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老街的早晨，是从王婶的早餐店开始的。
说是早餐店，其实就是居民楼一楼打通了墙，支了四张折叠桌，门口架一口大铁锅，豆浆现磨现煮。这条街上有三家早餐店，王婶这家最破，生意却最好，因为豆浆浓、油条脆，还因为老街坊都给面子——王婶在这儿住了二十六年，谁家红白事她都搭过手。
李建国跨过门槛的时候，手里已经叼着螺丝刀了。他有个毛病，嘴里不叼东西就不会走路似的。年轻时叼烟，后来戒了，改成螺丝刀。王婶第一次见差点拿擀面杖打他：“你嘴里叼个铁疙瘩，也不怕摔一跤捅穿喉咙！”李建国闽南腔浓得化不开：“安啦，我牙齿比螺丝刀硬。”
今天他照例坐在角落那张腿有点瘸的桌子前，王婶把豆浆端过来，油条搁在碟子里，顺手把豆浆机搬到他脚边：“老李，这破机器修了八回了，你再修不好我真扔了。”
李建国低头看了一眼那台泛黄的豆浆机，牌子的贴纸早就磨没了，电源线缠着黑色胶布，刀头转起来像拖拉机。他伸手拧了一下底座的螺丝，用力一旋，“咔”的一声，螺丝断在里面了。
王婶凑过来看，骂道：“你手劲儿能开核桃了！”李建国把断螺丝抠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说：“改天给你开个核桃补补。”王婶笑骂着走开，又端来一碟咸菜。
他确实有力气。没人知道为什么一个五十岁、干瘦、天天坐在维修店里焊电路的老头子，手指能捏碎核桃。他自己也不解释，只说“天生的”。
吃完早餐，他叼着螺丝刀走回自己的店。店面在巷子深处，两扇玻璃门上贴满了广告——“维修手机电脑”“更换屏幕电池”“数据恢复”“收售二手笔记本”。门头上的灯箱坏了三个字，“芯片维修”只剩下“芯修”，远远看着像个江湖郎中的招牌。
李建国不介意。他的客人从来不靠招牌找过来。
刚开门，一个大学生就抱着游戏本冲进来，满头汗：“师傅，开不了机了，昨晚打团战突然黑屏，再也点不亮了。”李建国接过电脑，翻开后盖，用袖口的放大镜夹到眼睛上，看了几秒。主板上的电容有些鼓包，他用手指尖轻轻一碰，有点发烫。
他放下放大镜，拿起电烙铁。他的手看起来粗糙，指节粗大，虎口有老茧，但一旦拿起烙铁，就像换了一双手——稳、准、轻。焊点一触即离，锡融化得像在跳舞。
焊完，他伸出舌尖，在芯片引脚上轻轻一点。
大学生吓得往后缩：“师傅你舌头不怕触电？”
李建国舔了舔嘴唇，说：“电容短路，十块钱。”大学生掏钱的时候手还在抖：“你舌头真不怕电？”李建国把钱塞进围裙兜里，笑了：“电习惯了。”
这不是玩笑。他确实习惯了一件事——用嘴去品尝这个世界。别人用万用表，他用舌头；别人用示波器，他用耳朵；别人用显微镜，他用手指。三十年的维修生涯，他把自己的五官磨成了最精密的仪器。
上午十点，一辆货车停在店门口。
陈启航从驾驶室跳下来，穿着一件沾满机油的工作服，手里拿着一个ECU模块。他是这条街尽头修车厂的老板，退伍军人，皮肤晒得黝黑，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但打起架来能放倒三个。他认识李建国八年了，所有修不好的电路板都往这儿送。
“老李，这玩意儿报故障码。”陈启航把ECU模块递过来，又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上，“发动机灯亮了三天了，换个新的要三千，你帮我看看。”
李建国接过模块，翻过来，手指在电路板上划了几下。他把耳朵凑近一个电容，用手指轻轻一弹，听回音——好的电容是闷的“咚”，坏的是脆的“叮”。他听了几秒，说：“第三个电容漏液，换一个就行，五块钱。”
陈启航把烟点上，吸了一口：“你耳朵比电脑还准。”
“电脑也是人造的。”李建国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电容，用电烙铁三两下换上，把模块递回去，“行了。”
陈启航掏出一张十块的，扔在桌上：“不用找了。”李建国拦住他，找了五块钱硬币，一枚一枚排在桌上。陈启航笑着摇头，把钱收了。他转身要走，又停住：“老李，下礼拜我有个大活儿，运一批货去深圳，得跑一趟长途。你这店要是有急事，打我电话。”李建国摆摆手：“我一个修破烂的，能有什么急事。”
那天白天，他还修了一个电饭煲、一台电磁炉、三把电动牙刷和一台老式收音机。每一笔收费都在五块到二十块之间。一天下来，流水六十七块，除去房租水电，净赚不到三十。
但他不觉得苦。这条街上所有开店的人都觉得他不觉得苦。
晚上十一点，李建国拉下卷帘门，把当天的零钱锁进铁盒，洗了手，坐在柜台后面泡了一杯茶。茶是铁观音，便宜的，一包能喝一个月。他喜欢浓茶，苦得像药，最后一道回甘。
他正准备关灯上楼，杂物间里突然传来沙沙声。
那是老式收音机的声音——调频没对准频道时那种白噪音。李建国脚步顿了一下。杂物间的铁链锁他三年没动过了，里面堆的都是他收来的旧零件、报废主板、一箱箱叫不出名字的电子垃圾。那台收音机是其中一件，他记得是去年一个收废品的老头搬来的，说“这玩意儿还能响，你留下听听”。
他从没用过。
可现在，它自己响了。
李建国走过去，掏出一串钥匙，找到最大那把，拧开铁链。杂物间的门一推，一股灰尘味道扑面而来。手电筒照进去，满地的纸箱、塑料袋、电路板摞得比人还高。
收音机在最里面的架子上，红灯亮着，指针在波段上跳动。
他走近，收音机发出机械女声，平稳、冷淡，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海峡两岸能源警示——未来九十天，因德国芯片禁运，三座核电站控制系统将全面瘫痪，预计造成华东、华南、台湾地区全境断电。请相关部门做好应急准备。重复——海峡两岸能源警示——”
李建国的手指停在收音机上。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恐惧。五十岁的人了，经历过的事太多，恐惧早就被磨成了薄薄一层。他的第一反应是兴奋——那种猎人闻到猎物气息时的兴奋。
他喃喃道：“这玩意儿……跟当年走私的废料一个德行？”
没人回答他。杂物间里只有老式收音机还在重复播报，冷冰冰的机械女声在堆满废料的小房间里回荡。
他转身，从墙上取下一把铁锤。这把锤子还是陈启航送他的，说他换轮胎用不上，放这儿说不定哪天能用。李建国一直没用过。今天用了。
他砸开了杂物间最里面那面用砖头垒的隔墙。
砖头一块一块掉下来，灰尘呛得他咳嗽。但手电筒的光照进去的瞬间，他停住了。
墙后面是一个暗间。或者说，是一个仓库。一个被遗忘的、封存了二十年的仓库。
手电筒的光扫过去，映入眼帘的是天花板高的电子废料山。成千上万块电路板、芯片、电容、电阻、晶体管堆叠在一起，像一座沉默的废墟。它们在黑暗中等待了二十年，等一个能听懂它们的人。
李建国走进去，脚下踩碎了什么，发出脆响。他没低头看，手电筒的光从废料山上扫过，最终停在最深处——一个铁箱，银灰色的，盖子上印着“TS-核级”字样。
他没打开。时候不到。
他蹲下来，从脚边捡起一块废料——德国英飞凌的芯片，二十年前的顶级产品，当年一片能卖到五千美金。现在它躺在这儿，引脚氧化，封装开裂，像个被遗弃的国王。
李建国把芯片翻过来，用手指量引脚间距。他的指尖就是尺子，误差不超过零点零一毫米。量完，他在心里算了算，又把芯片凑到舌尖上，轻轻一舔。
他皱了下眉，吐掉嘴里的灰尘：“含硫超标，但能泡掉。”
他把芯片放回废料山上，站直了身体。手电筒的光对着废料山，影子投在墙上，像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他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这间暗室里传得很远。
“二十年前你们说这是垃圾，现在……等着。”
收音机又发出一声短促的“嘀”。
李建国猛地伸手按住它。沙沙声停了，红灯灭了，杂物间重归寂静。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王婶的声音隔着卷帘门传进来：“老李，你砸啥呢？大半夜的，隔壁老张投诉你了，说地震呢！老李？你没事吧？”
李建国关上手电。暗室里彻底黑了。
他没应声。
他站在黑暗中，手还按在收音机上。隔着一道墙、一条街、二十年的时间，他听见自己的心跳，沉稳、有力，像一个被启动了倒计时的发动机。
王婶嘀咕了几句，脚步声远了。
李建国这才松开手，在黑暗中站了很久。他的手电筒再次亮起时，已经回到了杂物间门口。他把门重新锁上，铁链缠了三圈，挂回那把大锁。
他走回柜台前，那杯茶已经凉了。他一口喝干，没再续水。
上楼前，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十一点四十七分。他记住这个时间。
不是因为他要睡觉。是因为倒计时已经开始。
九十天。
他还有九十天。
二楼是他的卧室和仓库。卧室只有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放杂物的桌子。仓库占了大部分空间，里面全是各种型号的电子元器件，分门别类装在小抽屉里，像中药铺的药柜。
他没进卧室，而是走进了仓库，拉开最底层的抽屉。里面是一本发黄的笔记本，封面上印着“2003”的字样，纸张已经脆了。
他翻开第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公式、电路图、引脚定义。字迹从工整变得潦草，又从潦草变得工整——那是他年轻时的手笔，二十年前的笔记，记录着他从德国走私芯片中逆向出的核心技术。
他翻到最后一页。那里只有一句话，用红笔写的，字迹很重，几乎划破了纸：
“他们会回来的。”
李建国合上笔记本，把它放回抽屉。他坐在床边，没脱鞋，叼着螺丝刀，闭了一会儿眼。
他没睡。他在等天亮。
第二天一早，他照常下楼开门。王婶端着豆浆过来，问：“老李，昨晚你砸什么？”李建国接过豆浆，说：“砸老鼠。”王婶不信：“你砸老鼠砸出锤子声？”李建国喝了一口豆浆，没接话。
他在等一个人。或者，一台机器。
上午九点，陈启航的货车又停在了店门口。他没拿ECU，手里拿着一把钥匙——李建国杂物间那把锁的钥匙。
陈启航把钥匙放在柜台上，说：“老李，昨天晚上我在高速上跑长途，收音机突然响了。你猜放什么？”李建国没说话。陈启航压低声音：“海峡两岸能源警示。”
两个人对视了三秒。
陈启航说：“你说的那个大事，是真的？”
李建国这才抬起头，叼着螺丝刀，笑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陈启航沉默了一会儿，掏出烟，没点，在手里转了两圈，说：“需要我做什么？”
“给我弄一台示波器，二手的就行。再要一台万用表，精度要高的。”李建国说，“还有，帮我留意一下，谁在收德国废料。”
陈启航点头，拿着烟走了。
李建国送他到门口，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珠海的天空很蓝，云很低。他看了很久，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远处的路口，一辆黑色SUV停在路边，车窗摇下来一半，有人举着望远镜在看这条街。
李建国没看到。他转身回店，继续修一台坏了三个月的电风扇。
中午，林晓月来了。
她穿着白大褂，刚从医院下班，头发用夹子夹着，脸上还带着值夜班的疲惫。她一脚踹开店门，声音大得整条街都听见了：“李建国！你又欠了三个月房租？！”
李建国头都没抬：“我正在干大事。”
“你修手机的能有什么大事？”林晓月走过来，把病历本拍在桌上，“房东说了，这周末再不交钱，换锁！”
“修核电站。”李建国说。
林晓月伸手探他额头：“你是不是脑梗前兆？”
李建国推开她的手，说：“你不信？”
“我信个鬼。”林晓月气笑了，“你修核电站？我还能开航母呢！”
李建国没说话。他从桌上捡起一个废旧芯片，用螺丝刀刮了几下引脚，又用电烙铁补了两个焊点，用导线连到一个小灯泡上。他把芯片插到一个旧手机充电器的USB口上——五伏电压，小电流。
灯泡亮了。
不是微弱的黄光，而是刺目的白光，像微型太阳。林晓月眯起眼睛，还没来得及说话，灯泡“啪”的一声炸了，玻璃碎片溅了一地。
李建国吹吹手指：“这只是千分之一功率。”
林晓月愣在原地。她的瞳孔里还残留着那道白光的残影。
“你——”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王婶端着豆浆进来，看到炸黑的墙壁和一地玻璃渣，以为父女打架了，急得直跺脚：“哎呀老李你别打孩子！”
林晓月哭笑不得：“他打我？我打他还差不多。”
王婶放下豆浆，拉着林晓月的手：“闺女，你爹也不容易，一个月就挣那点钱，你别逼他了。”
林晓月深吸一口气，把王婶送出去，关上门，转身瞪着李建国：“你到底在搞什么？”
李建国把电风扇的外壳装上，插上电，扇叶转了。他把电风扇推到一边，说：“我告诉你了，修核电站。”
林晓月走过去，强行拔了他的电烙铁插头，说：“从现在起，你搬到我院里去住。吃我的用我的，三个月后你要真能修出个核电站来，我管你叫爹。”
“你现在也管我叫爹。”李建国说。
“那我管你叫爹中爹！”
父女俩互相瞪了五秒钟。
李建国先笑了，叼着螺丝刀，笑得像个孩子。林晓月也笑了，但笑容底下是藏不住的担忧。她不是没看到那道白光——那不是普通灯泡能发出的光。
但她更看到的是，她爹眼睛里那种光。那种光她见过一次，二十年前，在孤儿院的窗户上，一个陌生男人抱起她时，眼睛里就是那种光。
她没再提搬家的事。
傍晚，陈启航从修车厂开过来一辆货车，车厢里装着一台二手示波器和一台指针式万用表。示波器的外壳有裂纹，屏幕上有几道划痕，但通电后波形正常。万用表是老款MF47，表盘玻璃碎了，但表针能动。
李建国看了看，说：“多少钱？”
“不要钱。”陈启航说，“你要是真能搞成那件事，这点东西算啥。”
李建国没推辞。他把示波器搬到杂物间门口，万用表放在柜台上。陈启临走时说：“老李，我在路上又听了一遍收音机。你说那玩意儿，到底是真是假？”
“真的假的，都得干。”李建国说，“假的更好，真的就来不及了。”
陈启航拍了拍他肩膀，走了。
晚上，李建国又坐在柜台后面泡茶。他没开灯，只点了一支蜡烛。蜡烛是王婶给的，说停电时候用。珠海不怎么停电，但这支蜡烛今天用上了。
他拆开杂物间的铁链，走进去。
手电筒的光再次照亮废料山。他今晚不打算睡觉了。他打算从这座山里，挑出第一批能用的东西。
他拿起一块芯片，指尖量引脚，耳朵听响动，舌尖尝味道，鼻子嗅气味。他有自己的分类系统——好的放左边，能修的放中间，报废的放右边。
他像老中医在抓药，又像大厨在尝菜，更像一个匠人在挑选他的第一块基石。
凌晨三点，他的手已经摸了三百多块芯片。左边堆了六十多块“好的”，中间堆了四十多块“能修的”，右边堆了两百多块“报废”。报废率不低，但他不在意。他不是在挑原件，他是在拼一幅拼图——一幅能让废料变成能源的拼图。
收音机又响了。
不是警报，只是一声短促的“嘀”。像是提醒，像是催促，又像是什么人在远方按下了某个开关。
李建国停下动作，侧耳听了听。杂物间里只有废料山的沉默。
他说：“别催。”
然后继续挑。
窗外，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珠海的夜很安静。这条街上所有人都在睡觉，没人知道，一个维修店的老板正在用舌尖舔芯片，用耳朵听电容，用一个螺丝刀撬动一个国家的能源未来。
或者，撬动一个笑话。
谁知道呢？
李建国不在乎。他只知道一件事——他有九十天。
天亮的时候，杂物间的灯亮了。不是手电筒的光，是天花板上一盏四十瓦的白炽灯，他昨晚接好的。
灯光的阴影里，李建国坐在废料山上，手边是七块挑好的芯片，脚下是散落的零件。他的眼睛布满血丝，但很亮。
他叼着螺丝刀，笑了。
“二十年前你们说这是垃圾。”他对着那七块芯片说，“现在，你们要变废为宝了。”
门外，王婶端着豆浆路过，听到里面传来笑声，嘟囔了一句：“老李怕不是修东西修傻了。”
她敲了敲门，把豆浆放在门口，走了。
李建国打开门，端走豆浆，喝了一口。豆浆是甜的，加了两勺糖。他记得他只说过一次喜欢喝甜的，王婶记了十年。
他端着豆浆回到杂物间，面对废料山。
倒计时，八十九天。
他开始干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