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上旬北原县进入了项目集中开工期。按照张宏达去年定下的规矩，前期手续在年前就办完了，开春以后各项目陆续进场施工。秦川跟着张宏达跑了三个开工现场，每次去都能看到挖掘机和运料车在工地上忙活，比起往年的拖拖拉拉今年算是有了些气象。
但秦川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发改局局长许志远上任以后对张宏达定的项目清单做了一些调整，有几个张宏达看重的项目被压后了，取而代之的是几个许志远自己选的项目。这些新项目有一个共同特点，投资方都跟安西县有关联，有的是安西的企业来北原设厂，有的是安西老板跟本地人合资。
秦川把这两个清单做了个对比，标出被替换的项目和新加的项目，放在了张宏达桌上。张宏达看了几分钟，把清单放下说小川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
秦川说可能是许局长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调整。
张宏达冷笑了一下说调整，他当了不到一个月的局长就比我这个当了一年多县长的还了解实际情况。
秦川没有再说。张宏达这句话里的不满已经很重了，但他需要的是宣泄而不是分析，秦川这时候说什么都不对。
四月中旬周正洪在常委会上提了一个议案，说要在北原县搞一个安西北原经济协作区，由两县联合招商引资，共享税收分成。这个提议表面上看是好事，北原县经济落后，能跟经济条件更好的安西县搭上关系对发展有利。但秦川看完方案以后看出了问题。
方案里写得很清楚，协作区的管理机构设在北原县，但人事权和财务权由两市发改委共同监管。这意味着北原县自己说了不算，协作区里面的事得看市里的脸色。更关键的是方案里提到的起步区选址在北原县东部的柳坪镇，正好跟马志强之前分管的地盘有重叠。
秦川没有去猜测周正洪的真实意图，但这件事在常委会上引发了第一次公开的分歧。张宏达在会上说协作区的想法是好的，但方案需要细化，特别是人事权和财务权的问题不能一刀切，否则基层不好操作。周正洪说这个方案市里已经看过了，原则上同意，细节可以边干边完善。
张宏达说边干边完善这种说法在项目实施中容易出问题，前期论证不充分后面就是烂尾工程。去年邻县的产业园区就是这么搞的，投了三千万最后烂在那里没人管。
这句话一出会场就安静了。张宏达拿邻县烂尾园区做例子不是随口说的，那个园区的审批就是周正洪在安西县的时候经手的，县里的人都心知肚明。张宏达这是在暗指周正洪在安西的履历有问题。
周正洪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他说：“陈县长说的那个情况我不太了解”，如果确实有问题我们可以去实地考察一下再定。但协作区这个大方向不能变，这是市里的要求不是我个人拍脑袋。
张宏达没有再争。他知道在常委会上硬顶周正洪没有意义，票数不够说再多也是白费口舌。但他在会上表态反对本身就释放了一个信号，张宏达不会在周正洪面前做哑巴。
散会以后秦川整理会议纪要的时候把两个人的发言原原本本记了下来，一个字都没改。他知道这份纪要两边的人都会看，任何一个措辞上的偏差都可能被拿来作文章。与其冒风险不如老老实实照录，让事实自己说话。
四月下旬发生了一件让秦川始料未及的事。一天晚上孙维昌打电话让他去家里坐坐，秦川到的时候发现不只是他一个人，周建国也在。孙维昌家住在县政府后面的家属院，三室一厅，装修很朴素，客厅里摆着一组旧沙发和一台不大的电视。
孙维昌倒了三杯茶，关上客厅的门说今天叫你们来没有别的事，就说一件事。周正洪前天找我谈了话，意思是想把政府办和县委办合并办公，统一调配人员。
周建国问：“合并办公，这是什么意思？”
孙维昌说名义上是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实际上就是把政府办吃掉。你想想看，合并以后谁是主任，肯定是他从安西带过来的陆安或者他自己重新安排人，我跟你老周往哪放。
周建国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在政府办主任这个位子上坐了五年多，虽然上面有周正洪压着但好歹还是个正科实职，一旦合并办公他就成了闲人。
秦川没有急着说话，而是在心里快速分析。周正洪要合并两办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从他上任那天起就在谋划的事。县委办和政府办合并以后县委书记就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县长的执行机构被吃掉了，政府这边就只剩下一个空壳。这个手段在外地有过先例，前几年南方有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是这么干的，合并以后县委书记把人事财政项目全部攥在手里，县长成了签字机器。
秦川问：“孙主任，这个事您跟陈县长汇报了没有？”。
孙维昌汇报说，陈县长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公开反对，让我自己先扛着。
秦川听出了这句话后面的无奈。张宏达不支持合并但他不愿意出面反对，因为一旦公开反对就等于跟周正洪撕破脸。在势不如人的时候撕破脸是最蠢的策略，张宏达不会犯这种错误。但他让孙维昌自己扛着，等于把皮球踢给了下面的人。
周建国说：“那我们怎么办？就这么看着？”。
孙维昌说看着不行，挡也挡不住，但可以拖。合并两办不是周正洪一个人说了算的，得经过市里编办审批，走程序最快也得三四个月。我们就走程序，该打的报告打，该请示的请示，但每一步都按规矩来不走捷径，能拖多久拖多久。
秦川说：“如果市里批了呢？”。
孙维昌沉默了几秒钟说如果市里批了，那就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了。但你要知道市里编办也不是周正洪一个人说了算的，只要我们这边理由充分程序合规，市里不一定会急着批。有些事拖到后面就不了了之了，这种例子多了去了。
秦川点了点头。孙维昌的策略就是拖延，用程序来消耗周正洪的意志力。这招在体制内很常见，很多事情不是被否决掉的而是被拖死的。你提了一个方案我来走程序，走了三个月还在第一步，等你耐心耗尽了这件事也就淡了。
从孙维昌家出来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秦川走在家属院的路上，头顶是灰蒙蒙的天，远处有几颗星星若隐若现。他忽然想起一句话，是在大学时一个老教授说的，说中国的事急不得，很多问题不是解决掉的，是等掉的。等领导人换了政策就变了，等形势变了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当时他不理解这句话，现在理解了。
等也是一种本事，而且是最难练的那种本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