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案移送检察院的消息没有对外公布，但该知道的人还是都知道了。江北市不大，公检法系统更不大，一个十一年前的案子被翻出来重新审查，这种事瞒不住任何人。沈夜舟从来不指望能瞒住谁，他要的不是秘密调查，是光明正大地把所有见不得光的东西摆到桌面上来。
但有些人不想上桌。
消息传出去之后的第三天，沈夜舟接到了一个电话。号码不在通讯录里，来电归属地显示的是省城。他接起来，对方没有自报家门，只说了一句:“沈警官，孟凡的案子，你最好不要再往下查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经过处理，男声女声分不清，像一台坏了的收音机在播放一段录音。沈夜舟把通话录了音，然后问了一句:“你是谁？”
对方没有回答，挂断了。
沈夜舟看着手机屏幕上的通话记录，那个号码只响了不到三十秒，像一只蚊子在耳边嗡了一下，拍过去，已经飞走了。方远当时正坐在他对面整理材料，听见了免提里的那句话，脸色沉了下来。“恐吓电话？”
“警告。”沈夜舟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下，像把一张不想看到的照片翻过去扣在桌面上。“有人坐不住了。这份卷宗在检察院压了几天没有动静，他们就觉得还有机会。打电话来试探，看我是不是真的要把这个案子查到底。”
方远放下手中的材料。“你觉得是谁？”
“不知道。但能拿到我手机号的人，不是什么普通角色。”沈夜舟转了转银戒，“这个案子从翻出来到现在，我没有接到过一个来自上面的压力。张队退休之前没人拦着，检察院收卷宗的时候没人出面，我以为这件事真的就这么顺顺利利地走下去了。”
“现在不顺利了？”
沈夜舟没有说话。他看着窗外，六月的阳光把整座城市照得像一个巨大的烤箱，路面上蒸腾着肉眼可见的热浪，远处的景物在热浪中扭曲变形，像一幅被揉皱了的画。公园里的树叶被晒得蔫蔫的，卷着边，像一个被生活抽去了所有力气的人瘫坐在椅子上，连呼吸都觉得累。
方远站起来，走到窗前。“你打算怎么办？”
“让他们打。”沈夜舟的声音很低，“电话打完了，该查的还得查，该抓的还得抓。我不是吓大的。”
方远转过身看着沈夜舟。他的表情很平静，不像在说狠话，更像在陈述一个不需要被质疑的事实。五年了，方远见过沈夜舟在暴雨里蹲在现场等到天亮，见过他在审讯室里和最难缠的嫌疑人周旋十几个小时不吃不喝，见过他被领导训斥后一言不发地回到办公室继续翻卷宗。他从来不是一个会用言语证明自己的人，他证明自己的方式永远是把事情做完，把该走的路走完，不管路上有多少人拦着。
方远走回桌前坐下，把那沓还没整理完的材料拉到自己面前。“省城那边的消息，陈建国在温哥华的住址已经确认了，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做背景调查。但他们那边的人说，如果没有确凿的逮捕令和引渡申请，他们不能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逮捕令的事我来办。”沈夜舟说，“等孟凡的案子在检察院有了定性，我就申请对陈建国的跨国逮捕令。”
方远看着他，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口。他想说的是——你一个重案组的普通民警，哪来的权限去申请跨国逮捕令？但他没有说，因为他知道沈夜舟不是不知道这些程序的繁琐和层级的壁垒，他不需要被提醒。他需要的是时间，和一点运气。
方远把材料整理好，归档，锁进了文件柜，关灯，拿起了外套。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没有回头，声音从沈夜舟的侧后方传过来，像一个人在黑暗中伸出手，没有触碰到任何东西，又缩了回去。“夜舟，你晚上别熬太晚。张队走了以后，这间办公室就剩你一个人了，灯亮到几点都没人管你，但你得自己管自己。”
沈夜舟没有回答。方远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城市。街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天际线从橙色变成了深紫色，像一幅正在被完成的油画，颜料一层一层地堆叠上去，每一层都比上一层更深更暗。
他低头看着手上的银戒，在窗玻璃的倒影里，那枚戒指泛着清冷的光，像一个微型的月亮，挂在无名指的根部，永远不会升起，也永远不会落下。
第二天上午，沈夜舟接到了林媛的电话。
“沈警官，孟凡的案卷我看完了。”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快，像一把在磨刀石上来回拉动的刀。“证据链没有问题，钟秉成的笔录和王德贵妻子的证词可以互相印证，技术科的复检报告也支持‘刹车油管被人为破坏’这个结论。但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时间。案发时间是十一年前，涉案人员大部分已经死亡，活着的几个证人在法律意义上的证明力有限。而且，当年那份封存决定的签发人，我们已经查到了。”
沈夜舟握着手机的手紧了一下。“是谁？”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张正源。”
沈夜舟没有说出那个名字，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张正源。张队的名字，白纸黑字地写在封存决定上，签于十一年前的夏天，孟凡死后不到一个月。这个信息他早就知道，但从林媛嘴里说出来，分量不一样。林媛不是张队带出来的兵，她不需要念旧情，不需要考虑人情世故，她只需要按照法律条文来办事。
“张正源已经退休了。”沈夜舟说，“他签封存决定的事，我会单独向你们写一份情况说明。”
“不只是情况说明的事。”林媛的声音低了一些，像是在做一个不太愉快的决定，“沈警官，孟凡的案子要翻过来，必须有人为当年的封存决定负责。不管是张正源还是谁，法院需要一个明确的交代——为什么要封存？谁下的指令？依据是什么？这些都要写在调查报告里。”
沈夜舟闭上眼睛，深呼吸了一次。
“我知道。”
挂了电话，沈夜舟在桌前坐了很久。林媛的电话像一枚钉子，把张队退休那天他没说出口的那些话又钉回了他的脑子里。张队签了那份封存决定，这是事实，写在纸上，有据可查，谁都抹不掉。他要查孟凡的死因，就必须面对孟凡的补充说明被人为压下去这个事实。而压下去的那个人，是他带了五年的老领导，是退休那天拍着他肩膀说“孟凡的案子交给你了”的张正源。
方远推门进来的时候，看见沈夜舟坐在黑暗里，背影挺得很直，像一尊雕像。“林媛打电话了？”
“嗯。”
“她说什么了？”
沈夜舟转过身，窗外的光在他脸上切出一道明暗分明的界线。“她说孟凡的案子要翻过来，必须有人为当年的封存决定负责。”
方远沉默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了空调的嗡嗡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车喇叭声，声音都不大，但在两个沉默的人之间，那些声音被无限放大，像有人拿着扩音器在喊。
“张队知道吗？”方远问。
“我还没跟他说。”
方远走到沈夜舟面前，低下头看着他。“夜舟，张队签封存决定的时候，上面有人压着。他不是一个人做的决定，他是在执行命令。”
“法院不看这些。”沈夜舟的声音很轻，轻到像在自言自语，“法院只看那份文件上写的是谁的名字。”
方远张了张嘴，但最终没有说出任何可以反驳这句话的理由。因为他知道沈夜舟说的是对的。法律不看人情，不看背景，不看“当时的情况”，它只认签名。
沈夜舟站了起来，拿起外套。“我去看看他。”
“现在？”
“现在。”
沈夜舟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方远没有拦他。他站在走廊里，看着沈夜舟的背影走向电梯，看着他按下按钮，看着电梯门打开，看着他走了进去。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方远忽然觉得那扇门像是某种不可逆的闸门，关了就不会再开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也许是因为他知道沈夜舟去见张队要说什么，也许是因为他知道那些话说出来之后，沈夜舟和张队之间的关系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他转身走回了办公室，在沈夜舟的桌前站了一会儿。桌上摊着孟凡案的卷宗、钟秉成的笔录、王德贵妻子的证词，还有张队留下的那枚旧警徽。他把那枚警徽拿起来，金属的凉意透过指尖渗进皮肤，像握着一小块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冰。
方远把警徽放回桌上，走出了办公室，轻轻带上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