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屁虫从405出来的时候，我正靠在404门外墙上。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暂时先叫她跟屁虫。
跟屁虫有三条规矩。
第一，不付钱。
第二，不解释第一条。
第三，她问“你收是不收”的时候，跪着说不收，比站着说收，活得久。
……
我站在404房的门前，对手机信号栏满格的位置，看了一遍又一遍。
然后不远处的405门开了。
一个女孩从门缝里挤出来，侧着身子，她先把一只脚伸到走廊上，然后是肩膀，然后是整个人。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袖口卷到手肘，露出两条细瘦的胳膊。外套上蹭了好几块灰白色的粉末——是墙皮灰，也可能是水泥渣。她头发扎成马尾，额前碎发被汗黏在脑门上，脸上东一道西一道的灰印子，像是刚从一个同样落满灰的盒子里爬出来。
她抬头看到我，愣了一下。我也愣了一下。我们两个面对面站在走廊里，隔了不到两米，浑身上下都灰扑扑的，活像两只刚从同一个瓦砾堆里刨出来的猫。
405的门框上也贴着一副对联。和404那副一模一样的材质。
不过，内容不大一样！
它的上联是：不许莺花参玉局；
而下联是：岂容风月伴青灯。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这副对联，然后回头看我：
“你是从404出来的？”
“嗯。”
“我是从405出来的。”她指了指自己身后的门，笑了一下。不是苦笑，是真的觉得这件事有点好笑的那种笑。
我靠着墙，慢慢往楼梯下滑。腿还软着，膝盖不太能打弯。她看了一眼我的脸，又看了一眼我垂在膝盖上的手。
“你饿吗？”她问。
我没回答。
然后，她从自己挎包里掏出一个面包和一瓶水，递过来。面包是那种超市里最便宜的椰蓉面包，塑料袋压得皱皱巴巴的。水是普通的矿泉水，还没开过封。我看了那瓶水一眼。她注意到我的眼神——不是感激，不是拒绝，是警觉。她没问为什么，只是把水瓶拧开，自己先喝了一小口，然后重新递给我。
“没毒。”她说。
我接过水，仰头灌了大半瓶。然后是面包。第一口咬下去的时候牙床发软——太久没吃东西，咀嚼肌已经不太听使唤了。椰丝粘在上颚上，我几乎没嚼就咽了下去，噎了一下，又灌了一口水。
她站在一旁看着我吃，等我把最后一口面包塞进嘴里，她才开口说上一句：“喂！留点给我？我很难买到。”
我把空的矿泉水瓶捏扁。
“这个你要不要？”然后站起来，扶着墙，继续走。她瞥了我一眼。没有犹豫，跟了上来。
下到一楼，推开单元门，走了一段！
就到了厂区的路。水泥路面宽阔得能并排走两辆卡车，两边种着法国梧桐。春天的梧桐正在换皮，老树皮一块一块地从树干上翘起来，露出里面青白色的新皮，树底下落着厚厚一层隔年的枯叶，踩上去沙沙响。
天刚刚亮。我觉得好舒服。
她跟在我身后，保持着一两步的距离。我走她也走，我停她也停。到了厂区主干道的时候，她快走了两步，和我并排。“你是外地的吧？”她说，“口音不像这里的。”我点头。“你现在要去哪？”“回去。”我说。
她沉默了一会，走了一段路，我在一棵梧桐树下站住了，转过身看她。“你跟着我干嘛？”
她歪着头看我，像是在认真想这个问题。然后她笑了。
“我感觉我们两个很熟悉，但又记不清在哪里见过。”她把马尾甩到肩膀后面，拍了拍手上的灰，“要不我跟你回家吧。”
“说什么呢。我可是有家室的人。”我撒了个谎。
“没关系，我不破坏你们夫妻俩。”她笑眯眯地说，“你们睡床，我睡沙发就行。”
我没理她，继续往前走。她又跟上来，从包里掏出个面包，咬了一口。
你还要么？”她问我。我摇头。她继续吃着，节奏还是跟之前一样——不急不缓的，和我保持同一个步频。这时我发现她挎包装了一捆大钞。估计不低于儿10万！
她没觉得不正常，而我也不敢问。估计这就是她一直跟着我的原因。
快到车站的时候，路上的人越来越少。不是少——是一个都没有了。连胜船厂是万人大厂，光职工和家属就几万人，
平时这条主干道上自行车铃铛响得跟庙会似的，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路边停着几辆大卡车，驾驶室是空的，挡风玻璃上落了一层薄灰。再往前走，车站的站台出现在视线里。
站里停着几辆大巴，车门关着，玻璃上落了一层灰。候车室的门开着，但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停车场的水泥地面上积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洼——昨晚下过雨，但水洼里的水是黑色的，上面漂着一层细碎的梧桐花。我走到候车室门口的公告栏前面。玻璃框里贴着一张A4纸，字是打印的，章是红的，圆珠笔填的日期是三天前。
纸上写着：“近日鱼啃噬人事件频发，去外界的路已封，故本公司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待上级通知……连胜汽车营运有限公司。”
鱼啃噬人。后山乱葬岗。那三个死者。法医报告荒谬到被封锁现场的事。现在不只封锁现场了。封锁的是整片厂区。
我看了一眼候车室门口的值班岗亭。岗亭里坐着一个大爷，穿着蓝色的老旧制服，帽子搁在桌上，桌上放着一个收音机。他低着头在看一本翻得卷了边的旧杂志，杂志封面上印着一个穿着旗袍的女明星。
“师傅，这车站停业了吗？”
大爷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身后的女孩。
“你是外地来的？”
我点头。他指了指公告栏：“那上面写着呢。封了。”
“还有其他车站吗？或者别的路能出去？”
大爷的脸沉了一下。他把杂志合上，放在收音机边，摘下老花镜。那双眼睛没有浑浊，反而很亮，亮得不像一个看车站的老头。
“想死吗？”他说，声音压得很低，“路口处荷枪实弹等着你。”
“为什么要封？”
“防感染。”他重新戴上眼镜，把杂志翻回原来那一页，像是在跟我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鱼啃了人，人再啃人。最后谁啃谁，谁也分不清。”
他扶了扶老花镜，那手势像在摆正某种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