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市火车站背后有一片老厂区宿舍改成的廉价旅馆，名字叫“顺风招待所”，招牌上的霓虹灯管已经坏了大半，只有“风”字还亮着，在冬夜的薄雾里晕开一团冷红色的光。林耀用周恺塞给他的零钱付了两晚房费，不用登记身份证，老板娘收了押金，从抽屉里翻出一把挂着小木牌的铜钥匙扔在柜台上。
“三楼最里面那间。热水只到十点半。你这行李呢？”
“在路上。”林耀把钥匙攥在手里。
老板娘看了他一眼，没再问。火车站附近的旅馆从来不缺“行李在路上”的客人，有些人的行李永远在路上。
第二天清晨，林耀被楼下的动静吵醒。不是火车进站的汽笛，是有人在走廊里压低了声音说话，但走廊的回音效果太好了，压得再低也清晰可闻。他听出其中一个是老板娘的声音，另一个是男人的声音。
“多久的事了？”男人问。
“今早发现的。他没下楼吃早饭，我就觉得不对劲。他在这住了十几年，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下来，喝一碗豆浆，吃两根油条，从来没断过。今天我等到七点半他还没下来，我就去敲门了。”老板娘的声音没有哭腔，但语速比平时快了近一倍，“门是从里面反锁的。我拿备用钥匙拧了两圈才打开。他就躺在床上，跟睡着了一样。”
男人说了句什么，林耀没听清。然后是老板娘的声音：“法医刚才走的时候怎么说来着——瞳孔浑浊，像是脑溢血。脑溢血的人会自己把拖鞋摆得那么整齐吗？”
林耀把外套披上，推开门走到走廊里。老板娘和一个穿着老旧皮夹克的中年男人同时转过头看他。那人手里夹着一根没点的烟，眼神在林耀身上扫了一下，那种扫法不是好奇，是职业习惯。
“这位是？”中年男人问。
“昨晚刚住进来的客人。”老板娘说。
“老陈，区刑侦大队的。”他伸出手。
林耀握了一下。他想过亮证件，但他的证件已经收走了。他最后给出的名字是他很久以前在刑侦学院做交流时用的化名。
“昨晚入住的？”
“对。”
“听到什么异常动静没有？”
“没有。”林耀的视线越过他的肩膀，落在走廊最尽头那扇虚掩的门上。门缝里透出半截阳光，有细小的灰尘在光柱里缓慢翻涌。
老陈顺着他的目光回头看了一眼。“是这里的长期住客，一个盲人调音师。在这住了十几年了。名字叫曹景文。”他把那根没点的烟夹在耳朵后面，“突发疾病，初步判断没有外伤，没有外部侵入迹象。你先住着，如果有问题我们会再来。”
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走廊里忽然有一阵穿堂风从楼梯口灌进来。那扇虚掩的门被风吹开了一点，林耀侧过身子，透过半开的门缝看见了房间里面的景象——工作台上，调音扳手、止音夹、测音器按照尺寸从大到小排列得整整齐齐。钢琴弦线样本用橡皮筋扎好，按粗细依次摆在台面右侧。但台面正中央有一块明显空缺出来的位置，大约是一把音叉的宽度，上面的灰尘痕迹显示有一个东西曾经在那里放了很久，现在不在那里了。
“这个人在本地有没有亲属？”林耀把视线从门缝里收回来。
老陈翻开笔记本。“没有。独居，离异多年。我们通知了他在外地的弟弟，最快也要明天才能赶到。”
“他平时接活多吗？”
“接活？”老陈抬起头。
“调音师。他的工作台上工具排列整齐，每一样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如果他要出门调音，一定会带上全套工具——扳手、止音夹、音叉。但那个桌上唯一一把音叉不见了。”林耀把双手插在口袋里，声音不高，但每字每句都像在陈述一个被反复推敲过的判断，“一个独居盲人，没有亲属探访，没有外部侵入痕迹。但他最重要的工具却不在房间里。”
老陈把那根夹在耳朵后面的烟拿下来，重新捏在指间，看林耀的神情认真了一些。
“你是做哪一行的？”
“以前做过相关的工作。”林耀说。
老陈没有追问。一个在刑侦口泡了多年的人，能闻出同类身上的味道。他把笔记本合上，对旁边那个刚上楼的年轻警员说：“把曹景文的手机通话记录调一下。查他最近一周接过哪些调音订单。尤其要查他最后一次带音叉出门的时间。”
年轻警员应了一声跑下楼梯。林耀退回到自己房门口，没有再去搅扰现场，也没有试图跨过那条警戒线。但他心里清楚——一个连拖鞋都会摆整齐的盲人调音师，不可能在突发脑溢血前忘记把音叉归回原位。
除非那把音叉，不是他自己拿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