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职通知生效的第三天清晨，何立诚被一阵完全不合常理的敲门声惊醒。
他打开门，门外站着三个穿深色制服的人。不是分局的，不是市局的，肩章上的编号前缀他从未见过。为首那个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封面上盖着红色的“内部”章，盖章单位一栏印着“警务监察特别调查委员会”——一个他干了二十二年刑侦只听过两次名字的机构。
“何立诚同志，你三天前提交的关于林耀的内部调查报告，委员会已于昨夜审议完毕。从现在起，该案件由我们直接接管。你需要把与林耀有关的所有案件材料、通讯记录、物证清单，全部移交。”
何立诚扶着门框，往走廊尽头林耀办公室的方向看了一眼。“他现在只是停职，还没到刑事传唤阶段。”
“已经不是了。”来人把第二份文件放在公文包最上面，封面上印着三个粗体黑字——“通缉令”。
林耀是在苏晴的加密短信里看到这三个字的。他当时正蹲在城郊一家24小时便利店的门口，手里端着一杯速溶咖啡，试图用滚烫的液体驱散三天没合眼的寒意。手机屏幕亮起来，苏晴的信息只有一行：“上面把你的案子从分局拿走了。通缉令在走流程，最快今天中午进系统。周恺说你办公室里有七个人在翻你的抽屉。不要回来。”
他把咖啡杯放在脚边，站起来。清晨的街道上已经开始有早班车碾过积水的声响。他伸手压低头顶的棒球帽帽檐，往后退了半步，让自己半个身体隐入便利店卷帘门的阴影里。
手机又震了一下。周恺发的，没用工作号，是私人号——一个他从未见周恺用过的号码。“林队，你的手机已经被锁了定位。我把预付费卡和备用机塞在警局后门垃圾桶下面。旧的手机现在就关机。”
林耀看完这条消息，把旧手机里的SIM卡弹出来，用指甲掰成两半，然后把卡和旧手机一并丢进了便利店门口的易拉罐回收箱。他沿着人行道边缘往前走，没有跑，步速和周围赶早班的行人一样。走到第二个路口时，他听见身后有两个街区外的方向传来一声极短暂的警笛声，随即被关掉了。
警局后门是一条窄巷，尽头有两个垃圾桶，旁边的墙角堆着几捆用塑料绳扎好的废纸箱。林耀蹲下来，把手伸进垃圾桶底部的空隙，摸到一只用保鲜袋包好的黑色塑料袋。袋子里是一部老旧的翻盖手机，一张预付费电话卡，还有一小沓现金——全是零钱，够他买几天干粮，住几天不用登记身份证的旅馆。他把黑色塑料袋塞进外套内侧口袋，贴着肋骨最下面一根，硌得生疼。
翻盖手机的屏幕亮起来，上面已经存好一个号码，署名只有一个字母——Z。他拨过去，响了一声就接通了。
“林队。”周恺的声音压得很低，背景里有椅子拖动和人来人往的嘈杂声，应该在警局走廊，“你原来的手机号已经上了监控名单。这部预付费卡只能用两次，每次不超过三分钟。苏晴的导师昨天深夜紧急通知她——她因为配合你私下调取档案，已经被内部调查组约谈了。今天早上她被调离技术科，安排在档案室做资料整理，不能碰任何联网设备。”
林耀靠在小巷墙壁上，感到后背的旧砖在冬天里凉得彻骨。“何立诚呢？”
“还在查。但应该快了。”
他挂了电话，把翻盖手机合上放进外套内袋。苏晴被正式切断了技术支持——这是他逃亡之后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孤立。镜像是他唯一信任过的防线，而现在这道防线已经被程序从核心拆掉。
沿江公路通往邻市的岔路口，他搭上一辆运输蔬菜的厢式货车。司机是老人的年纪，说话倒很开朗，沿途一直在念叨新修的隧道少了二十公里车程，林耀偶尔应和，把帽檐压到最低。车厢里弥漫着芹菜和泥土混合的湿冷气味，他在颠簸中困得几乎失去意识，但那根弦始终绷着。
天色开始发暗的时候，司机把他放在了城南立交桥下面。这里是两股高速的交汇匝道，下午下过一场冬雨，路面湿滑，积水反射着来往车辆的尾灯，把整座立交桥的底部染成一片浑浊的橙红。
他让货车的尾灯消失在车流尽头之后，独自走到立交桥最深处，头顶是钢筋混凝土的桥体，每隔几秒就有重型货车碾过伸缩缝，发出沉闷而规律的撞击声。他靠住一根桥墩，把翻盖手机翻开，拨打周恺的加密号码。
“是我。”林耀的声音在桥下没有回声。
“上面认定所有证据链都指向你。周建平被杀，能够调到的唯一可靠记忆证据是你的影像。陈远中案中调取宋家底册的签名是你。方以诚案未立案先固定证据是你。翡翠湖案中提取男孩记忆并删除阻断点日志的是你。他们说你杀了周建平。所有证据都指向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