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声淅沥，刘淑芬站在窗前，看着许知行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口。
她的手指微微发抖，放在窗台上的那杯浓茶早已凉透。三十年 了，她第一次感到如此疲惫。法律援助中心的灯光在雨夜里显得格外孤寂，就像她这二十年来的坚守。
“二十年前，我也在这座工厂工作。”
她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窗玻璃上映着她苍老的面容，花白的头发，粗糙的双手。那双手曾经也灵巧过，也年轻过。
昌盛制衣厂，她生命中永远的噩梦。
那天下午，她像往常一样在车间踩着缝纫机。丈夫在仓库当搬运工，儿子在厂办的幼儿园玩耍。只是一瞬间，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她拼尽全力往外跑，回头的时候，幼儿园已经变成一片火海。
她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儿子，失去了半个家。
但她活了下来。作为幸存者，她拿到了赔偿金，也看到了那份调查报告。官方说电线老化引发的意外。她不信。丈夫生前曾经告诉过她，厂里的电线是新换的，不可能老化。
她在废墟里翻找，找到了一张烧焦的照片。照片里，厂长李德明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握手，那个男人她认识——是当时分管工业的副市长。
她开始调查。白天在工厂干活，晚上翻阅各种资料。她发现这不是第一次事故，在此之前，工厂曾经有过多次小规模的火灾，都被压了下来。每次火灾后，都会有一笔赔偿金打入某个神秘账户。
她把调查结果写成举报信，寄给了相关部门。信石沉大海。一个月后，她被工厂辞退了。理由是“违反工作纪律”。
她没有放弃。她开始自学法律，考取了司法证。她要的不是赔偿，是真相。
十五年前，她进入法律援助中心，成为了许知行的上级。第一次见到这个年轻人，她就认出了他。火灾幸存者的儿子，那个从废墟里爬出来、手里攥着母亲戒指的孩子。
她决定靠近他。不是为了利用，而是为了保护。她知道他在调查当年的火灾，她害怕他像自己一样，一无所知地撞进那个巨大的阴谋。
但是她错了。
许知行比她想象的更聪明，更执着。他一路追查，从农民工讨薪到化工污染，从高校性侵到商业诈骗，每一步都在逼近真相。每一次他差点丧命，她都在暗中出手相助。
直到张明远案。
张明远知道太多了。他不仅知道周建国，还知道二十年前那场大火的所有细节。如果他活着开口，不仅周建国保不住，还会牵出更多人——那些她调查了二十年、至今仍隐藏在权力网络中的名字。
她别无选择。
门突然被推开。刘淑芬浑身一僵，转过身。
许知行站在门口，浑身上下都被雨水浸透。他的眼神复杂——愤怒、困惑、痛苦，还有一点点期待。
“您还没走。”他说。
刘淑芬苦笑：“我能去哪？”
许知行走进办公室，反手关上门。他的目光落在刘淑芬脸上，像是要看穿她的灵魂。
“二十年前，您也在昌盛制衣厂。”
不是疑问，是陈述。
刘淑芬闭上眼睛。她知道这一刻迟早会来。
“是。”
“大火中，您失去了什么？”
“丈夫。”她的声音颤抖，“还有儿子。那一年，他才四岁。”
许知行的拳头攥紧，指甲陷入掌心。他想起母亲在火海中消失的身影，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原来她也在承受。
“您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刘淑芬睁开眼，眼眶泛红，“告诉你我一直在利用你？告诉你我故意接近你就是为了通过你找到更多证据？还是告诉你——”她顿了顿，“你母亲是怎么死的？”
空气仿佛凝固。
许知行的呼吸变得急促：“您知道什么？”
“比你想象的更多。”刘淑芬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泛黄的文件袋，“你母亲不是意外死亡。她是被人谋杀的。”
文件袋掉在地上，散落出一沓照片和纸张。许知行捡起一张，手开始颤抖。照片上，母亲躺在病床上，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药瓶。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1999年3月15日，许某华病房。
“火灾后，你母亲吸入太多浓烟，送到医院抢救。”刘淑芬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讲述一个久远的梦，“但她本来可以活下来的。只要及时做手术，只要用上好一点的药。但是有人不想让她活。”
“谁？”
“当时负责救治的院长，收了钱。”刘淑芬说，“这个人后来升了官，现在在省里。而你母亲，就那样死了。”
许知行跪在地上，照片散落一地。二十年，他一直以为母亲死于火灾，原来真相远比他想象的更残酷。
“所以您一直在调查。”
“我在等一个机会。”刘淑芬蹲下来，捡起一张照片，“一个把他们全部送进监狱的机会。我利用你，不完全是利用。知行，你真的很像你母亲。她也是个死心眼，非要查出真相不可。”
许知行站起身，眼神变得坚定：“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告诉你，然后呢？”刘淑芬苦笑，“让你像现在这样不管不顾地冲上去送死？他们太强大了，强大到可以随意操控一个人的生死。我只能慢慢来，一点点收集证据，一点点瓦解他们的防线。”
“所以您就杀了张明远？”
“我没有杀他。”刘淑芬摇头，“我只是……让他永远开不了口。他知道的太多了，留着他，你会有危险。”
许知行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雨声渐渐变小，城市在雨后显得格外安静。
“所以，您说的保护，就是让我成为通缉犯？”
刘淑芬的眼泪终于落下来：“知行，我别无选择。他们太强大了，我只能出此下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