。楼梯间的灯光很暗，只有一盏节能灯在头顶发出惨白的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又长又扭曲。
“你在这里做什么？”周久来问。
“查点东西。”赵伍盛说。
“查到了吗？”
“查到了。”
周久来点了点头，没有问查到了什么。他拧开保温杯的盖子，喝了一口水，然后靠在墙上，看着赵伍盛。
“赵伍盛，”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在楼梯上吗？”
“不知道。”
“因为我在等你。”
赵伍盛没有说话。周久来又喝了一口水，把盖子拧紧，把保温杯放在楼梯扶手上。
“赵股栋给我打了电话。凌晨两点。他说你可能今晚会来办公室，让我在这里等你。”周久来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赵伍盛能听到，“他说如果看到你从走廊里出来，不要问你做了什么，只需要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话？”
周久来看着赵伍盛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你不是他创造的那个怪物。你是你自己。’”
赵伍盛站在那里，感觉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胸口炸开了。不是疼痛，不是悲伤，而是一种更原始的、更深层的东西，像是某种被冰封了很久的情感终于找到了一个裂缝，开始一点一点地融化。
赵股栋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赵伍盛就是陈雨肖，知道他在调查何自诚，知道他今晚会来办公室。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替他做担保，不是因为他相信赵伍盛是清白的，而是因为他想给陈雨肖一个机会——一个不是以逃犯的身份、而是以一个警察的身份，去揭开那个七年前的真相的机会。
“周队，”赵伍盛的声音有些沙哑，“赵支队还说了什么？”
周久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赵伍盛。
“他说，如果你想知道全部的真相，就去这个地址。他在那里等你。”
赵伍盛接过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临江市郊外，一座公墓的名字，以及一个墓穴的编号。
何芳的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