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空白支票在柜台上躺了很久。
李建国没碰它。他把电烙铁插上电，从抽屉里拿出一块旧收音机的电路板，继续修。那是一台上世纪八十年代出产的红灯牌收音机，外壳已经泛黄，喇叭纸盆破了一个洞，调频旋钮拧不动，是王婶从老家带来的，说是她死去的丈夫留下的唯一遗物。
“能修就修，不能修就算了。”王婶送来的时候说，眼眶红红的，“我就是想听听他的声音。”
李建国看了一眼，说：“能修。”
他修了两天。换了电容，补了焊点，换了调频的电位器，用胶水补了纸盆。今天应该是最后一道工序——通电测试。
但他还没插电，韩胖子又来了。
这次他没带迈巴赫，也没带保镖，一个人来的。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没系领带，看起来像来修东西的普通客人。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条缝里透出来的光，不是来修东西的。
“李师傅，又见面了。”韩胖子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把那张空白支票往李建国面前推了推，“支票还在这儿，您收好。”
李建国头都没抬。他叼着螺丝刀，手指捏着一个电容，用指甲一弹，听了听回音，然后把它插到电路板上的空位里，用电烙铁点上焊锡。
“我告诉过你，不卖。”
“赵总让我带句话。”韩胖子的声音压低了一度，“上面的意思，不是买，是合作。赵氏能源出厂房、出设备、出资金，您出技术。股份五五开，您每年分红不低于五个亿。”
“五五开？”李建国把螺丝刀从嘴里拿下来，在围裙上擦了擦，终于抬头看了韩胖子一眼，“我的技术，你们的厂房设备资金，五五开。那我的命算几成？”
韩胖子笑了，但不是那种油腻的笑，而是一种“你终于开口了”的笑。
“命是自己的，不算股份。”他说，“李师傅，您那批废料的来源，够您喝一壶的。非法持有核材料，判多少年您知道吗？赵总说了，只要您签了这份合作意向书，那批废料的事，他帮您摆平。”
李建国看了他三秒钟。然后放下电烙铁，把收音机的电路板推到一边，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像一个准备谈判的老商人。
“那批废料，”他说，“是你们赵氏二十年前走私进来的。德国方面的发货方至今还在被调查，一旦查到收货方是赵氏，你们整个集团都要进监狱。我只是个捡垃圾的，你们丢出来的垃圾，我捡了。要论非法持有，你们的罪行比我重一百倍。”
韩胖子的笑容僵在脸上。
“李师傅，说话要讲证据。”
“证据在杂物间。”李建国指了指那扇锁着的门，“那批废料外包装上的货运单号，二十年前的，但纸还在。货运单号的收货方写的是‘赵氏能源珠海分公司’。你要看吗？我可以撕一半给你。”
韩胖子没说话。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那是紧张的表现。
“李师傅，您是个聪明人。”他说，“聪明人应该知道，有些东西拿在手里是烫的。您是修东西的，不是玩政治的。这块东西——他看了一眼桌上的芯片矩阵——给你带不来钱，只能带来麻烦。”
“麻烦已经来了。”李建国说，“你不就是麻烦吗？”
韩胖子站起来。他的手插在裤兜里，攥成了一个拳头。他在控制自己。他知道不能在这里动手——外面有街坊，路口有监控，周工的人可能还在附近。
“李师傅，三天之内，要么签合同，要么出事。您自己选。”他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李建国叫住了他。
“韩总。”
韩胖子停住，没回头。
“告诉赵鸿远，”李建国说，“二十年前他没弄死我，二十年后他也不行。”
韩胖子走了。门没关，风灌进来，吹得桌上的图纸哗哗地响。
李建国拿起那张空白支票，看了最后一眼，扔进了垃圾桶。
下午，林晓月提前下了班。她今天的班次是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但她和同事换了班。她说不清为什么要换班，可能是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李建国浑身是血躺在杂物间里。她不信梦，但她信自己的直觉。
推开门的时候，她看到李建国还在修那台收音机。一切正常。但她的目光落在垃圾桶里——一张支票，空白的，但签名栏有字。
“谁来过？”她问。
“没人。”
“垃圾桶里的支票是谁的？”
“捡的。”
林晓月没再问。她走到工作台前，拿起那把螺丝刀，从李建国嘴里抽出来。“你能不能别叼着这玩意儿？像个流氓。”
“修东西的都这样。”
“你不是修东西的，你是修核电站的。”林晓月把螺丝刀放在桌上，“今天有没有人来威胁你？”
李建国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话，但他没说。
“没有。”
“你骗我。”
“你问了我回答了，信不信是你的事。”李建国拿起螺丝刀，又要叼回嘴里，林晓月一把抢过去。
“你现在跟我去医院做体检。”
“不去。”
“那批废料辐射超标，你用手摸了，用舌头舔了，你不体检，你等死吗？”
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林晓月说得对。那批废料的辐射值虽然经过了处理，但长期接触还是有风险的。他不是不怕死，他是怕来不及。
“下礼拜去。”他妥协了。
“今天去。”
“下礼拜。”
“明天？”
“后天。”
林晓月盯着他看了五秒，把螺丝刀还给他。“后天不去，我让救护车来抬你。”
李建国叼回螺丝刀，继续修收音机。林晓月在店里坐了一会儿，翻了翻他的工作笔记，一个字都看不懂，就走了。她走之前说：“晚上我来送饭，你别吃泡面了。”
“好。”
她走了。维修店里又只剩下李建国一个人和满屋子的零件。
那天晚上，珠海刮起了风。不是台风，是那种从海上吹来的、带着咸腥味的海风，把老街上晾晒的衣服吹得飘起来，把王婶店门口的塑料凳子吹倒了好几次。
李建国没回去睡觉。他泡了一碗方便面，吃了两口，放在一边，继续焊芯片矩阵的备份——他在组装第二块。第一块被他锁在杂物间的铅板隔间里，第二块他打算随身带着。不是不相信周工，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只相信两样东西：自己的手，和手里的螺丝刀。
深夜十一点，老街安静了。王婶关了店，老张收了面摊，陈启航的修车厂也熄了灯。整条街上只剩李建国维修店的窗户还亮着，像一个不肯睡觉的眼睛。
他听到声音的时候已经晚了。三个蒙面人撬开了后门的锁——后门是老旧的木门，锁芯已经用了二十年，一拧就开。他们穿着黑衣，戴着黑色头套，只露出两只眼睛。进来之后，没有犹豫，直奔工作台。
第一人看到了桌上的芯片矩阵——那块巴掌大的、焊满芯片的电路板，伸手就要抓。
李建国站起来了。
他的动作比蒙面人预想的快得多。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子，三天没睡觉，应该反应迟钝、手脚发软才对。但李建国不是普通的老头子。他的手在维修了三十年之后，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看到一个东西要坏，立刻出手阻止。
他一把抓住第一个蒙面人的手腕，一拧。蒙面人惨叫一声，身体失去平衡，李建国顺势一掌推在他胸口上，那人整个人向后飞去，撞在后面的墙上，“砰”的一声，墙上的挂钟掉了下来，摔在地上，玻璃碎了。
第一人倒在地上，捂着胸口喘不上气。
第二人反应过来了。他从背后抽出一根铁管——不是水管，是实心的铁棍，大概半米长，大拇指粗，握在手里沉甸甸的。他抡起来朝李建国的脑袋砸过去。
李建国没躲。
他伸出左手，徒手握住了铁管。
铁管砸在他手心，“啪”的一声闷响，像打在厚厚的牛皮上。他五指收紧，用力一捏——铁管在他手指间被捏扁了，像一根被踩扁的吸管。金属变形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像是有人把易拉罐拧成了麻花。
第二个蒙面人愣住了。他看着手里那根被捏成扁片的铁管，看了看李建国的手——那只手上只有一层薄薄的茧子，没有护具，没有手套，就是一只五十岁修理工的手。
他的腿软了。不是夸张，是真的站不住了。他瘫在地上，裤裆湿了一片。
第三个人没有动手。他看到同伴被一掌打飞三米远、铁管被徒手捏扁之后，做出了一个理性的选择——转身就跑，从后门窜了出去，消失在夜色里。
但李建国没有追。不是因为不想追，是因为追不了了。
他捂住胸口。
那种痛他太熟悉了。二十年前，那场车祸之后，他的胸口就留下了这道旧伤。脾脏破裂、三根肋骨骨折、心脏被碎骨刺破了一层——医生说能活下来是奇迹。他活下来了，但代价是胸口的这道疤，和随时可能复发的内出血。
现在，它复发了。
一口血从他嘴里喷出来，不是咳出来的，是涌出来的，像有什么东西在胸口炸开了，压力把血液挤上了喉咙。他跪在地上，手撑着工作台，血滴在焊好的电路板上，把那些精密的走线染成了红褐色。
两个蒙面人看到这个情形，愣了一下。然后他们反应过来，从地上爬起来，没顾上那个吓尿的同伴——那人已经自己跑了——他们一把抓起桌上的芯片矩阵，用力摔在地上，一脚踩碎。碎片飞溅，芯片崩裂，几十个焊点同时断开，那块李建国用了三天三夜焊出来的电路板，变成了一堆废料。
然后他们也跑了。
李建国跪在地上，看着满地的碎片，想站起来，站不起来。他的胸口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吞刀片。他用尽力气爬到柜台前，拿起座机，拨了林晓月的号码。
只响了一声，那边就接了。
“爸？”
“来……店里……”
他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什么东西摔在地上的声音，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然后是门被撞开的声音。他听不清了，意识开始模糊。最后看到的东西是天花板上的白炽灯泡，那个他换了三次才找到合适的钨丝灯，光线黄黄的，暖暖的，像王婶的豆浆，像林晓月的白大褂。
他闭上眼睛。
再睁开的时候，他躺在工作台旁边，头枕着林晓月的大腿。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白大褂上沾了他的血，脸上全是眼泪。
“你别动，我叫了救护车了。”林晓月的声音抖得像风中的树叶。
“矩阵……”李建国想说话，但嘴里都是血腥味。
“别说话！”
“被他们砸了……”
“我说了别说话！”
李建国闭上嘴。他伸出手，指了指杂物间的方向。林晓月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那扇锁着的门，那间堆满废料的暗室，那台会自己响的收音机。
“还有……备份。”他说。
林晓月这才明白，她爸把芯片矩阵复制了一份，锁在杂物间里。她哭着笑了，骂了一句：“你这个人，什么时候都给自己留后路。”
救护车来了。担架抬走了李建国。王婶被吵醒了，穿着睡衣跑出来，看到满地是血，当场哭了出来。老张也从面馆跑出来，手里拿着电话报警。陈启航开着货车追到了医院。
急诊室的灯亮着。
林晓月站在手术室外面，白大褂上的血已经干了，变成暗褐色的印迹。她没有换衣服，就站在那儿，盯着那盏红色的“手术中”灯，一动不动。
三个小时后，李建国被推出来了。他闭着眼睛，脸色白得像纸，但呼吸平稳。主刀医生是林晓月的同事，摘下口罩说：“脾脏旧伤破裂，出血量不小，但止住了。需要住院观察，至少两周。”
林晓月点头。她去办了住院手续，回来的时候，李建国被转到了ICU旁边的病房。她走进去，拉上窗帘，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守着。
过了很久，李建国的手指动了一下。
林晓月凑过去：“爸？”
李建国睁开眼，看了看天花板，看了看她，声音很轻：“你给我包扎的时候，看到什么了？”
林晓月愣了一下。她想起刚才在店里，给李建国包扎的时候，她掀开了他后背的衣服。那道疤——从肩胛骨划到腰，二十厘米长，像一条蜈蚣趴在背上。她见过很多手术疤，但她爸的这道疤不一样，它不是规整的手术切口，而是撕裂伤，像什么东西从他的背上一刀划过去，把肉劈开了。
“那疤怎么来的？”她问过。
李建国说：“车祸。”
然后她没再问。但她知道那不是车祸疤。车祸疤不可能是那样的。那种撕裂的方向和角度，更像是——爆炸。或者，利器。
她没追问。不是不想知道，是不敢。她怕那个答案会毁掉她对这个人的所有认知。
“你后背的疤，”林晓月说，“不是车祸。”
李建国没说话。
“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了？”
“告诉你什么？”
“告诉我，我是谁。”
李建国闭上了眼睛。不是累了，是不敢看她。林晓月等了很久，等到她以为他不会回答了，才听到他开口。
“你的DNA报告出来了？”
林晓月的手攥紧了手机。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在查自己的身世。她只告诉了检验科的一个同事，让她帮忙做了加急。报告三天前就出来了，她看了，看了一遍就不敢再看第二遍。
她和李建国，没有血缘关系。
“你早就知道了。”林晓月说。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从你开始查体检报告的那天。”李建国睁开眼，看着天花板，“你翻我抽屉的时候，抽屉缝里夹了一根头发，是你的。”
林晓月的手指在发抖。她想站起来，想出去，想逃离这个房间。但她的腿动不了。
“我是谁？”她问，“我爸妈是谁？”
李建国沉默了很久。病房里只有心电监护的声音，嘀——嘀——嘀——像那台收音机，像倒计时。
“明天。”他说，“明天我告诉你。”
“现在。”
“明天。今天我没力气说。”
林晓月看着他的脸。他的脸色很差，嘴唇没有血色，眼窝凹陷。这不是装的，他是真的快没力气了。她没再逼他。
她站起来，把被子给他掖好，走到门口，停住了。
“爸。”
“嗯。”
“不管你是谁，不管我是谁，你永远是我爸。”
门关上了。李建国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心电监护的嘀嘀声在空荡荡的病房里回响。他从枕头底下摸出螺丝刀——林晓月没发现他藏了一把。他叼着螺丝刀，像叼着一根烟，看着窗外珠海的夜空。
没有星星，只有远处的灯火。
他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告诉她那道疤的故事，告诉她那场车祸的真相，告诉她她亲生父母的名字。但他知道，他必须说。
因为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八岁的小女孩了。她是一个医生，一个成年人，一个有权利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人。
李建国把螺丝刀从嘴里拿出来，放在枕头边。他闭上眼，在心电监护的嘀嘀声中，慢慢睡了过去。
梦里，他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那个夜晚。一辆中巴车，十四个人，和一辆逆行的宾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