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队的情况说明是手写的，用了三页信纸，蓝色的圆珠笔字迹，一笔一划都很用力，像是要把纸面刻穿。信纸是那种最普通的横格纸，上方印着“江北市公安局”几个红色的大字，纸张已经有些泛黄了，边角微微卷曲，像是一张被反复打开又折上的旧地图。沈夜舟坐在张队家的沙发上，低着头，一页一页地看完。客厅里的光线不太好，窗帘半拉着，午后的阳光被过滤成了一层薄薄的、灰蒙蒙的光，照在那些蓝色的字迹上，每一个笔画都像是一条干涸了的小河，河床裸露，石头嶙峋，什么都能看见。
张队坐在对面的藤椅上，手里夹着一根烟，没有点。这是他多年的习惯——烟夹在指间，不点，只是夹着，偶尔放到鼻子下面闻一闻，然后又放回扶手边。沈夜舟听方远说过，张队年轻时烟瘾很大，一天两三包，后来肺出了问题，医生说不戒不行。他戒了，没完全戒掉，还留着夹烟的习惯，好像手里不夹着点什么，就不知道该把手往哪放。
沈夜舟把三页纸看完，折好，放进了档案袋里。
“韩志远的名字我写了。”张队说，声音有些沙哑，像一把用了太久的剃刀在皮面上磨来磨去，“当年就是他让我签的。他说这件事到我这为止，不要再往上报。他说这是上面的意思，具体是谁的意思，他没说，我也没问。”
沈夜舟抬起头看着张队。“你没问？”
张队把那根没点的烟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又放下了。“没问。不是不想问，是不敢问。我知道问了也白问，他不会告诉我，只会让我更难做。”他停顿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在吞咽什么很苦的东西。“我当了二十八年警察，不是第一天学会这一套。有些事，不问就是对所有人最好的选择。”
窗外的阳光又暗了一些，一片云飘过来，遮住了太阳，屋里的光线从灰蒙蒙变成了暗沉沉，家具的轮廓在昏暗中变得模糊。沈夜舟坐在那片昏暗中，看着张队。他想说“你应该问的”，想说“你不问，孟凡就白死了”，想说“你的‘最好的选择’选了十一年，选出了什么结果”。但他一个字都没有说。因为他知道张队说的“所有人”里，包括他自己。不问，他就可以假装不知道孟凡是被谁害死的，假装不知道那份补充说明为什么会被封存，假装自己在这一切中只是一个被动的执行者。
他问了，这些假装就都不成立了。
沈夜舟站起来。“张队，情况说明我拿走了。林检察官那边，我会把你的态度转达给她。”
张队也站起来，送他到门口。沈夜舟换鞋的时候，张队忽然从身后递过来一个东西——那盆绿萝，他办公室窗台上的那盆绿萝。藤蔓比退休那天又长了一些，垂下来几乎拖到了地上，叶子绿得发亮，像是被谁用油擦过一遍。
“这盆花你拿走吧，我养不了它了。”张队笑了一下，“它跟着我时间长了，换个地方不一定能活，但你办公室的窗户朝南，光线好，应该行。”
沈夜舟接过花盆。花盆是塑料的，很轻，里面的土已经干了，表面有一层细密的裂纹，像一个渴了太久的喉咙，张着嘴，发不出声音。他低头看着那些绿得发亮的叶子，每一片都像是一个被好好照顾了太久的秘密，终于到了该被交出去的时候。他没有说“我会好好养”，也没有说“这盆花长得真好”，他只是接过花盆，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婴儿，小心翼翼，不敢用力，也不敢放手。
“张队，我走了。”
张队点了点头。
沈夜舟走下楼，楼道里的灯还是坏的，他在黑暗中一步一步地往下走，怀里抱着那盆绿萝，看不见脚下的台阶，只能凭感觉一步一步地试探，左脚踩实了，右脚才敢跟上去。走到五楼的时候，他听见楼上传来关门的声音，很轻，像一个人在小心翼翼地合上一本书，生怕惊动了书里睡着的人。
他出了楼道门，阳光涌过来，刺得他眯了眯眼。绿萝的叶子在阳光下绿得发亮，每一片叶脉都清晰可见，像一张微缩的地图，每一条脉络都通向某一个他从未去过的地方。
他把花盆放在副驾驶座上，系好安全带，发动了车子。花盆在座椅上微微晃动，绿萝的藤蔓随着车子的颠簸轻轻摇摆，像一个第一次坐车的小孩，好奇地看着窗外的一切，眼睛里倒映着天空和云。
回到办公室，他把花盆放在窗台上，和张队以前放的位置一样——东边那扇窗户的左下角，阳光刚好的地方。
方远推门进来的时候，看见窗台上多了一盆绿萝，愣了一下，没有问是谁放的。
孙晓芸的庭审定在了七月中旬。
沈夜舟收到法院通知的时候，正站在窗前给绿萝浇水。他把那张通知单看了两遍，放在桌上，继续浇花。水壶是方远从食堂借来的，绿色的塑料壶，壶嘴很细，水流又细又匀，像一条细细的丝线，从壶嘴流出来，渗进花盆的泥土里，泥土的颜色从浅褐色变成了深褐色。
方远拿起那张通知单看了一眼。
“你出庭吗？”
沈夜舟放下水壶。“出。我是办案人，需要当庭说明证据的收集过程。”
方远把通知单放回桌上，在椅子上坐下来，看着沈夜舟浇花。“孙晓芸的辩护律师是省城来的，据说是很厉害的一个刑辩律师。她的策略可能是打‘自首’和‘认罪态度良好’这两张牌。”
沈夜舟把水壶放在窗台上，转过身。“她本来就是自首的。我们去找她之前，她已经在巷子里等着了。”
方远点了点头。“她从第一天起就没有打算逃避。她杀了六个人，但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跑。”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台上的绿萝在阳光下静静地绿着，水珠从叶尖滴下来，落在窗台上，很快就被晒干了，只留下一小圈若隐若现的水渍。
沈夜舟走到桌前坐下，把孟凡的案卷从抽屉里拿出来，翻开，看着孟凡那份补充说明的复印件。那个年轻人的字迹还是那么好看，笔画工整，结构匀称，每一个字都像是在书法课上写的作业。
“方远，你觉得孙晓芸在法庭上会说些什么？”
方远想了想。“她大概会说，那些人是她杀的，她认罪。”
“就这些？”
“就这些。她不会为自己辩解，不会说自己是被逼的，不会说自己多么痛苦多么无奈。她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为自己开脱，她只想把那些人送进地狱——不管是活着送进去，还是死了送进去。”方远停了一下，“地狱满了，她就自己走进来。”
沈夜舟没有说话，翻过一页，继续看孟凡的补充说明。
方远忽然问了一个他从来没问过的问题。“夜舟，如果没有孟凡的案子和顾怀瑾的妹妹，你会觉得孙晓芸做错了吗？”
沈夜舟的手停了一下，没有翻页。他低着头，看着孟凡的字迹，看着那些端端正正的、写着“本人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的笔画。
“她做错了。”沈夜舟说，声音很轻，轻到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她做错了，但不代表那些人是无辜的。”他抬起头，看着方远。“两件事可以同时是真的——她杀了人，该坐牢；那些人害死了孟凡和顾怀蕊，也该坐牢。一个错误不能纠正另一个错误，一个罪不能抵消另一个罪。”
方远看着沈夜舟的眼睛，看到了一种东西——不是犹豫，不是矛盾，是一个人在黑暗里走了很久之后，终于找到了路的笃定。
“你什么时候想通的？”
沈夜舟低头看着手上的银戒，转了转。“刚才。”
窗台上的绿萝在阳光下轻轻摇了摇叶子，像一个在听大人说话的小孩，听不太懂，但很认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