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周也的手机屏幕亮起来的时候，他正在工位上啃一个冷透了的鸡肉卷。
他瞄了一眼来电显示，是个陌生号码，不想接，但手机又响了第二遍，第三遍，锲而不舍地，他这才把鸡肉卷塞进嘴里，腾出右手划开了接听键。
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小心翼翼的，带着一种很刻意的客气：“请问，是周也先生吗？”
周也“嗯”了一声，含含糊糊的，嘴里还嚼着东西。
那边沉默了两秒，像是在确认自己没打错电话，然后语气忽然变得很郑重，一字一顿地说：“周也先生，我是赵建民。二十五年前，你还记得吗？在滨城，海边。”
周也咀嚼的动作停住了。
办公室里空调的嗡鸣声忽然变得很大，大得像要把他的耳膜震破。他的同事们在他周围走来走去，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敲键盘，有人在小声讨论今天中午食堂的菜又咸了，所有这些声音都变得很远，远得像隔了一层厚玻璃。他活了四十年，从没觉得自己的人生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但在这一刻，他忽然意识到，自己一直回避的那个事，找上门来了。
“你记错人了。”他听见自己声音干巴巴的，没有任何起伏。
赵建民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但并没有退缩。他的语气变得更软了，甚至带上了一丝恳求的味道：“我找了你很多年，真的很多年。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我就是……想见见你，跟你说几句话。”
周也攥着手机，没说话。
“我得了重病，”赵建民接着说，“医生说时间不多了。我就是想在走之前，把这件事了了。”
这句话像一根细细的针，从周也的耳膜扎进去，顺着血管一路往下，最后扎进他的心脏里。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都吐不出来。他的大脑飞速运转着，二十五个年头在他脑子里压缩成了一瞬间——童年、少年、青年、中年，所有他努力建造起来的生活，那些光鲜的、体面的、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个“好人”的壳，在这一刻全部摇摇欲坠。
“你在听吗？”赵建民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一丝沙哑的咳嗽。
周也深吸了一口气。赵建民说的，是一个他用了二十五年都没能彻底遗忘的噩梦。但奇怪的是，在那团密不透风的恐惧底下，他摸到了另一种东西，一种近乎渴望的焦灼。他已经带着这个问题活了二十五年，他受够了。哪怕赵建民手里攥着的是能毁掉他一切的东西，他也想知道那东西到底是什么。
“你怎么找到我的？”
“找了很多年，托了很多人，前几个月才从一个老警察那里打听到你的下落。你别怪他，是我求了他很久，他才肯说的。”
周也在心里冷笑了一声。他不怪那个老警察，他谁都不怪，他这辈子最擅长的事情就是不怪任何人。不怪那个跑了的老爸，不怪那个要带着他一起死的妈妈，不怪这些年里遇到的任何对他不好的人。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没有棱角的人，圆圆滑滑的，跟谁都处得来，跟谁都不交心。
“你想怎么样？”他问。
“我就是想见你一面，”赵建民语气恳切，“当面跟你说几句话，不耽误你太多时间。我在滨城老城区这边住，你要是方便的话——”
“我不在滨城，”周也打断了他，“我在南边，离你两千多公里。”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赵建民说：“我去找你。”
周也的手指不自觉地收紧了。有过一秒钟的冲动，他想直接挂掉电话，把这个号码拉黑，假装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他知道这不可能。赵建民已经找上了他，他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万一赵建民哪天病急乱投医，把这件事捅到了网上、捅到了他的公司、捅到了他现在的社交圈子里，那他二十五年苦心经营的一切就全完了。
“你不用来，”周也说，“我回去。”
挂掉电话之后，他坐在工位上发了好一会儿的呆。电脑屏幕上的光标一闪一闪的，像一只不耐烦的眼睛在眨。他把那个冷透了的鸡肉卷扔进了垃圾桶，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需要彻底弄清楚，二十五年前，那个叫赵建民的男人到底看到了什么。因为周也心里藏着一个秘密，一个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的秘密。这个秘密藏了二十五年，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他每天晚上都要枕着它入睡，每天早上都要带着它醒来。
当年他趴在礁石上醒来的时候，后脑勺疼得像要裂开。礁石撞的。但那个疼里面还夹着别的什么东西，更深，更烫，像一团咽不下去的气堵在嗓子眼里。
他记得很清楚。
在水里挣扎的时候，他的妈妈死死地抱着他往深处走，水灌进了他的嘴巴、鼻子、耳朵，意识开始模糊。就在那个临界点上，他咬了她。
他咬了他妈妈的手臂。咬得很重，嘴里尝到了血的铁锈味。
妈妈的手松了一瞬。
就是这一瞬间。他的身体先于意识做出了反应，他挣脱了她的手，反过来按住她的肩膀，用尽全身的力气往下压。
他感觉到她在他的手下挣扎了几下。
然后她不挣扎了。
海水灌进她的肺。她沉了下去。他被浪拍到了礁石上，后脑勺撞上坚硬的石头，眼前一黑。
一个十岁的孩子，在恐惧和求生的本能驱使下，亲手把他的母亲按进了水里。这件事在法律上也许不会被定性为犯罪，但在他的心里，这是一根永远拔不掉的刺，扎得他二十五年不得安宁。
而那个救了他的男人，那个叫赵建民的男人，他当时到底看到了什么？他是不是在远处目击了整个过程？他是不是知道那个孩子对他妈妈做了什么？这二十五年来，他为什么从来没有出现过？他现在忽然找上门来，到底想要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周也都不知道。
但他必须知道。
第二天一早，他请了年假，订了回滨城的机票。
滨城的天还是那么灰蒙蒙的，海风里带着一股工业城市特有的铁锈味。二十五年过去了，这座城市变了太多，高楼拔地而起，马路拓宽了，街上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但那股铁锈味还在，像这座城市的体味，洗都洗不掉。
赵建民给过他地址，在老城区一条叫槐树巷的小巷子里。周也打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本地人，一听槐树巷就皱眉头：“那边都快拆了，你去那儿干啥？”
周也没回答，只是让他往那边开。
老城区的街道又窄又挤，两边的房子都生了锈、长了青苔，墙上的石灰剥落得像牛皮癣。有些房子已经空了，门窗都被砖头封死了，墙上用红漆喷着大大的“拆”字。出租车开不进去，周也在巷口下了车，沿着门牌号一间一间地找，最后停在了一栋三层老楼的单元门口。
那个单元门虚掩着，门框上的油漆早就掉光了，露出下面灰褐色的木头。他伸手推开门，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扑面而来，楼道里的灯是坏的，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来一点天光，照在斑驳的墙壁上，像一张老人的脸。
他上了三楼，在右手边的门前站定，抬手敲了三下。
过了大概半分钟，门开了。
站在门里的是一个看起来像六十多岁的男人，但实际上周也知道他应该更年轻一些，病痛让他苍老了许多。他瘦得厉害，脸颊凹陷下去，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得像两个黑洞，颧骨上泛着一层不正常的潮红。他的头发稀稀拉拉的，花白而干枯，像一把放了太久的稻草。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棉布衬衫，袖口磨出了毛边，身上散发着一股药味和汗味混合的气息。
但当他看到周也的那一瞬间，他的眼睛亮了。
那是一种很难形容的亮，像是一个溺水的人看到了岸，像是一个被关在黑屋子里几十年的人突然看到了一束光。他浑浊的眼珠里涌上了一层水雾，嘴唇哆嗦了几下，伸出一只枯瘦的手，颤抖着抓住了周也的胳膊。
“是你啊，”他的声音沙哑而激动，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把这几个字挤出来，“你都长这么大了……”
周也低头看了看那只抓着自己胳膊的手。那只手瘦得像鸡爪子，青筋凸起，指甲缝里有一股洗不掉的灰。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想起福利院里的一个老义工，那个老人也喜欢这样抓着孩子们的手，力气不大，但很执拗，像是怕一松手，眼前的人就会消失。
“进去说吧。”周也轻轻挣开了他的手，侧身走进了屋里。
赵建民的家很小，一室一厅，目测不超过四十平米。屋子里的陈设简陋到了寒酸的地步，一张旧沙发，一个老式电视柜，一台不知道什么年代的小电视，墙角堆着一箱一箱的药盒。唯一的亮点是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叶子油绿油绿的，看得出被主人精心照料着。
周也的目光在屋子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电视柜上的一个相框上。相框里放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站在一棵梧桐树下，笑得眉眼弯弯的。照片边缘已经泛黄卷曲，但相框擦得很干净，一尘不染。
“那是……我女儿和她妈，”赵建民在他身后说，声音轻轻的，“很多年前的事了。”
周也收回目光，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沙发很旧了，弹簧已经失去了弹性，坐上去整个人都往下陷。赵建民颤颤巍巍地给他倒了一杯水，杯子上印着一家药厂的广告，杯沿有一个小小的缺口。他把杯子放在周也面前，然后在对面的一把木椅子上坐下来，两只手搁在膝盖上，微微弯着腰，佝偻着背。
“你想说什么，说吧。”周也开门见山，语气不冷不热。
赵建民沉默了一会儿，目光落在周也的脸上，仔细地、一寸一寸地看着，好像要把周也的样子刻进自己的眼睛里。看了一会儿，他忽然笑了，笑得很难看，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露出几颗发黄的牙齿。
“你长得不像你妈妈。”
周也的瞳孔微微一缩。
赵建民像是没注意到他的反应。他坐在那把木椅子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十指交叉，又松开，又交叉。他的目光从周也脸上移开，落在了窗台那盆君子兰上，像是在找一个可以支撑自己的东西。
“我在纺织厂门口第一次见到她，那天下雨，她没带伞，站在传达室屋檐底下等雨停。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她很久。后来我就天天去那条路等她下班。”
周也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收紧了。
“我知道她住哪里，知道她几点上下班，知道她周末带你去哪里买菜，知道你不爱吃胡萝卜她每次都要蹲在菜摊前面挑半天。我什么都知道。”赵建民像在陈述一份档案，“我还拍了很多照片，都在那边抽屉里，你要是想看，回头可以看。”
他没有去拿那些照片。那些模糊的、仓促的、永远躲在角落里的偷拍，每一张都印着他的卑微和偏执。他不想让周也看到那些，至少不是现在。
“出事那天......”他的嗓子像被什么卡了一下，声音忽然塌了下去。
周也的心脏猛地一缩，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了，后背唰地冒出一层冷汗。
“那天的浪太大了。我不会水。我站在礁石后面，看着你们在水里沉浮，我的腿像钉在了石头上一样，一步都挪不动。等我看不到你们了，我才疯了一样往回跑，去找人。我跑了很远，找到一个会水的渔民。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只看到你趴在礁石上了。你妈妈已经不见了。”
他说完最后一个字，终于抬起头来，看向周也。
那双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干干的，没有眼泪。他大概已经把这辈子的眼泪都哭干了，在无数个失眠的夜里，在空荡荡的房间和无人接听的电话里，此刻反而一滴都挤不出来了。
周也的耳膜嗡嗡作响。
“你找了我二十五年，”他声音嘶哑得不像是自己的，“就为了让我听你说这些？”
赵建民愣住了。
周也看着他那双干涸的眼睛。这个老人说了很多——浪大、不会水、腿像钉在石头上、疯了一样跑回去找人。每一个细节都太完整了，完整得像排练过很多遍。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但没有继续往下想。他只是觉得很累，累得连追问的力气都没有了。如果一个人花了二十五年编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对他来说就是真的。他需要它是真的。
周也站起来，走到窗台边。那盆君子兰的叶子油绿油绿的，花盆边缘有一道裂纹，被细铁丝箍了一圈。他想，这个人大概就是这样，什么东西坏了都舍不得扔，补一补，箍一箍，骗自己还能用。连一段烂了二十五年的记忆也是。
“我这次回来，本来有句话要问你，”他说，“但现在不用了。”
“你想问我什么？”
风从窗外吹进来，掀动了茶几上的报纸角，沙沙地响了几声。
周也没有回答，推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楼道里还是那么黑，那扇小窗户透进来的天光比来的时候更暗了，大概是天色渐晚的缘故。他扶着墙，一步一步地走下楼梯，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着，像某种古老的倒计时。
走出单元门的时候，一阵海风吹过来。他忽然想，有些东西沉在水底下，看不见，但一直都在。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转了两圈，然后被他按了下去。他站在巷子里，抬头看了看天，滨城的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永远洗不干净的旧抹布，但远处的云层缝隙里，有一线金色的光透了出来，细细的，亮亮的，像是有人在厚重的云层上划了一道口子。
他把双手插进口袋里，低着头，沿着槐树巷慢慢地往外走。
巷子尽头是一条新修的马路，路灯一盏接一盏地亮了起来，橙黄色的光晕在暮色中连成了一条线，向着远处延伸，不知道伸向哪里。周也站在巷口，一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左边是去机场的方向，右边是通往海边的方向。
他想起赵建民最后坐在椅子上的样子，想起那双干涸的眼睛。那个男人找了二十五年，找到的是一个陌生人。自己也活了二十五年，活成的也是一个陌生人。他忽然很想去看看那片海。
他转身往右边走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