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从金所长办公室出来，手里那份关于赵商女在玉希市协助抓获逃犯的案卷，他已经反复翻了三遍。他越看这份案卷，越觉得这个女孩身上有一种他当了二十年警察也很少见到的特质——不是勇敢，不是机智，是一种在极端危险面前仍然能保持冷静的本能。
老周拨通了玉希市公安局刑警队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年轻民警张如全，听他说完来意，让他稍等，过了几分钟换了一个声音沉稳的老民警何炳昆来接。老周自报家门，说海安这边有个案子，嫌疑人早年在玉希市有过一起协助抓获逃犯的记录，想调阅当时的案卷材料。何炳昆说需要走正式手续，老周说手续已经在办了，今天先电话了解一下基本情况。
对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个案子我记得。当时是我做的笔录。”
老周把保温杯盖子拧开又旋上。“那两个人贩子，后来审出什么了没有？”
对方似乎在回忆，语速不快：“审了很久。他们交代了一些东西，但后来没有继续追。”老周问为什么，对方说因为那个组织的头目在他们被抓前一个月就死了，组织已经散了，剩下的人各自跑路，没人知道那些孩子去了哪里。老周的手指在笔记本上停住了。
“头目怎么死的？”
“口吐白沫，具体死因没有立案调查。当时的情况是，死了个没人报案的人贩子头头，不值得为这种人浪费警力。”何炳昆顿了顿，似乎也觉得这句话说出来有些残忍，但老周知道这是实话。他干了二十年基层派出所，太清楚警力是怎么分配的——命案必须破，现行犯罪必须抓，一个死人如果没家属追、没明显他杀痕迹，在案卷堆里排不上优先级。
老周问那两个案犯有没有交代组织里还有谁。对方说，有，他们供出了几张照片，其中一个是组织里负责收租的，他们管他叫“小师傅”。照片比对后来在2011年海安市浦安区的一起盗窃案里对上了。老周的心猛地一沉。
“叫什么名字？”
“付云通。”
老周挂了电话，在笔记本上把这个名字圈了三圈。付云通——那个在桥下教赵商女飞檐走壁和铅丝开锁的少年，那个据金所长所说“在浦安区盗窃案里赵商女替他赔付赃款的”的人，竟然也是三叔手下的“小师傅”。两个案犯交代，三叔在城里有多个铺面，付云通专门负责收租，是个“收钱的”。管铺面、收租金，付云通在人贩子组织里的分工听起来和拐卖人口关联度并不高。而两个案犯的供述只是同案犯的供述，根据法律，同案犯供述不能作为定罪的唯一依据，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案卷里没有物证，没有被拐儿童的指认，没有其他旁证，只有两个在押人贩子的几句话。检察机关自然不能因为“小师傅收过租”就对付云通提起拐卖罪的公诉。
他又拨通了玉希市那边的电话，问那两个案犯有没有交代被拐孩子的去向。何炳昆叹了口气说，2008年10月，两个人贩子被审了那么久，一直说不知道孩子去向：三叔亲自联系买家，手下的都不让经手。接着三叔死了，组织散了，那些孩子忽然间不知去向。
“他们为什么经过玉希市？”
“三叔死后，他们本来是要往南跑的。路上经过了那座桥，临时起意，看到那个女孩一个人在棚子里，就想顺手再捞一笔。”对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讽刺，“结果栽在一个高三女生手里。”
老周挂了电话，把笔记本合上。他坐在椅子上很久，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走廊里的日光灯亮得晃眼。他在想那些被拐的孩子,十二年过去了，是逃出去了，还是被转卖了？他们现在是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还是已经不在人世了？过去二十年里，海安市也一直有孩子失踪。老周记得有一年冬天，一个母亲在派出所门口跪了一整夜，说她的儿子放学后就没回家。那个案子一直没破。那个孩子算起来现在还不到二十吧。老周不知道这两拨孩子有没有交集——玉希市消失的那二十多个孩子里，会不会有一两个是从海安被拐过去的？
夜里，老周辗转反侧。第一点，小师傅收租，管铺面，应该是三叔信任的人。他一定知道一些手下不知道的事。第二点，三叔死后那些铺面的租金收了给谁、钱去了哪里——这个经济链条本身就是拐卖组织的资金证据链。如果能查到租金的最终流向，说不定还能挖出三叔背后未被发现的上线。那么孩子们的去向大概率也会有新线索。
第二天一早，老周又拨通了玉希市那边的电话。接电话的还是何炳昆。他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可以分出警力来查。铺面租金的事可以去调取当年承租人的信息，看看租金流向何方；二十多个孩子的去向也可以重新梳理，看有没有新的技术手段来比对。但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付云通那边，我们不一定能找到他。在2011年那起盗窃案之后，再也没有过任何动静。你们一个区域公安系统内的，应该更容易从那起盗窃案找到突破口。”
老周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腹部。窗外走廊里传来阿兵接电话的声音，有人在茶水间热了杯牛奶，微波炉叮的一声响。他想起金所长说，赵商女在付云通盗窃案里是个来帮他付赔偿款，这么看来，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赵商女联系到付云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