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6年，深秋。青山县。
夜，黑得像从煤矿最深处挖出来的煤，浓稠得化不开。
沈卫国把自己藏在废弃采煤面的一道岩缝里，矿灯已经熄了，四周是绝对的黑暗。左胳膊上被铁蒺藜划开的口子还在往外渗血，浸透了身上的破棉袄。
身后几十米外，胶鞋踩在煤渣上的沙沙声渐渐远去，夹杂着压低的骂声：
“妈的，那小子往三号巷跑了？”
“肯定在这片，搜！陈老板说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手电筒的光柱在巷道里胡乱扫射，像鬼火一样晃来晃去。沈卫国把身体又往岩缝深处缩了缩，冰冷的煤壁贴着后背，寒意直往骨头缝里钻。他咬紧牙关，连呼吸都屏住了。
脚步声从岩缝外面掠过，最近的一次，手电光几乎扫到了他的脚尖。
“奇了怪了，人呢？”
“前面是死路了，还能钻地底下不成？”
“走走走，去那边看看！”
叫骂声渐渐远去，像退潮一样消散在迷宫般的巷道深处。沈卫国又等了足足一炷香的功夫，直到外面彻底安静下来，只剩下地下水滴落的“嗒嗒”声，和他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他才缓缓地滑坐在地。
三天前，这里发生了一起“透水事故”，矿上说是自然灾害，死了三个人。沈卫国却觉得，凡是急着盖棺定论的，底下多半有鬼。于是借着“采访乡镇企业典型”的名义潜入矿区，白天跟在矿办主任屁股后面记笔记，晚上偷摸溜进矿工宿舍聊天。有人说死了七八个，有人说十几个，最夸张的一个老矿工喝了半斤白酒后红着眼睛说：“这地底下死的人，从来就没有真实报过，这次也一样。”
三天下来，他了解到的，跟官方通报完全对不上。就跟八年前一样，事故被瞒报了。他还想继续深入调查，却被盯上了。
今晚他刚从矿工老马家出来，就发现身后跟了尾巴，甩了几条巷子没甩掉，他只好一头扎进了废弃的三号井。好在他八年前在这矿上当过两年矿工，闭着眼睛也能走。
八年前，师傅赵德厚也是因为矿难无故失踪的。那个雨夜，师傅浑身湿透地冲到他宿舍，抓着他的胳膊，雨水顺着面颊往下淌，半天只说出一句话，“卫国，四十七条人命呐，你是念过书的人，你得把这事儿捅出去。”
第二天，矿上说师傅在井下“失踪”了。还说矿难是因为他偷工减料造成的。死了，还替别人背黑锅。
沈卫国那时候才二十岁，一个底层的挖煤工。他试着往省里的信访办寄过材料。寄出材料的第二天晚上，下班回宿舍的路上，就被三个人堵在巷子里。麻袋套头，一顿拳脚。他在床上躺了三天，腰上留下一道疤，到现在还隐隐作痛。
一个月后，材料被退了回来，还盖了个章：“查无实据”。邮递员还低声警告：“上头有人说了，再不安分，小心你的命。”
从那以后，沈卫国就把这个事烂在了自己肚子里。他白天挖煤，晚上点着煤油灯复习高中课本，第二年考上了省里的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县中学教书，干了两年，又考，考进了省报，从通讯员干起，跑农村跑矿山，三年里发了二百多篇稿子。他一直在等，等一个回青山县的机会。
现在他回来了。
他抹了把脸上的煤灰，从岩缝里钻出来。冷月如钩，挂在乱葬岗的枯树梢上，像一把收割人命的镰刀。他不敢走大路，沿着田埂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赶。回到招待所时，值班的老头正在打瞌睡，看都没看他一眼，嘟囔了一句：“回来了？”
“嗯。”
沈卫国上楼，摸黑进了房间。找到脸盆和水壶，兑了半盆凉水，然后拧开手电筒，把脸上的煤灰草草洗了。水很快就变成了黑色，像墨汁一样。
他换下那件破棉袄，从帆布旅行袋里拿出中山装换上。二十八岁的人，看着像三十五。脸颊凹陷，眼窝深陷，颧骨上有一道还没结痂的划痕。
他从怀里摸出一把折叠刀，打开，合上，合上，又打开。
天还黑着，却没有睡意了。
二
第二天一早，沈卫国在招待所食堂喝了一碗玉米糊，啃了两个杂粮馒头，刚回到房间，敲门声响了。
他愣了一下，没有马上开门。
“谁？”
“县煤矿的，找你了解点情况。”
他拉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穿蓝色工装、扎马尾辫的年轻女人，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手里拎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提包。她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没等请就走了进来，开门见山：
“你就是省报来的记者？”
“我是。你是？”
“顾小曼。县煤矿的技术员。”她环顾了一圈招待所的简陋陈设，把提包往桌上一放，从里面抽出一沓材料，“你先看看这个。”
沈卫国没急着翻材料，先给顾小曼倒了一杯白开水。招待所没有茶叶，只有个掉了瓷的搪瓷缸子。
顾小曼接过缸子，喝了一口，放下：“我姐叫顾小兰，是矿上的会计。半个月前，找不着人了。”
沈卫国翻开那沓材料。那是手抄的账目，有些地方被煤灰染得发黑，有些地方被水渍洇得模糊，但那些数字清清楚楚。
“矿上说我姐携款潜逃，派出所还发了协查通报。”顾小曼红着眼眶，“我姐不是那种人。她干会计干了六年，一分钱的便宜都没占过。”
“你报过案吗？”沈卫国问。
“报了。派出所去了好几趟，每回都说‘正在调查，回去等’。我姐不是携款潜逃。她存折上根本没有那两万块，他们查都不查，就说是被她拿了。”
沈卫国点了点头，把材料大略翻看了一下，抬起头问：
“你姐认识赵德厚？”
“赵德厚？那是以前矿上的技术员吧？我听说过，好像是八年前那场事故里没的。我姐认识他不认识，我不知道……”顾小曼说，“……你得帮帮我，只有你能帮我了。”
三
顾小曼差不多前脚刚走，又有人敲门。
沈卫国把材料塞进枕头底下，走过去拉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人。
“沈记者，我是矿办的，陈老板想请您吃个便饭。”他把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这是陈老板的一点心意。”
厚厚一沓“大团结”，少说也有两千块，一个普通工人两三年的工资。
沈卫国把信封推回去，笑得比对方还客气：“同志，我们当记者的，有纪律。吃饭可以，这个就不用了。”
那人笑容不变，但眼神冷了一瞬。
“那沈记者晚上七点，青山酒家。陈老板恭候大驾。”
四
青山酒家是县城唯一一家像样的饭店，三层小楼，外墙刷着白灰，门口挂着两个红灯笼。
沈卫国明知是鸿门宴，还是来了。
包间在二楼，门一推开，浓烈的烟酒味扑面而来。桌上坐了六个人，主位上那个穿着灰色西装、烫着卷发的胖子站了起来，伸出戴着硕大金戒指的手：
“哎呀呀，沈记者！久仰久仰！来来来，坐坐坐！”
陈大彪。
这个人的名字在青山县无人不知。早年是挑煤的苦力，八十年代初承包了煤矿，短短几年就成了全县第一个“万元户”。他给县里捐了一所小学，给乡里修了一条路，过年过节还给五保户送米送面。乡里乡亲提起他，都说“陈老板是个能人”。
“来来来，我介绍一下——”陈大彪指着座中人，“这是矿上的王主任，这是张会计，这是李县长的秘书小周……”
李县长。李建国。
沈卫国心里一动。青山县的县长，陈大彪的“把兄弟”。每次有人要查陈大彪，都是李建国在前面挡着。
酒过三巡，陈大彪的话开始往正题上引。
“沈记者这次来我们青山县，是采访乡镇企业典型？”陈大彪夹了一块红烧肉，嚼得满嘴流油，“我们这小地方，能有省报的大记者来，那是蓬毕生辉啊！”
沈卫国举着酒杯，不软不硬地说：“陈老板客气了。青山煤矿是全县的利税大户，省里很重视。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回去写个内参。”
“内参？”陈大彪笑容微顿。
“就是内部参考资料，不公开发表。”沈卫国笑着解释，“主要给领导看的。”
陈大彪松了口气，又端起酒杯：“来来来，喝酒喝酒！沈记者，我们这穷乡僻壤的，招待不周，多多包涵！”
席间，陈大彪频频敬酒，一边吹嘘自己怎么从挑煤的苦力干起，怎么响应党的号召承包煤矿，怎么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沈卫国陪着笑，时不时附和几句。
吃到一半，陈大彪忽然压低声音，凑近沈卫国：“沈记者，矿上前几天那个事——透水，你也听说了吧？那就是个意外，我们已经妥善处理了。该赔偿的赔偿，该安抚的安抚。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外面乱说，你可不能信。”
沈卫国点点头：“陈老板放心，我们搞新闻的，讲究实事求是。”
“对对对，实事求是！”陈大彪哈哈大笑，拍了拍沈卫国肩膀，“我就喜欢沈记者这样的明白人！”
散席的时候，陈大彪亲自把沈卫国送到门口。等沈卫国走出去十几步，身后传来陈大彪和秘书的低语：
“查查这小子到底什么来路。”
“已经查过了，没什么背景。”
“没什么背景就敢来我这儿撒野？收拾收拾他，让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沈卫国回到招待所，他刚推开门，就发现不对，他出门前压在门缝里的那根头发丝不见了。
他慢慢走进去，拉开灯。
房间被人翻过了。陈大彪已经起疑了。还好，出门赴宴时他把顾小曼的材料装在公文包里随身带着了。
并没有被发现。
五
第二天一早，沈卫国找到顾小曼，把昨晚的事简单说了。顾小曼的脸色变了。
“那怎么办？”她的声音有些发紧。
“你知道你姐为什么会突然失踪吗？我怀疑，是因为她无意间知道了八年前，矿上栽赃我师傅赵德厚的那些假账……”沈卫国说，“所以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陈大彪这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那你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沈卫国摇头。他等了八年才回来，不是为了被人吓跑的。
“八年前那场事故，井下唯一的幸存者后来成了哑巴，离开了矿上。你能不能帮我找到这个人？”
顾小曼想了想：“乱葬岗那边有一个哑巴，不知道是不是。”
“我们现在就去。”
六
乱葬岗在矿区东边，翻过一道土坡就是。
老哑巴的窝棚是用油毛毡、砖头和从矿上捡来的废木料搭的，歪歪斜斜地立在一片荒草之中。沈卫国和顾小曼来的时候，老哑巴正蹲在窝棚门口，削一根木棍。他穿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破棉袄，头发和胡子都灰白灰白的，脸上全是皱纹，像一块被揉皱的牛皮纸。
看到沈卫国和顾小曼走过来，老哑巴没有任何反应，连眼皮都没抬。沈卫国在窝棚前蹲下来，从怀里掏出那张泛黄的矿工合影，指了指人群中一个年轻的脸。
那是老哑巴年轻的时候。
老哑巴浑浊的眼睛看向那张照片，手开始发抖，瞳孔微微收缩，刀掉在了地上。好一阵，他才站起来，走进窝棚，从铺着烂棉絮的床板底下，摸出一个用破布和塑料袋层层包裹的东西。
他把那东西递给沈卫国。
沈卫国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纸，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满了名字。
四十七个。一个不少。都是老哑巴一个一个记下来的。纸的背面，用更大的字写着——“七号井”。
沈卫国小心翼翼地收起那份名单。
“多谢你，老人家。”他的声音有些哑。
老哑巴蹲下去，捡起那把钝刀，挤出几个含混不清的音节：
“……四……十……七……条……命……”
沈卫国眼眶红了。
就在这时，顾小曼拉了一下他的袖子：“有人来了！”
沈卫国抬头，三辆摩托车正沿着土路往这边开，车灯在暮色中像两只发光的眼睛。
“快走！”沈卫国拉起顾小曼就跑。
身后，摩托车的声音越来越近。有人在喊：“那边！在那边！追上他们！”
沈卫国拉着顾小曼，顺着土坡往下冲。脚下一滑，两人摔倒在草丛里。沈卫国顾不上疼，爬起来继续跑。
身后传来老哑巴的叫声——
“啊——啊啊——！！”
那声音又尖锐又凄厉，像是受了伤的野兽发出的嘶吼。沈卫国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老哑巴站在窝棚前面，张开双臂，拦在那三辆摩托车前面。他嘴大张着，发出“啊啊”的叫声，像一个被点燃的火把，把那三盏车灯全部挡住了。
为首的那辆摩托车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了一脚油门。
车灯的光在夜幕里猛地晃了一下，然后是一声闷响。
老哑巴的身体飞起来，撞在窝棚的油毛毡上，然后滑落在地。那把削了一半的木棍从他手里飞出去，插在草丛里。
叫骂声，摩托车引擎的轰鸣声，然后是远去的声音。
沈卫国站住了。他想往回跑。
“你不能回去！”顾小曼死死拽住他的胳膊，“你回去，救不了哑巴，落在他们手里，一切都白费了。”
沈卫国浑身僵硬地站在那里，看着黑暗中的那团模糊的影子。老哑巴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走吧……卫国……走吧……”
七
从乱葬岗跑回县城，已经是后半夜了。招待所不敢回，派出所的人可能已经在等他们了。沈卫国和顾小曼在县城东边的一座废弃砖窑里藏到天亮。
天亮以后，沈卫国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下井。”
顾小曼愣住了：“什么？”
“我师傅救过我，要不是他，我早死在井底了。”沈卫国说，“这些年我一直没找到他。我怀疑他早就和那些遇难的人埋在一起了。所以我必须下去。”
“你疯了？”顾小曼抓住他的袖子，“现在矿上全是陈大彪的人，你下去就是自投罗网！”
“我不从主井下去。”沈卫国说，“我知道一个废弃的通风井，八年前封了，但有一个口子能钻进去。”
“我跟你去。”
“不行。太危险。”
“我是技术员，我能测瓦斯。”顾小曼的声音不大，但很坚定，“而且你一个人下去，出了事连个报信的都没有。”
沈卫国看着她，最终点了头。
八
通风井的入口在一个长满荒草的山坳里，被一堆石头和枯树枝掩盖着。沈卫国和顾小曼花了半个小时才扒开那些东西，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
冷风从洞口灌出来，带着地底深处特有的腐臭味。
沈卫国把矿灯戴在头上，顾小曼腰上别着瓦斯检测仪。
两人一前一后，钻进了通风井。
巷道在黑暗中无限延伸。两侧的木头支架大多已经腐朽变形，有些地方坍塌了大半，只剩下一条勉强能挤过去的缝隙。沈卫国凭着记忆，在这迷宫般的幽暗里辨认方向。
“你以前真的在这矿上干过？”顾小曼跟在他身后，小声问。
“干了两年。”沈卫国顿了顿，“比我当老师的时间长。”
又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前方出现了一个岔路口。一条相对宽敞，但空气流动似乎更差；另一条狭窄低矮，需要弯腰才能通过，但隐约能感到一丝极微弱的、新鲜空气的流动。
沈卫国停下来，用手电仔细照了照两侧的巷道，然后指向右边那条更窄的：“这边。”
“你确定？”
“这边的木支架比那边新。”沈卫国蹲下来，用手摸了摸地面，“你看，煤渣里混着水泥碎块，这是后来有人施工过的痕迹。”
顾小曼顺着手电光看过去，前面是一堵混凝土墙，浇得很糙，表面坑坑洼洼，像是仓促完工的。沈卫国和顾小曼对视了一眼，没有说话，但都知道这混凝土墙面，一定藏着陈大彪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
没有工具。只有从砖窑捡来的那根钢钎，和四只手。
钢钎撬，手刨。碎块一块一块地剥落，煤灰和水泥灰搅在一起，呛得人喘不过气。指甲劈了，手指磨出血，两个人谁都没有停。
挖了一天一夜。
墙终于通了。一个只容一人侧身挤过去的缺口。
沈卫国把矿灯戴回头上，先钻了过去。手电光扫过那片漆黑，他的手猛地停住了。
那里有一堆枯骨。
沈卫国怔怔地看着，虽然散架了，但是通过师傅生前用的那只钢笔，他还是终于认出了他，他果然是被埋在了这里。
沈卫国跪了下来。
膝盖磕在煤渣上，生疼，但他感觉不到。
“师傅……”他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嘶哑，发颤。
沈卫国的额头抵在冰冷的煤壁上，整个人像一尊凝固的雕塑。顾小曼站在他身后，一只手放在他肩上，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沈卫国慢慢站起来，把钢笔揣进怀里，开始解自己的外套。
“带他出去。”沈卫国把外套铺在地上，然后蹲下身，一块一块地捡拾那些散落的骨头。
顾小曼没有阻止。她也蹲下来，帮他一起捡。
两个人沉默地把骨骼收拢进那件外套里，扎成一个包袱。沈卫国把包袱背在身上，站起来，取出相机，对着地上散落的骸骨，连闪了好几下。还没来得及收好相机，便听顾小曼颤声说：
“你听。”
远处，巷道里传来闷响。一下，两下，很有节奏。
像有人在砸东西。
“他们在封井。”沈卫国的脸色变了。
“沈卫国！你他妈还真敢来！”一个粗哑的声音从巷道那头传来，带着凶狠的笑意，“陈老板说了，既然你这么想下井，那就永远别上来了！”
九
就在这时，巷道的另一头，又传来脚步声。
“就是这里了！”
“妈的，赶紧封死，把他们埋在下面！”
手电光刺进来，照在沈卫国的脸上。他眯起眼睛，看到门口站着五六个人，手里拿着手电筒和棍棒。为首的是陈大彪的管家。
“沈记者，你可真能跑。”管家举着手电，光柱在沈卫国脸上晃了晃，“陈老板说了，请你回去坐坐。跟我们走吧。”
沈卫国没有动。
空气里有一股浓烈的瓦斯气味，顾小曼口袋里的检测仪在疯狂地“嘀嘀”叫着。
“你们别过来。”沈卫国的右手慢慢伸进口袋，摸出了打火机。
管家愣了一下，手电光柱定在沈卫国脸上。
“沈记者，你以为你能跑得掉？”
“我说了，别过来。”
打火机在他掌心里，铜壳反射出昏黄的光。
就在这时，一根铁棍从斜刺里砸下来，砸在沈卫国的手腕上。打火机飞出去，落在地上，火苗跳了一下，没有引燃。
“扑上去！按住他！”
五六个人一拥而上，沈卫国被压在煤渣地上，脸贴着冰冷的煤屑。他听到顾小曼在身后尖叫，然后是一声闷响，尖叫停了。
“把这个女的先拖出去！”
沈卫国拼命挣扎，但两只胳膊被反拧在身后，膝盖被踩住。管家蹲下来，拿手电照着他的脸。
“陈老板说了，让你永远留在这儿。”
他们把他拖到那堵混凝土墙的豁口里面，和那些散落的枯骨关在一起。那包骸骨掉在豁口外面的煤渣地上，没有人多看一眼。而顾小曼已经被拖出去了。她的尖叫声越来越远，最后是一声撕心裂肺的“沈卫国——”，然后被捂住了嘴。
外面，水泥浆从豁口涌了进来，黏稠的、灰白色的浆体，缓慢而不可阻挡地漫过煤渣，漫过那些枯骨。
沈卫国背靠着煤壁，握紧那支钢笔，闭上眼睛，等待黑暗彻底将他淹没。
十
沈卫国失踪的消息，在青山县没有引起任何波澜。矿上说他“擅自进入废弃矿区，发生意外，正在搜救”。派出所备了案，县里发了通报，一切按程序走。
顾小曼被带到了县公安局。
审讯室不大，一张桌子，三把椅子，墙上刷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声响。
顾小曼坐在其中一把椅子上，对面是两个穿制服的民警。
“顾小曼同志，”一个年纪大些的民警点了根烟，语气还算和蔼，“你也是知识分子，应该懂政策。你姐姐的事，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确实是携款潜逃。你搞这些，诽谤青山县优秀企业家，是违法的。”
顾小曼低着头，没有说话。
“沈卫国这个人，”另一个年轻的民警接过话，语气就冲多了，“你是他什么人？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他是个记者，采访完了就走了，你呢？你还要在青山县生活、工作，你不想干了是吧？”
顾小曼还是不说话。
门被人从外面推开，进来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中年人，肚子微微发福，脸上带着和蔼的笑。他往桌前一坐，那两个民警立刻站了起来。
“李县长。”顾小曼认识他。
李建国摆摆手，示意两个民警出去。门关上后，审讯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小曼啊，”李建国点了根烟，语气像在跟晚辈聊天，“你今年二十四了吧？煤校毕业，有技术，有文凭，前途是光明的。你姐的事，我也很痛心。但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会给你姐一个公道的。”
顾小曼抬起头，看着李建国那张温和的脸。
“李县长，我姐不是携款潜逃。”
李建国的笑容没变，但眼神微微一凝。
“我姐在矿上当会计当了六年，每个月工资六十二块五，加上奖金补贴，不到八十块。六年下来，不吃不喝，攒不到六千块。”顾小曼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矿上说她卷走了两万块。两万块，她搬都搬不动，怎么卷走？”
李建国沉默了几秒，然后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小曼，你还年轻。有些事情你不懂。”他的声音低沉下来，“陈老板是县里的纳税大户，解决了五百多人的就业问题。他出了事，这五百多人怎么办？他们的家人怎么办？你考虑过没有？”
顾小曼的手指在膝盖上绞在一起，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
“李县长，我姐的命呢？”她的声音在发抖，但她死死忍住不哭，“那四十七条命呢？他们的家人怎么办？”
李建国站起身，整理了一下中山装的领口。
“小曼，你再好好想想。”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对了，你那个朋友沈卫国，矿上还在搜救。你要是配合组织，说不定还能早点找到他。”
门关上了。
审讯室里只剩下顾小曼一个人，和那盏嗡嗡作响的日光灯。
她把脸埋进手心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
十一
七天后，一辆绿皮火车正在从地区开往省城的铁路上飞驰。
老刘，地区报社的编辑，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着厚厚老花镜的老报人，把沈卫国给他的那份材料紧紧地抱在怀里。那是一式两份，一份在火车上，一份锁在地区报社的保险柜里。
他在青山县当了三十二年记者，见过太多不了了之的事。但这一次，他决定不再沉默。
火车“哐当哐当”地颠簸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飞速掠过。
老刘把材料那四十七个死者家属签署的血书，又看了一遍，然后合上，闭着眼靠在硬座车厢的椅背上。
十二
四十八小时后。
1986年11月7日，省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篇长篇通讯——《青山煤矿：四十七条人命是如何被掩埋的》。署名：刘志远、沈卫国。
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摘播了这篇文章。
举国哗然。
十三
省报发稿的那天晚上，陈大彪一个人待在他的办公室里。
办公室在三层小楼的顶层，铺着地毯，摆着真皮沙发和红木家具，角落里立着一台二十四寸的彩色电视机，桌上放着一部红色的按键电话。
窗外，矿区灯火通明。
陈大彪靠在皮椅上，手里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烟，烟灰掉在他那件灰色西装上，他没有弹掉。
桌上摊着那份省报。他看了不下二十遍。
电话响了。他不接。
又响了。还是不接。
后来是敲门声。
“陈老板。”
“滚。”
门外安静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更低的声音：“陈老板，李县长办公室来电话了，说——”
陈大彪抓起桌上的茶杯，“砰”的一声摔在门上。
“老子说滚！听不见啊！”
门外彻底安静了。
陈大彪站起来，走到窗前，掀开窗帘一条缝。
窗外，矿区的工人宿舍亮着灯，三三两两的人聚在一起，有人手里拿着报纸，在灯下凑着看。有人在说，有人在读，有人在哭。
他看到了那些光，那些人影，那些声音——和八年前那个雨夜重叠在一起。
八年前。透水事故发生后，他也是这样站在窗前，看着外面。那时候他还是个小包工头，借了高利贷承包了这个矿。出事的时候，他站在井口，打着伞，看着下面的水咕嘟咕嘟往外冒。
技术员赵德厚从井下冲出来，指着他的鼻子骂：“陈大彪！你这是杀人！四十七条命啊！”
他当时让人把赵德厚拖走了。
那四十七个遇难者的家属，每户发了五百块钱，签了字，按了手印，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县里盖了章，地区也盖了章。
他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八年了。他真的以为过去了。
可是现在，他看到窗外那些聚在一起的工人。
他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来。拉开抽屉，里面有一把猎枪。
他把猎枪拿出来，放在桌上。
冰冷的，沉甸甸的。
他想起二十年前，自己还是个挑煤的苦力，穿着草鞋，光着膀子，一根扁担两个筐，一天挣八毛钱。有一天，他给东家太太送煤，看到东家太太手上的翡翠镯子。
他问了价。东家太太说，这镯子值两千块。
两千块。他挑一辈子煤也挣不到两千块。
他当时就在想：凭什么？
从那天起，他就发誓，这一辈子，只有他踩别人，没有别人踩他。
他做到了。
他真的做到了。
他把猎枪抵在下巴底下。
手指搭在扳机上。
他想起赵德厚，想起老哑巴，想起顾小兰，想起那个不知道死没死的记者，想起那四十七个死人。
他的眼前开始出现幻觉。那些人一个一个地出现了，站在他的办公室里，无声无息，用空洞的、冰冷的眼神注视着他。
赵德厚站在最前面，指着他的鼻子，嘴唇翕动：
“杀人犯。”
陈大彪闭上了眼睛。
他扣动了扳机。
“砰！”
第二天早上，矿上的人发现陈大彪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头歪向一边，猎枪掉在地上。
十四
两个月后。
1987年，初春。
青阳省火车站。
一辆绿皮火车喘着粗气停靠在站台上，喷出的蒸汽在早春的冷空气中凝成白雾。顾小曼扶着沈卫国的胳膊，跟在人群后面，慢慢走了上去，在靠窗的位置坐下来。
“卫国，你说，咱们做这些事，有什么用？”她轻声问，“陈大彪死了，李建国调走了，那四十七条命还是没了。我姐回不来了。老哑巴也回不来了。”
沈卫国沉默了一会儿。
“我师傅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记者是替老百姓看路的。路不平，就得说。”
顾小曼转过头来看他。
“八年前，我一句话都不敢说，因为我怕。我怕被人打死，怕我娘没人管。现在我不怕了，不是因为我不怕死了，是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他顿了顿，接着说，“干我们这行，勇气来自身后的千千万万人。”
顾小曼的眼眶红了。她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眼角，抬起头来的时候，嘴角弯了一下。
“你这人，当记者可惜了，应该去当老师。”
沈卫国笑了笑，没说话。
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驶向南方，驶向春天。
太阳从云层后面钻出来，把光洒在田野上，洒在村庄上，洒在那列绿皮火车上。
天，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