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则史料说，东汉桓帝时，经学家窦武的长女窦妙进宫侍奉桓帝，有陪嫁物如张衡《同声歌》、《七辩》书，桓帝问其故，答曰：“此医书也”。虽如此，后人还是认为此举不同寻常，张衡的这两本书分明就是说房中术的嘛。
那么，身为学者的窦武为何会这样做呢?除了想让姿色平常的女儿得宠之外，大致跟当时的世风、学风亦不无关系。
汉魏时期，人们在“性”的问题上确乎十分豁达，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对“性”的认识就像对萝卜白菜的认识一样，是十分平常和十分放任的事情。
实际上，这种情形还应该前溯到孔夫子时代，说是“礼崩乐坏，纲常废弛”，但儒家典籍中所记载的性原则也并没有对封建贵族形成任何芝麻绿豆般的道德约束，什么贞操观念、门当户对啥的，跟粪土没区别，人们浑然不当回事。
大家耳熟能详的汉高祖韵事，如吕雉比刘邦小15岁，刘邦婚前还有一个情妇姓曹，并与之生有一子叫刘肥。刘邦当了皇帝后，立刘肥为齐王，人们也并不认为婚前这种行为有什么不好。
太史公写史，就曾暗示刘邦有同性恋的事实，说他的男宠叫籍孺，刘邦经常与他同寝;宦官赵谈是汉文帝男宠，还说当时人相信“美男破老”的邪说，认为与美男搞同性恋可长生不老。《汉书》里描述的汉代宫廷生活荒淫与性放纵，其章节不要太多哦。
这种风气直接影响到了民间，商业性的妓院也在此时出现。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中描绘人们对性生活的态度十分家常。不仅如此，当时的“性学”似乎特发达，有专门从事研究的术士，写了不少有关“房中术”方面的书，以指导夫妇性生活，这些书常常归于“医学”一类，成为大众喜爱的畅销书。
譬如边让的《章花赋》曾风靡一时，张衡的《同声歌》和《七辩》，葛洪的《抱朴子》，还有叶德辉在《医心方》卷二八中所引录的《玄女经》、《玉房指要》、《洞玄子》等等，都是公元八世纪前后写成并流传的。
汉魏时期的房中术书籍，据说还附有各种爱爱姿态的插图，不但教男女行房时如何始终互相满足，也教男人如何控制来达到强健身体、益寿延年的目的，因此大多流传甚广，成为新娘嫁妆的一部分，已然不算新鲜事儿了，汉桓帝其实是多此一问，说明他不了解世情罢了。
黄巾起义中的太平道就是以传播它的房中秘书《黄书》来行男女合气观念，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这种以为男女交媾可以增强元气的观念形成一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神秘主义思潮，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全国性宗教运动和政治叛乱的根源。
总体而言，这些畅销书大多表现的是道家思想，但儒家也赞同其原则，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儒家重在繁衍子孙，道家重在养性延年。窦武与刘淑、陈蕃合称“三君”，他们的学问主要体现在《五经》上，不排斥房中术，也就可以理解了，毕竟“阴阳调和”有它的重要性，男女间“性”与“情”的和谐，符合天道，顺应自然，没什么不对。
有学者认为汉魏时出现房中术畅销书，是文化怪圈，我却以为未必。古代一夫多妻，有钱有权的人不止一个妾，男人若不懂得房中术，如何维持家庭中性关系的平衡?这是其一;其二，那时提倡不断更换性伙伴，不懂得房中术，健康问题如何得以保障?其三，这些书强调男子对女子性需要和性体验的理解，以保持性生活的和谐及女子的性满足。
另外，房中术之类的书中也不乏知识性趣味性，如提到过两性人的现象，称为“人妖”。甚至还谈到一些性变态行为，它主要指性的虐待，如同性恋、淫具与自慰、兽交，以及对于人体排泄秽物的癖好、男人由女子陪伴如厕的习俗等等。简言之，这个时期的人活得舒坦自由，张扬着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独特体验，未必就是件不好的事儿。
有趣的是，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等“正能量”书籍，在那个几百年里并不被人们看好，如果那时有出版商出版这两本书，多半要亏得血本无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