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生在破庙里蜷了几天,靠啃供桌上的陈年糕饼活了下来。那些糕饼硬得像石头,长了绿毛,但他啃得很仔细——每一口都嚼满二十下,不是舍不得,是饿太久的胃经不起折腾。这是他跟野狗学的:饿极了的人,第一顿吃太猛会死。
糕饼吃完了,他离开破庙,沿着山路往有炊烟的方向走。走了大半天,到了一个小镇。
镇子不大,一条主街走到头用不了半盏茶,但对他来说这里什么都有——卖包子的、补鞋的、打铁的、办丧事的。他蹲在街角,看人来人往,肚子叫得像擂鼓。
他没有伸手乞讨。他在观察。
看谁心善,谁好说话,谁家的剩饭倒在后巷。这是他跟野狗学的另一件事——野狗从不乱扑,它们会先蹲在远处看,看清哪个人会弯腰、哪个人会踢脚,再决定跟谁走。
但他看了好几天也没看出名堂。镇上的人走路都很快,没人往墙角多看一眼。他饿得眼前发黑,靠着墙根往下滑,缩成一团。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也许一天,也许半天。也许就这样了——像母亲靠着那棵树一样,闭上眼睛,歇一歇。
然后刘大夫绊了他一脚。
回春堂的刘大夫大清早出诊,被一个蜷在墙根的“东西”绊了个趔趄。低头一看,是个半死不活的孩子,浑身上下没一处干净的地方,棉袄破得像被野狗撕过——其实是被野狗追过,他在雪地里滚了一整天。
刘大夫骂了句晦气,绕过去要走。
一只手拽住了他的裤脚。
不是抓,是拽——力气不大,但拽得极准,刚好卡在脚踝往上半寸的位置。那是常年给人搬货才会练出来的手感。他把一头受惊的驴拦下来过。他知道怎么拦一个要走的人。
“我会认草药。”那小孩说,声音哑得像砂纸,“给我一口吃的,我帮你干活。”
刘大夫低头。脸上全是泥,分不清是泥还是冻疮,嘴唇干裂了好几道口子。只一双眼睛亮得吓人——不是被逼到绝路那种暗淡的、快要熄灭的光,而是另一种。那种半夜在乱葬岗听见野狗叫还能咬着牙屏住呼吸的光。
刘大夫在镇上活了六十年,见过要饭的、磕头的、抱大腿的。没见过这样的——明明是快死的人,眼神里却还带着一股随时准备跟你拼命的警觉。
他把药箱踢到小孩面前。
“这里面装了什么?”
小孩低下头,鼻翼微微翕动,像狗一样嗅了嗅。他闻的不是药箱外壳,是箱盖合缝处散发出来的气味——新药旧药混在一起,有两味是前些天刚晒过的,还带着太阳的余味。
“当归,甘草,还有三七。三七大概有两斤,当归是一斤,都潮了。潮了的三七药效减三成。”
刘大夫愣了。他在回春堂坐了四十年堂,带过好几个学徒,没有一个人能在不开药箱的情况下闻出药材的分量和受潮程度。这个半死不活的乞丐,鼻子比他的老伙计还准。
“谁教你的。”
“没人教。山上有个采药的孙老头给过我一口饭,我跟他认了几天药。后来他走了,我就自己闻。”
刘大夫沉默了一会儿,把药箱挂回肩上,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能走吗。”
他爬了起来。腿是软的,但站住了。跟着刘大夫的后脚跟,一步深一步浅,走进回春堂的后院。
刘大夫给了他一碗稀粥。不是新熬的,是早上剩的,已经凉了,米粒沉在碗底结成块。他端起碗,没有一口气灌下去——先喝了一口,含在嘴里,等粥的温度化开,再慢慢咽下去。然后才喝第二口。他从野狗身上学到过饿极了不能猛吃,也从母亲身上学到过冷极了不能贪暖——她的手在雪地里攥着棉袄,攥得太紧,松不开。有些东西要慢慢来,慢一点才能活。
刘大夫站在门口,看了他一眼,嗯了一声,没说别的。
他睡了整整一天。醒来就开始干活。劈柴、烧水、碾药、倒夜香、伺候刘大夫的起居。刘大夫从来不教他东西,他也不敢问。他只做一件事:偷学。
刘大夫给病人把脉,他在旁边扫地,耳朵竖得比兔子还高。刘大夫写药方,他在旁边碾药,眼睛往纸上瞟,瞟一眼记一眼。夜里店里打烊,他把白天记的东西写在旧纸片上——纸是从药铺废纸篓里捡的,都裁成巴掌大的小片,密密麻麻全是字。写完就扔进灶膛里烧掉,怕被人发现。他记得很快。三个月下来,刘大夫常用的药方他能默出大半。
他不怎么说话。干活的时候不吭声,吃饭的时候不吭声,挨骂的时候也不吭声。有时候刘大夫喊他,他慢半拍才应——不是在偷懒,是他在脑子里正在把刚才扫过一眼的那个药方默背一遍。镇上的人来抓药,问柜台后头那个半大孩子是谁,刘大夫说是捡来的,哑巴似的,屁都闷不出一个。后来病人也不问他了,直接喊他“闷葫芦”——嗓子倒是有,就是懒得跟活人多说两句。
他没应过这个称呼,也没反驳过。有人叫,他就抬头看一眼,算是应了。然后低头继续碾药。
三个月后,来了个老寒腿的病人。腿肿得发亮,疼得在药铺里打滚。刘大夫开了一帖,不灵。又开一帖,还是不灵。刘大夫去后院翻医书的工夫,他从地上捡起那张被揉皱的药方,看了两眼。
刘大夫的方子以温经散寒为主,但这两味温补药的用量偏轻,反倒是祛风的那味药材用量很重。他想起自己前些天碾药时,这味药的药渣颜色比往常深——是今年新收的,药性比往年更猛。刘大夫大约是照老习惯用量,没留意到这批药材换了年份。他把祛风那味药的用量减了两分,把温经的药量加了少许。
他不敢把方子递出去。趁人不注意悄悄塞进病人的口袋,低声说了句:“去隔壁镇抓药。别说是我给的。”
病人照做了。三天后活蹦乱跳地回来,逢人便说刘大夫的方子灵验。刘大夫愣了半个时辰,把他叫到跟前。
“谁让你改我的方子?”
他低着头不说话。
刘大夫一巴掌扇在他脸上。声音很响,整个后院都能听见。“贱骨头!偷学我的本事,还敢改我的方子?你当你是什么东西?”
他嘴角流了血,擦了擦,没吭声。当天晚上没饭吃。他坐在柴房门口嚼干草根,月光照在脸上,没什么表情。
第二天照常干活。
后来他改方子的事传出去了。不是他自己传的,是那个病人——老头儿逢人就说自己这条命是被回春堂的“闷葫芦”救回来的。镇上渐渐有人开始趁刘大夫不在的时候偷偷来找他看诊。他不要诊金,只让病人帮他带点吃的,或者带本书。有人给他带来一本旧的《千字文》,书角卷得像炸了的油条,封面少了一半。他熬夜看,不认识的字画圈,攒着等有机会问人。
刘大夫始终没有正式收他做学徒。但有一天他碾药碾到半夜,抬头发现案头搁了一碗热水。还冒着热气。刘大夫已经睡了,前堂后堂没有别人。他把那碗热水端起来喝了一口。他不知道这天算不算被收留了,但他记住了那个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