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白墙在日光灯下白得刺眼。林建国坐在铁椅上，面前是一张不锈钢桌子，桌上什么都没有。他穿着被捕时那身深灰色西装，领带歪了，衬衫领口解开两颗扣子，露出的脖子皮肤松弛发黄。
他已经在这里坐了六个小时。
对面两个审讯员换了一轮。笔录纸写满了三页，每一页都只有同一个结果：林建国拒绝回答任何关于谋杀的问题。经济犯罪他认，签字、画押、交代资金路径，配合得像在汇报工作。但问到当年急救室的事，他就闭上嘴，像一扇关死的大门。
“他只认经济犯罪。”审讯员出来，对走廊里等着的林锦溪说，“谋杀没有直接证据，他咬死不开口，很难定罪。”
林锦溪站在单向玻璃前，看着里面那个低着头的中年男人。玻璃这边是昏暗的观察室，那边是刺目的白炽灯。六小时前他被带进来的时候，头发还是整齐的，现在乱成一团，像被风吹过的枯草。
她手伸进口袋，摸到天秤摆件的铜面。冰冷的，细细的纹路压在指尖。
“让我单独见他。”
审讯员愣了愣：“这不符合规定。”
“让他女儿见最后一面。不合规定，但合人情。”
审讯员看了她一眼，没再说话，转身去请示。五分钟后，他回来，点了点头。
审讯室的门推开的时候，林建国没有抬头。
林锦溪走进去，铁门在身后关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她坐到他对面，那把椅子还带着上一个人的体温。
林建国慢慢抬起头。
他看清是她，嘴角扯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比笑更难看的扭曲。
“你来干什么？看笑话？”
林锦溪没有回答。
她从口袋里拿出天秤摆件，放在不锈钢桌子上。铜面碰到金属，发出很轻的一声“叮”。天秤摆件无风自动，细链牵引着两个托盘，微微晃了两下，然后停在了一个微妙的角度。
林建国盯着那个摆件，瞳孔缩了缩。他认得这个。他弟弟生前每天都要擦一遍的东西。
“大伯。”林锦溪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像在会议室里汇报工作时那样平稳，“婉儿已经申请出国了。她走之前，想见你一面。”
林建国的眼珠动了一下。
“她……要去哪？”
“澳洲。不会再回来了。”
林建国的手指在不锈钢桌面上蜷缩起来，然后又松开。他重复这个动作三次。
“你如果坦白了，至少还能见她最后一面。”林锦溪的声音没有起伏，“否则，这辈子别想了。”
审讯室的日光灯发出很低的嗡鸣声。林建国低着头，盯着桌上那个天秤摆件。托盘还在微微晃动，他不知道那个摆件为什么会自己动，但他的眼神已经被它吸住了。
沉默。
一秒，两秒，十秒，二十秒。
三十秒的时候，林建国的肩膀开始发抖。不是冷，是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那种抖。
他突然捂住了脸。
不是捂，是砸。两只手同时砸在脸上，然后一点点滑下来，指尖扣着额头，指缝间露出通红的眼眶。
“我说……我全说。”
声音从手掌后面挤出来，闷得像隔着水。
“当年你爸爸从医院醒来，第一件事不是问自己伤得怎么样，而是找我要账本。他不知道从哪里拿到了我的转账记录，整整三年，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要给老爷子看，要把我送进去。”
林锦溪一动不动。
“我去找了老爷子。”林建国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我说你儿子要毁了我，要毁了林家。老爷子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你自己处理干净。’”
他抬起脸，眼睛红得像要滴血。
“我以为他默许了……我以为他让我……”
“所以你就买了护士。”林锦溪替他说完了后半句。
林建国没有否认。他的声音像从磨盘里挤出来的：“我买通了夜班护士，把急救药物换成了生理盐水。本来第二天他就要转院了，本来他能活的……是我……”
他哭了出来。不是嚎啕大哭，是一种憋了很久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像动物受伤时的呻吟。
“是我害死了他！”
声音在审讯室里回荡，撞到白墙上又弹回来。
林锦溪的眼睛红了。眼泪滑下来，沿着脸颊滴在不锈钢桌面上，啪嗒一声。
但她的手是稳的。她慢慢伸出手，把天秤摆件从桌上拿起来，收回口袋。铜面被她的体温捂热了，不再冰凉。
她没有说话。没有说“我恨你”，没有说“你该死”，没有说任何话。
她站起来，推开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和审讯室的白炽灯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颜色。
江临风靠着走廊的墙，双臂交叉，看到她出来，直起身。
“结束了？”他问。
林锦溪摇头。
“林氏控股还没走出危机。还有，我们之间的协议，也该重新称量了。”
她没有等他回答，转身走向走廊尽头。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一下一下，很均匀。
江临风愣在原地。他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转角，半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一个号码，按下了拨出。
“发一份文件到我邮箱，加密的。收件人写林婉儿。”
林婉儿在沙发上坐了一整天。
从早上到傍晚，没有开灯，没有拉窗帘，没有吃东西。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朝下，已经震了无数次。林建国被抓的消息全城都知道了，她的手机被亲戚、同学、记者打爆了。她一个都没接。
黄昏的时候，手机震了一下。
不是电话，是消息提示音。
她拿起来，看到发件人：江临风。
附件是一个音频文件，没有正文，只有文件名：证据。
她点开。
一开始是杂音，然后是椅子移动的声音，然后是一个男人低沉的、断断续续的声音。她听出来那是她父亲的。
“……我说你儿子要毁了我，要毁了林家……老爷子说，你自己处理干净……我以为他默许了……”
林婉儿的手开始发抖。
“……我买通了夜班护士，把急救药物换成了生理盐水……本来明天他就要转院了……本来他能活的……是我害死了他！”
音频戛然而止。
林婉儿握着手机，整个人僵在沙发上。
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嘴唇在抖，嘴唇发抖的速度越来越快，像冬天站在风里说不出话的样子。然后眼泪涌出来，不是一滴一滴，是成串地往下掉，砸在手机屏幕上，砸在她的手背上。
她捂住嘴。
不是因为恶心，是因为她怕自己叫出声。
二十年前，她六岁。她记得伯父住院，她跟着妈妈去医院送汤。病房里有很多花，伯父靠在床上，笑着摸了摸她的头，说“婉儿长大了要好好读书”。
第二天，伯父死了。大人说是飞机受伤太重，救不回来。
她信了二十年。
现在她才知道，那个摸她头的男人，是被人拔掉了氧气管。
她把手机贴在胸口，蜷缩在沙发上，像一只被烫伤的虾。窗外天黑了，路灯亮起来，橘黄色的光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照在地上一个长方形的光斑。
整夜没有闭眼。
凌晨三点，林婉儿从沙发上坐起来，擦干了眼泪。她走进浴室，对着镜子洗脸，一遍一遍，直到冷水把红肿的眼皮冲得不再那么刺眼。
她回到客厅，拿起手机，拨出一个号码。
响了三声，接通。
“锦溪姐。”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
“你有事？”林锦溪的声音很轻。
“明天你的发布会，几点？”
“下午两点。”
“我去。”
电话挂断。
林婉儿把手机放到茶几上，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窗外没有星星，城市的天空被路灯染成了橘红色。
她看着那片天空，深呼吸了三次。
然后她打开衣柜，拿出一件白色衬衫和一条黑色西裤，挂在衣架上。明天要穿的。
她关灯，躺回沙发，闭上眼睛。
没有做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