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月一夜没睡。
她坐在病房门口的长椅上，手机攥在手里，屏幕上是那份DNA鉴定报告。她看了不知道多少遍，每一遍都在找那个不可能出现的数字——99.99%，亲子关系概率为零。
报告上写得很清楚：李建国与林晓月，不构成生物学亲子关系。
她早就知道了。从三个月前翻到那份体检报告、发现血型对不上的那天起，她就知道了。但她一直不敢做鉴定，因为一旦做了，真相就再也回不去了。可她还是做了。人就是这样，明明知道答案会让自己痛苦，还是忍不住去揭开。
现在答案就在她手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凌晨五点，护士出来说：“病人醒了，可以进去了。”
林晓月站起来，腿麻了，她扶着墙站了一会儿，才推开病房的门。
李建国靠在床头，枕头垫得很高。他的脸色比昨晚好了一些，但嘴唇还是白的，手背上扎着留置针，输液管里一滴一滴往下淌。床头柜上放着那把螺丝刀，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枕头底下摸出来的。他叼着螺丝刀，看着窗外的天光一点点亮起来。
林晓月走过去，把螺丝刀从他嘴里抽出来，放在柜子上。
“你就不能老实躺着？”
“躺着不舒服。”李建国说。
林晓月拉过椅子坐下。两个人沉默了很久。心电监护的嘀嘀声在房间里回荡，像某种古老的计时器。
“你说今天告诉我。”林晓月开口了，声音很轻，“现在可以说了吗？”
李建国看了看她。她的眼睛红肿，黑眼圈很重，白大褂换了干净的，但袖口上还有昨天没洗掉的血迹——他的血。
“你确定要知道？”他问。
“我已经知道了没有血缘关系。剩下的，只是细节。”林晓月说，“我有权利知道我的父母是谁。”
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掀开被子，从床上坐起来。林晓月想扶他，他摆了摆手，自己穿上拖鞋，走到窗边。他站了十几秒，看着窗外的珠海，说：“去我店里说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你刚做完手术。”
“小手术，死不了。”
林晓月拗不过他。她去办了出院手续——其实是转院，转回她自己工作的珠海医院，但李建国不让住院，只同意在急诊观察室待了几个小时。到了上午十点，他拔了留置针，穿上外套，走出了医院大门。
林晓月跟在他身后，看着他瘦削的背影在晨光里走。他没有走很快，但每一步都很稳。她突然想起小时候，她刚上小学那年，李建国也是这样走在她前面，带她去学校报到。那时候她以为他是她亲爸。现在她知道他不是了，但那条路她还记得。
维修店的门昨天被砸了，后门的锁也坏了。陈启航连夜换了新锁，焊好了卷帘门的轨道，又把地上的碎片扫了。工作台上重新摆上了工具，电烙铁、万用表、示波器，一样不少。但林晓月注意到，那个被砸碎的芯片矩阵不见了——不，碎片还在，装在塑料袋里，放在杂物间门口。
李建国坐下来，从抽屉里拿出那瓶汾酒。不是整瓶的，是一个小扁壶，铁质的，盖子拧得很紧。他倒了半杯，自己喝了。
“你不该喝酒。”林晓月说。
“今天就喝这一杯。”李建国放下杯子，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下。”
林晓月坐下了。
李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铁盒。那个铁盒林晓月见过，在杂物间的架子上，生锈了，她一直以为里面装的是螺丝钉。李建国打开它，里面不是螺丝钉，是一份发黄的文件，折叠了四次，边缘已经脆了，一碰就掉渣。
他把它摊开在桌上。
林晓月凑过去看。那是一份车祸报告，繁体字，台湾的格式。报告标题是“台南市警察局交通事故调查记录”，编号很旧，二〇〇三年。她看到了“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肇事车辆”这些栏位，看到了“宾利”“中巴”“逆线行驶”“酒驾”这些词。
“二十年前，”李建国开口了，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跟别人无关的报告，“我一家十四口——父母、老婆、两个孩子、三个兄弟、四个侄子——坐一辆中巴车回台南过年。那一年我三十岁，在珠海做芯片生意，赚了不少钱，刚买了一辆新车，准备开回去给他们看。”
他的手放在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像是在打拍子。
“车开到山路，对面来了一辆宾利，逆行，速度很快。中巴避让不及，被撞下悬崖。十四个人，全死了。”
林晓月没说话。她看着那份车祸报告，看到了“中巴车乘员名单”那一栏——十四个名字，第一个姓李，最后一个也姓李。
“我在珠海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焊一块电路板。”李建国继续说，“手一抖，烙铁烫了手指，到现在还有疤。”他伸出左手，食指上有一块绿豆大的烫疤。“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太平间里摆了十四张床，盖着白布。我一床一床掀开，看到我爸妈，看到我老婆，看到我两个孩子——一个六岁，一个三岁。他们的脸都整过了，但还是能认出来。”
他的声音没有抖，但林晓月看到他的手在抖。
“我看完最后一张床，站在走廊里，想哭，哭不出来。然后我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林晓月的呼吸停了。
“走廊尽头，护士站旁边，一个护士抱着你。你不哭了，但你看到我，又开始哭。你哭的声音，跟我死去的女儿一模一样。”
李建国抬起头，看着林晓月。他的眼里没有泪，但有一种很重的东西，像山。
“我把你抱过来。你不哭了。”
林晓月的眼泪开始往下掉。她没有擦，让它们流到下巴，滴在白色的床单上。
“我查了你的信息，”李建国说，“你是那辆宾利车上的婴儿。你亲生父母带着你，一家三口，被甩出了车外。你父母都死了，你被甩进路边的草丛里，只受了轻伤。宾利车的驾驶员叫赵耀祖，他是赵氏能源的创始人，赵鸿远的父亲。他醉驾，逆线行驶，造成了这起事故。”
林晓月的手指攥紧了床单。
“他没死？”
“没死。”李建国说，“断了三根肋骨，脑震荡，住了两个月院，出院了。他现在还在赵氏集团当顾问。”
“他杀了我全家。”林晓月的声音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他杀了我们两家人的全家。”
两个人沉默了很久。病房里只有心电监护的嘀嘀声。
“你偷了我。”林晓月说。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对。”李建国没有否认，“我偷了你。我从台湾把你带到了大陆，找关系办了户口，改了你的名字，编了一个父母双亡、远房叔叔收养的故事。我告诉你你是我侄女，你信了。因为你只有八岁，不知道什么叫DNA，不知道什么叫血型。”
“为什么？”林晓月的声音在发抖，“为什么要偷我？”
李建国低下头，看着自己手上的茧子，看了很久。
“因为我不想让你背着杀父杀母的仇长大。”他说，“你父母死在赵耀祖手里，赵家在台湾有权有势，你一个孤儿拿他们没办法。与其让你从小活在仇恨里，不如让你什么都不知道，好好长大。”
林晓月捂住了自己的脸。她的肩膀在抖，但没有发出声音。她在哭，拼命忍住声音，像一个从小被教育“不许哭”的人。
李建国没有安慰她。他坐在那里，等她哭完。
过了很久，林晓月放下手。她的眼睛红肿，鼻子不通气，说话瓮声瓮气的。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你可以一直不说的。”
“因为你想知道。”李建国说，“而且，你也应该知道了。”
“我应该知道我爸妈死在谁手里？”
“你应该知道你是谁。”
林晓月站起来。她的腿在发软，但她撑着墙壁，没让自己倒下去。她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珠海。这座城市她生活了二十多年，但她现在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她也不属于台湾。她不属于任何地方。
她的亲生父母死在一场车祸里，她是一个陌生人从太平间门口偷走的婴儿。
“你恨我吗？”李建国问。
林晓月没有回答。她转过身，看着他。
坐在病床上的这个男人，瘦削的、叼着螺丝刀的、修了一辈子东西的老头子，他不是她的父亲。但他养了她二十年。他给她做早饭，送她上学，在她发烧的时候整夜不睡守着她，在她考上医学院的时候喝了一整瓶汾酒，醉了一整天。
她朝他走过去。
“你恨我吗？”李建国又问了一遍。
林晓月没说话。她走到他面前，蹲下来，抱住了他。她的脸埋在他的肩窝里，像她八岁那年，他第一次抱她的时候一样。
“你永远是我爸。”她说，声音闷在他的衣服里。
李建国的手抖了一下。然后他抬起手，拍了拍她的背。没有用力，只是轻轻地拍着，像拍一个做了噩梦的孩子。
“傻闺女。”他说。
林晓月哭了。这一次她没有忍，哭得很大声，像一个八岁的孩子。
王婶端着豆浆走到病房门口，听到里面的哭声，没敲门，把豆浆放在门口的椅子上，悄悄走了。
中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暖洋洋的。
林晓月的眼泪干了。她去卫生间洗了脸，回来的时候，李建国正把那份车祸报告重新叠好，放回铁盒里。
“那份报告能给我吗？”林晓月问。
“能。本来就是你的。”
林晓月接过铁盒，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婴儿。
“赵耀祖现在在哪？”她问。
“在台湾，赵氏能源总部，给赵鸿远当顾问。赵鸿远现在管着整个亚太区的业务，珠海分公司就是他负责的。”
“所以他来找你，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技术，是因为二十年前的事？”
“两件事，一回事。”李建国说，“他的父亲害死了我的家人，他的公司走私了那批废料，现在他要买我的技术。这笔账，绕来绕去，绕不开那场车祸。”
林晓月攥紧了铁盒的盖子。
“你想要我怎么做？”她问。
“什么都不要做。”李建国说，“仇恨是你自己的事，你可以恨，可以不恨，可以报仇，可以原谅。我不替你做决定。我只告诉你一件事——那场车祸之后，我用了十年才从仇恨里走出来。走出来之后，我才发现，我花了十年时间恨一个人，那个人根本不在乎。”
“那你在乎什么？”
“我在乎你是不是吃饱了，是不是穿暖了，是不是找到了想做的事。”李建国指了指她怀里的铁盒，“你的亲生父母要是活着，也只会在乎这些。”
林晓月没说话。她把铁盒放在床头柜上，坐下来，看着窗外的太阳。
下午两点，周工来了。
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没打领带，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风尘仆仆的，像刚从长途车上下来。他看到李建国穿着病号服坐在床上，愣了一下，然后看到桌上的铁盒和那份铺开的车祸报告，没问为什么。
“李工，上面批了。”他说着，从包里拿出文件，“给您三个月时间，用您的方案改造核电站。厂房、设备、资金，上面都批了。”
“条件呢？”李建国问。他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
周工犹豫了一下，说：“必须和赵氏能源合作。他们有现成的核级厂房，环评、安评、所有资质都齐全。如果从头建厂，三个月不够。”
李建国没说话。他看着那份文件，看着上面红头印章，看了很久。
“赵鸿远知道了吗？”
“知道了。他那边已经签了合作协议。”
林晓月的手攥紧了床单。她刚知道赵耀祖是杀死她亲生父母的凶手，现在她爸要跟赵耀祖的儿子合作。这像是一个命运的玩笑，但没有人笑。
周工的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皱了皱眉，把手机递给李建国：“赵总找您。”
李建国接过手机。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温和的、有教养的、像在主持会议的发言：“李师傅，上面压下来的合作，我也拦不住。不过，核电这碗水，深得很。我劝您一句，有些东西，不是修得好的。”
李建国听出了这个声音。二十年前，他在走私网络的交易记录里见过这个名字——赵鸿远，赵氏能源亚太区总裁，赵耀祖的儿子。
“有些东西，我确实修不好。”李建国说，“但核电站，我修得好。”
电话那头笑了，笑声不长不短，恰到好处。
“那就祝您成功。李师傅，听说您和我家有旧缘？”
李建国没回答。他挂了电话，把手机还给周工。
然后他拿起床头柜上的玻璃杯——里面是水，不是酒——他攥在手里，手指收紧。玻璃杯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像随时要碎。林晓月冲过去想抢下来，但来不及了。
“咔”的一声，玻璃杯被捏碎了。碎片扎进他的手掌，血从指缝间流出来，滴在白色的床单上，像一朵一朵的红花。
周工愣住了。他看了看李建国的手，又看了看林晓月的脸。林晓月的脸上没有惊讶，她走过去，一根一根掰开李建国的手指，把玻璃碎片捡出来，用纱布缠上。
“疼吗？”她问。
“不疼。”李建国说。
“骗人。”
李建国没说话。他看了看那只被纱布缠着的手，又看了看周工，说：“厂房在哪？什么时候能开工？”
周工回过神来，从包里拿出另一份文件：“珠海西区，赵氏能源的核级厂房，下周一可以交接。”
“我等不了下周一。”李建国说，“明天。”
“明天是周日。”
“那就周日。赵氏能源的员工不上班，我去。我只用他们厂房的壳子，不用他们的人。”
周工看了一眼林晓月，林晓月没反对。
“我去协调。”周工把文件留下，走了。
病房里又只剩下父女俩。
李建国看着自己被纱布缠着的手，说：“你刚才不应该站在那，玻璃会崩到你的眼睛。”
“我知道。”林晓月说。
“知道你还站那么近？”
“因为我知道你会捏碎它。”
李建国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林晓月坐在病床边上，拿起那把螺丝刀，塞回他嘴里。
“别乱捏东西了，留着劲儿修核电站。”
李建国叼着螺丝刀，嘴角扯了一下。那是笑。
窗外，太阳开始往下落。珠海的傍晚来得很快，云被染成橘红色，像着了火。
林晓月看着那片火烧云，说：“爸，我想好了。”
“想好什么了？”
“我不报仇。”
李建国叼着螺丝刀，看着她。
“但我也不会原谅他们。”林晓月说，“我会做一件事——把他们欠的，一件一件要回来。”
李建国把螺丝刀从嘴里拿下来，说：“那就从赵氏能源的厂房开始。”
“怎么开始？”
“明天，你跟我一起去。”
“去干嘛？”
“去看那间厂房的配电柜。”李建国说，“赵鸿远以为他给我一个空壳子就能拖垮我，他不知道，我要的就是那个空壳子。”
林晓月不明白。但她没有问。她只知道，她爸要做的事，从来没有做不成的。那间厂房，那批废料，那场合作，都是棋盘上的棋子。执棋的人，是那个叼着螺丝刀的老头子。
夜幕降临的时候，维修店的灯亮了。不是路灯，是店里的灯——李建国让陈启航帮忙换了一个新的灯泡，六十瓦的，黄黄的，照得店里暖融融的。
王婶把豆浆放在门口，敲了敲门，走了。
陈启航把货车停在店门口，车灯开着，照在半条街上。
老张把面摊收得早了一些，今天没心情做生意——他听说了车祸的事，听说了那十四口人，听说了那个被偷走的婴儿。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面汤倒进了下水道，声音比平时轻了很多。
李建国坐在工作台前。胸口的伤口还疼，手上的伤刚缝了针，但他不想躺着。他拿起电烙铁，插上电，把那个被砸碎的芯片矩阵的碎片一块一块捡起来，放在桌上。
他拼不了原样了，但他可以做一个更好的。
林晓月坐在柜台后面，看着他的背影。她怀里抱着那个铁盒，里面是车祸报告，上面写着她亲生父母的名字。
她打开铁盒，抽出那张发黄的纸，又看了一遍。这次她看得很仔细，不是看那些冰冷的数字和条款，而是看那两个名字——林志远，陈淑芬。她的亲生父母。她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不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不知道他们给她起过什么名字。但她知道一件事——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她抱在怀里，扔出了车窗。
她的伤不重，是因为有人替她挡住了撞击。
林晓月把报告叠好，放回铁盒，盖上盖子。
“爸。”
“嗯。”
“我想给亲生父母烧纸。”
李建国放下电烙铁，转过身看着她。
“好。”
“你知道他们埋在哪吗？”
“台湾，台南，西山公墓。”
林晓月点了点头。她没再说。
李建国转回去，继续焊电路板。电烙铁的热气在灯光下袅袅上升，像一条看不见的路，通向很远的地方。
杂物间里，老式收音机的红灯又亮了。
嘀——短促的、清醒的、不容置疑的。
李建国没抬头，说了一句：“知道了。”
林晓月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也不知道他知道了什么。但她知道一件事——从明天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
她站起来，走到杂物间门前，伸出手，摸了摸那扇锁着的门。隔着一层铁皮，她听到了什么。不是声音，是震动，像心跳。
“爸，那台收音机，你真的不知道是谁发的？”
李建国放下电烙铁，想了想。
“也许是我自己。”他说，“二十年前的我。”
林晓月没听懂。但她没追问。
有些答案，不需要现在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