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的传变和治疗大致是算完成了，但张仲景并没有停下来。
还有那些不属于六经传变范畴的病证，也需要记录下来。有霍乱吐利，有阴阳易，有差后劳复，有百合、狐惑、阴阳毒，有疟疾、中风、历节……
阿雅帮他把这些医案按病种分类，分了好几几天才分完。她看着那堆得满案的竹简，问张仲景：“你这是要在六经之外另起一部？”
张仲景点头：“六经辨伤寒，可天下不只有伤寒。这些杂病，有的与伤寒相关，有的不是伤寒。把它们另编一部，与伤寒相配合，才算完整。”
他在之前写好的那本竹简上写下《伤寒论》，又在这部分的卷首题名为《金匮要略》，意为值得藏在柜子里珍藏的重要方略。
写《金匮要略》的时候，张仲景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他的病本就是积劳成疾，著书的理想给他的压力让他根本没办法好好休息，所谓医者不自医，大抵就是如此吧。
阿雅劝他歇一歇，他摇头：“这杂病篇，我攒了十几年再不写出来，怕是没有机会了。”
他先从霍乱病篇写起。那年涅阳大疫，霍乱与伤寒并行，他治了一大批上吐下泻、津液耗竭的病人。有几个病人症状相似，但治法大不相同，有的五苓散主之，有的理中汤主之，有的四逆汤主之……，他都在竹简上一一写下如何鉴别。
写阴阳易篇的时候，张仲景翻出一份旧案。一个田舍郎，伤寒初愈便与邻村妇人私会，次日病复发，身体沉重，少气，少腹里急，头重不举，眼花。他用了烧裈散，取妇人近阴处衣裾烧灰服之，三剂后诸症渐退。张仲景把这个案子记了下来。阿雅觉得这个方子太过蹊跷，张仲景苦笑：“这个方子我也说不清道理，可当时用过之后，病人的确好了，我把它写进去，后人自会取舍，医道本就不是每一条都说得清的。”
写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的时候，张仲景大多是靠着阿雅口述的既往医案或者翻阅古籍医典，这些病他在临床上见得少。阿雅把自己见过的病例讲给他听，他就写进书里。他常常会说：“这些没试过的方子，我先写下来存疑，日后若有机会验证，再具体定夺。”
阿雅看着他一条一条地写下去，心里明白，这部医书要想最终著成，不是靠他一个人能写完的，需要几代医家成果的积累。而张仲景就是把这些散落的珠子，一根一根穿起来的那个人。
他又陆陆续续写了肺痿肺痈、咳嗽上气、胸痹心痛、腹满寒疝等十几章。治胸痹，他写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薤白半夏汤；治腹满寒疝，他写大乌头煎、当归生姜羊肉汤；治痰饮咳嗽，他写苓桂术甘汤、小半夏汤。每一张方子背后，都是张仲景的心血，都是一代代医家的薪火相传。
阿雅在帮张仲景整理“妇人妊娠、产后、杂病”篇时，常想起多年前在神农身边见到的那位难产妇人，想起神农用益母草救了她们母子二人……那些记忆隔着数千年，依然清晰。
张仲景写完妇人三篇，又补了杂疗方、禽兽虫鱼禁忌并治等附录。阿雅问他这些也要写进去吗，他说：“民以食为天，饮食禁忌也是医道的一部分。有人吃菌子中毒，有人吃河豚丧命，这些事我遇到过，记下来，后人可以避祸。”
全部写完那天，已经是入冬后的一个傍晚。
其实还有许多方子存疑，没机会验证，还有许多证候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子，但张仲景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
他的咳嗽一日重过一日。阿雅给他熬了药，他喝了两口便呛了出来，她再去熬，再喂，他便不喝了，只是摇头。
一天夜里，他让阿雅把木架上的竹简搬到床边，他靠在枕头上，一卷卷翻过去，气息逐渐微弱。他看着阿雅，郑重地说：“先生，这部书，就拜托您了。”
阿雅说：“你放心。它不会烂在长沙。”
张仲景微微点了点头，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睁开。
消息传遍了长沙城。出殡那天，雪停了。百姓们从各处赶来，有拄拐杖的老人，有抱着婴儿的妇人，有被他治好的病人，也有只是听说过他名头的乡民。送葬的队伍从城西小院一直排到城外，没有人组织，也没有人号令，只是默默地跟着。
她跟着送葬的队伍走到城外，人群散后，她一个人回到城西小院，默默地整理张仲景留下的医案。
恍惚间仿佛看到神农尝药时说“少死一个人，也是好的。”；看到岐伯告别时说“书是会生长的。”；看到扁鹊毅然前往秦国时说“治病不是怕比怕的事。”；看到张仲景在涅阳破庙里说“我想理出一个规律来”，还有其他各个医者的呼喊……岁月变迁，有些人的面庞已经逐渐模糊，但他们的声音，隔着数百年、上千年，竟像在同一间屋子里回响。
天亮时，她已经走出了长沙城。东边的天际泛出鱼肚白，新的一天开始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能走多远，但至少现在，她不想停下来，她要把这些书，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