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姐的效率一向很高。沈夜舟第二天早上到办公室的时候，钟秉成的出入境记录已经整整齐齐地打印好放在了他桌上。他放下咖啡杯，坐下来，开始一页一页地翻。记录很干净，干净得不像是真的——十年间只有两次出境记录，一次去泰国，一次去日本，都是短期旅行，几天就回来了。没有移民，没有长期居留，没有任何移居海外的迹象。一个在火灾后第一时间抛售股份、拿着几千万离开的人，竟然没有出国定居。
要么他把钱转移到了境外，人留在国内；要么他根本没有离开过江北。沈夜舟把出入境记录放在一边，拿起另一份材料，是陈姐同时调出来的钟秉成的国内资产查询结果——没有房产，没有车辆，没有公司股权，没有任何大额存款，他的身份证名下什么都没有，像一张被彻底擦干净的白纸。但一个活人不可能什么都没有，他需要用钱吃饭，需要地方睡觉，需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活过的痕迹。他的名字不在任何文件上，不代表他不存在，只代表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存在。
沈夜舟靠回椅背，转了转银戒。钟秉成在躲，但他没有躲到国外去，他就躲在国内的某个角落，用别人的名字活着，用现金交易，不出入需要身份证明的场所，不留下任何可以被追踪的电子足迹。和顾怀瑾一样，他们选择了同一种消失的方式。
方远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两个包子，嘴里已经嚼着一个。他把另一个放在沈夜舟桌上，含混不清地说:“食堂的，还热着。查到什么了？”
“他还在国内。”沈夜舟把出入境记录推给他看，“十年没有离开过。但他的名下什么都没有，房产、车辆、存款、股票，全部是零。他的钱不姓钟。”
方远几口把包子咽下去，擦了擦手，拿起那份记录翻了翻。“十年前他走的时候，陈建国和周志远都还在。他们之间什么关系？合伙人？朋友？还是单纯的利益捆绑？”
沈夜舟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笔记本，翻开折过角的那页。“东润公司的注册资料显示，陈建国是法人代表，占股百分之四十；周志远占百分之二十五；钟秉成占百分之三十五。表面上看是一个标准的合伙公司，大股东陈建国说了算。但火灾发生后的处理方式——出钱堵嘴、收买证人、篡改事故报告——这些不是一个房地产老板能独立完成的，需要方方面面的人配合，需要有在政府里说得上话的人，需要有在媒体上压得住事的人。”
方远明白了他的意思。“你觉得钟秉成就是那个负责‘方方面面’的人？”
“他大学学的是公共关系，毕业后在省城干了几年政府事务，专门负责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他有人脉，有关系，知道找谁办事，知道怎么把一件事压下去。”沈夜舟把笔记本合上，“周志远出钱，陈建国出面，钟秉成通路子。三个人各管一摊，谁离了谁都玩不转。”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一个年轻民警探头进来:“沈哥，有人找你，在前台。”
沈夜舟下楼的时候，看见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站在前台旁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头发花白，脸上皱纹很深，像是被风吹日晒了很多年。她的手里拎着一个褪色的帆布包，包带子磨得起毛了，缝了好几个补丁，针脚歪歪扭扭，像是自己一针一线缝上去的。她站在那扇巨大的警徽下面，显得有些局促，像是走进了一个不属于她的世界，像一个误入了国宾馆的乡下人被满眼的红木家具和闪亮的大理石地板晃花了眼，不知道该往哪站，手也不知道该往哪放。
“我就是沈夜舟。您是？”
女人抬起头看着他，眼眶红了。“沈警官，我是王德贵的老婆。”
沈夜舟把她带到了楼下的接待室，给她倒了一杯水。她坐在椅子上，双手捧着那个一次性纸杯，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污渍，指关节粗大，一看就是常年做粗活的手。她低着头看着杯子里浮沉不定的茶叶梗，沉默了很久，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沈夜舟没有催她。他坐在对面，等着。
“你说你来找过我们家。”女人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常年劳累之后的中气不足，像一把用了太久的二胡，弦已经松了，怎么拉都拉不出调子。“我当时什么都没说，是因为我怕。王德贵走了之后，那些人还来找过我，让我管好自己的嘴，说什么都不要说。”
“哪些人？”
女人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他们是谁。穿西装的，说话客客气气的，但那个眼神，那个眼神让人害怕。他们看我的时候，不像在看一个人，像在看一件东西，一件挡了他们路的东西。”
沈夜舟的笔顿了一下，但没有追问。银戒在指间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
“沈警官，我今天来找你，是因为我想通了。”女人抬起头，眼睛里有一种沈夜舟见过很多次的东西——不是勇气，不是愤怒，是一个人被逼到墙角之后、再也没有退路时才会有的那种决绝。“王德贵走了，我没什么好怕的了。那些人再厉害，也不能把我一个老太婆怎么样。”
沈夜舟放下笔，看着她的眼睛。“你知道什么？”
“王德贵出事之前一个礼拜，一直在接电话。每次接完电话脸色都不好，我问他是谁打的，他不说。出事那天早上他出门的时候，我跟他说你今天脸色不好，别出车了。他没听我的，说有一趟活儿非跑不可，不跑不行。”女人用袖子擦了擦眼角，袖子上的毛线已经起球了，擦在脸上一定很粗糙。“晚上就出了事。”
“他说过是谁让他接这趟活儿的吗？”
“没说过。但出事之后第三个月，有一个男人来家里找他。那人穿着打扮不像普通人，说话也不像。他在客厅里跟王德贵说了一会儿话，走的时候留下一个包，包的拉链没拉严实，我看见里面是钱。一沓一沓的，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
“那个男人长什么样？”
“四十来岁，戴眼镜，瘦高个，说话不带江北口音。”女人闭上眼睛，像是在努力回忆那张脸，“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这件事到此为止，对谁都有好处。’”
沈夜舟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是周志远的旧照，递给女人看。她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摇了摇头:“不是他。这个人更年轻一些，脸更圆。”
他又翻出陈建国的照片，她还是摇头:“不是，这个人头发太多了，那个男人头发不多，有点秃。”
沈夜舟翻到钟秉成的照片时，女人的手停住了。她把手机拿近了一些，眯着眼睛看了几秒，然后抬起头。
“是他。”
接待室里的空调嗡嗡地响着，出风口正对着沈夜舟的后脑勺，冷气把他后颈的头发吹得微微晃动。他坐在那张塑料椅子上，看着面前这个头发花白的女人，看着她粗糙的、指甲缝里嵌着黑泥的手，看着她褪色的碎花衬衫和磨得起毛的帆布包。她这一辈子可能从来没有走进过公安局的大门，从来不知道自己会坐在一间有空调的房间里，对着一部会显示人脸的手机，指认一个十年前出现在她家里的陌生人。
钟秉成。那个在火灾后一个月抛售股份消失的二股东，那个在所有人都不愿意沾手的时候第一个逃跑的人，他去了王德贵家，亲手把一个装满了钱的包放在王德贵家的客厅里，说了一句“这件事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钱花完了，人被癌症收走了，真相在泥土里埋了十年，现在该把它挖出来了。
沈夜舟把手机收回来。“你愿意把这件事写下来吗？签字的那种。”
女人没有犹豫，点了点头。“我愿意。王德贵活着的时候我不敢，现在他死了，我不能让他白死。”
方远送女人出去的时候，沈夜舟站在接待室的窗前，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市局大院的门口。她走得很慢，步伐很小，像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每一步都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谨慎，仿佛随时会踩到什么不该踩的东西。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从大门口一直延伸到停车场的边缘，像一个迟到了太久的证人终于走进了法庭，在她走进来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安静了。
方远回到接待室，看见沈夜舟还站在窗前。“她走了。”
沈夜舟转过身。“我们找到了。”
方远愣了一下。“找到什么了？”
“钟秉成。他没跑远，就在江北。一个十年前消失的人，不可能十年不见任何人。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生活着，用假名字，用别人的身份，但他活着。我们要找到他在哪。”沈夜舟把王德贵妻子的那份证词材料收进档案袋，“他走了十年，该回来了。”
方远看着沈夜舟的表情，那个他很熟悉的表情——眼睑微微收紧，目光变得又深又锐利，像猎鹰在高空中锁定了地面上一只正在草丛里奔跑的野兔。这个表情他见过很多次，每一次都是在沈夜舟快要抓住真相的时候。
“你从哪查起？”方远问。
沈夜舟站在窗前，看着渐渐暗下来的天。六月的夜晚来得晚，七点多了天边还有一线橘红色的光，像一个不肯熄灭的火种，固执地在一望无际的黑暗中保留着最后一点温暖。
“十年前他抛售股份拿了一大笔钱，那笔钱不会凭空消失。他不买房不买车不投资，不把钱放银行，不走任何正规的金融渠道，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他把钱换成了某种容易保存、不记名、不容易被追踪的东西。黄金，珠宝，或者数字货币。不管是哪种，他需要有人帮他换，需要有人帮他保管，需要有人在他需要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变成他活下去的钱。”
方远接上了他的话:“这个人，就是我们找到他的钥匙。”
沈夜舟点了点头，拿起桌上的保温杯，晃了晃，水已经凉了，但他还是一口气喝了大半杯，凉水顺着喉咙滑下去，像一条冰凉的蛇钻进胃里，激得他整个人猛地一凛，连大脑都清醒了几分。
“查钟秉成生意上的所有合作伙伴，查他还在东润的时候负责对接的所有政府关系，查他大学同学里还在江北或者省城混的人。一个做政府关系的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关系网全部斩断。他的网可能睡着了，但没有死。我们只要找到一根还在动的线头，就能把整张网从地下拽出来。”
方远点了点头，拿着笔记本走了出去。
沈夜舟站在窗前，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存了很久但从来没有拨过的号码。电话响了四声，那头接了。
“你好，请问是哪位？”一个苍老的、缓慢的、带着浓重江北口音的声音。
“钟秉成吗？”沈夜舟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不是普通的停顿，那种沉默里有呼吸的停滞，有心跳的加速，有一个人的大脑在零点几秒之内做出的无数个判断和决定。沈夜舟能听见电话那头的空气流动的声音，能听见那个人咽口水的声音，能听见他自己的心跳声——两种心跳声在电信号的两端同时跳动着，一样的频率，一样的慌乱，一样的不可抑制。
“你打错了。”电话挂了。
忙音嘟嘟嘟地响着。沈夜舟把手机从耳边拿下来，看着屏幕上那个号码——他花了三天时间从一个十年前就注销了的电话号码关联的另一个电话号码，一路查到了这个还在使用中的号码。钟秉成用了十年的假名字、假身份、假地址，但他没有换掉这个号码。也许是因为他舍不得这个号码，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永远不会有人找到这个号码，也许是因为他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打来的电话。
他没有等来他等的那个电话。他等来了沈夜舟。
回拨，关机了。
沈夜舟把号码发给方远，配了一行字:“查这个号码的定位。”
他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城市。天已经彻底黑了，万家灯火在夜色中亮起来，每一盏灯下面都有一个人在吃饭、在看电视、在哄孩子睡觉、在吵架、在和好、在准备明天的早餐。在这几百万盏灯中的某一盏下面，一个五十八岁的男人正坐在黑暗里，握着已经关机的手机，心跳如擂鼓。
十天之前，他在江北市的某个角落过着无人打扰的退休生活。他以为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以为十年足够让所有人都把那场火、那个女孩、那个年轻的教师忘得一干二净。但遗忘比想象中难得多，被遗忘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有些人永远不会忘记，有些事永远不会过去。
银戒在指间转了一圈，两圈，三圈。沈夜舟把手插进裤兜，走出了接待室。走廊里的灯已经亮了，日光灯管发出稳定的、白色的光，把整条走廊照得像白昼一样明亮。他走过那些灯下，影子在他身后被拉得很长，像一个不断追赶他却永远追不上他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