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在铁屑和机油味里继续往前滚。
和杜师傅之间那根线算是搭上了，虽然细，但总算没断。车间里其他的工友，也慢慢从一片灰色的、模糊的背影，变成了有名有姓、有脾气有故事的人。
说得最多的，自然是跟我同一天进厂的李建勇和陈少华。
我们仨就像被同时撒进这片钢铁森林的三颗种子，落在不同的师傅旁边，吸收着不同的养分，但总免不了被放在一起比较，自己也忍不住互相打量。
李建勇的师傅王师傅，果然活络。李建勇本人也“细”得有名。他穿的工作服永远是宿舍里最干净的，吃饭从来只打最便宜的菜，盆底吃得一粒米不剩。他悄悄告诉我，他在攒钱，想买辆“建设50”摩托。他说这话时眼睛发亮。
陈少华跟着“老古”学刨床。他变得有点神叨叨的，开口闭口“我们古师傅说……”，手上常带着被铁屑划出的新伤，但说起“走刀量”、“吃刀深度”这些词，已经有点老师傅的派头了。
我们最常碰头的地方是食堂门口那块水泥地。
红旗机械厂的食堂在宿舍楼下，但里面没有吃饭的座位和房间，就是一个巨大的、弥漫着油烟和蒸汽的窗口。开饭时，人流像泄闸的洪水涌进去，敲打着各自坑坑洼洼的铝饭盒。食堂的菜，就一种。今天熬白菜，明天炖土豆。用巨大的铁锅熬出来，油花星星点点。没有便宜和贵之分，就是一勺菜，配两个又大又瓷实、能砸死人的白面馒头。管够，没有米饭。
打好饭，转身出来，没有地方可坐。工人们各自找个角落，墙根下、花坛边，或者干脆就在水泥地上，就地一蹲，把饭盆放在膝盖上，开始吃。放眼望去，一片穿着灰色工装的人，密密麻麻地蹲在各处。
“这喂猪呢？清汤寡水的！”李建勇每次蹲在墙根，看着饭盆，都要抱怨。陈少华也会附和：“就是，还没我娘做的一半香。猪食都比这强。”
我听着，从来不吭声，只是找个不扎眼的地方蹲下，把馒头掰开，泡进菜汤里，等它吸饱了那点有限的咸味和油星，再大口塞进嘴里，埋头猛吃。
我觉得很好吃。
真的。比我在家里吃的，好多了。家里虽然也吃白面馒头，但自家磨的面黑，蒸出来的馒头又硬又黄。这里，虽然永远只有一种菜，油水也少，还要蹲着吃，但它是热的，是熟的，有盐有味，最关键的是——馒头管够，而且这馒头雪白雪白的，暄腾，瓷实，是真正的“好面”！光是“每天都能吃上热乎的熟菜”和“能敞开肚子吃这种白净、暄腾的好面馒头”这两点，对我而言，就已经是天堂般的待遇了。他们的抱怨，我理解不了。
后来很多年，我遇见过厂长一次。他看着我，愣了一下，随即用力拍着我肩膀，声音洪亮地跟旁边人说：“看！看这小伙，现在这魁梧的个头！是咱厂把他养大的！”
他说的没错。我进厂时，又黑又瘦，一米六出头。离开红旗厂的时候，我已经蹿到了一米八三。那些用“猪食”和“死面疙瘩”养出来的粮食和菜汤，混合着车间的机油和汗水，成了我拔节生长的养料。
但年轻人的肚子，好像永远也填不满。光靠食堂那点单一的、清汤寡水的菜和干噎的馒头，干了一天重体力活，到了晚上，203宿舍里总是咕咕声此起彼伏。
于是，“开小灶”成了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
李建勇手巧。他不知道从哪捡来几块半截的耐火砖和一小段新电炉丝。他用废铁片拗了个支架，把电炉丝在耐火砖上盘好、固定，接上电线——一个简陋但好用的“电炉”就做成了。
陈少华贡献了他的“手艺”。在食堂打午饭的间隙，他假装帮忙收拾菜盆，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后厨顺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土豆，塞进工装口袋里。
食材有了，家伙有了，就差地方和时机。203宿舍人多眼杂，味道也散不出去。我们盯上了晚上空无一人的车间。
通常是加完班，或者周末的晚上。我们像做贼一样溜进去，心跳得厉害。找了一个远离门口、靠近通风扇的角落。李建勇搬来两块废弃的铸铁平台当桌子，陈少华把土豆拿出来。我们用钥匙抠掉土豆皮。
没有菜刀。李建勇从他的工具包里，掏出一把用车间报废的玛钢锯条磨成的小刀。锯条被磨得一边厚一边薄，刃口闪着寒光，用布条粗糙地缠了个刀把。“这玩意儿，吃硬不吃软，切铁行，切这玩意儿……”他掂了掂土豆，咧嘴一笑，“试试看！”
我们就用这把为钢铁而生的、粗粝凶悍的小刀，笨拙地、一下一下把土豆切成块，再勉强切成条。刀太硬，没弹性，切在软土豆上，不是打滑就是“咔嚓”一声劈进去，“丝”切得歪七扭八，粗的像小指，细的像铁钉，厚薄不一，倒像一堆被暴力分解的、大小不一的“土豆块”。
油是从食堂“借”来的、炒菜大锅里那点可怜的菜汤油，浑浊，带着菜叶碎屑。倒在耐火砖炉子上的小铁皮盒里。通上电，电炉丝慢慢变红，那点可怜的油“滋啦”一声，冒出一股带着焦糊味的烟。
陈少华把那一堆奇形怪状的土豆条倒进去，用一根干净的铁丝当锅铲，笨拙地翻炒。盐是从食堂拿的。没有别的调料。土豆在铁盒里“噼啪”作响，艰难地染上一点油光，有些地方焦了，有些地方还带着生脆。
我们三个围着那一点红光和热气，不再是蹲着，而是直接盘腿坐在冰冷油污的水泥地上，眼睛死死盯着锅里。车间空旷，一点声音都被放大，我们连呼吸都放轻了。
终于，土豆熟了（或者说，能吃了）。我们等不及它凉，也顾不得烫，直接下手，捏起滚烫的、半生不熟的土豆条，吹两下就塞进嘴里。
真香啊！
烫得舌尖发麻，嘴里是土豆的生脆、焦糊、盐的咸，以及那点菜汤油寡淡的怪味。但这味道，比食堂里任何一顿蹲在墙根下、就着寡淡菜汤啃的“死面疙瘩”都有味道一百倍。我们狼吞虎咽，谁也没空说话，只有咀嚼和吸气的嘶哈声。
很快，一小铁盒炒土豆条就被消灭干净。我们甚至把盒底最后一点油渍，都用从食堂顺出来的、冷了的白面馒头擦得干干净净。
吃完，迅速消灭证据。铁盒用沙土擦净，电炉断电藏好，土豆皮和垃圾揣走，通风扇开到最大。我们互相看看，身上没有油点，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前后脚溜出车间，融入厂区的夜色里。
回到203宿舍，躺在铺位上，嘴里还残留着那股混合了焦糊、生涩和咸味的古怪气息，胃里是难得的、带着罪恶感的充实。我们互相看看，在黑暗里无声地咧咧嘴。
食堂那单一却管饱的“猪食”和雪白的“死面疙瘩”，是我生存的基石，让我有力气干活，让我从一米六长到一米八三。
而深夜车间里，那顿坐在地上、用对付钢铁的刀和偷来的油炒出来的土豆条，喂饱的，是比肚子更深的地方——那种在卑微中寻求挺直腰杆、在匮乏中创造“丰盛”的叛逆，和一起“作案”后牢不可破的、带着钢铁与油烟味的情谊。
我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很多年后，我依然会记得那些个在冰冷空旷的车间里，终于不用蹲着啃干粮，而是盘腿围坐，就着通红的电炉丝，和两个伙伴头碰头，分吃一盒味道奇怪、但滚烫无比的炒土豆条的夜晚。
那口“小灶”的滋味，比后来我吃过的许多大餐，都更要深刻，更要滚烫。
——因为它喂饱的，从来就不只是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