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平的出租屋只有三十平米。一张木板床，一个老式五斗柜，一台早就停产的显像管电视，墙角堆着几捆旧报纸，用塑料绳扎得整整齐齐。一个在福利院守了将近三十年、退休之后独居在待拆迁楼里的老人，所有家当加在一起，还填不满一辆面包车的后备箱。
林耀站在屋子正中间，没有去翻抽屉。他的目光扫过每一个平面——五斗柜台面上只有一只搪瓷杯和一瓶吃完了一半的降压药。电视遥控器搁在机顶盒上，落了一层薄灰。床头柜上放着一盏老式台灯，灯罩被岁月烤得发黄，灯泡已经烧黑了。台灯下面压着一封信。
信封是那种最便宜的牛皮纸信封，背面没有封口。正面写着四个字——林耀收。字迹和他刚才在照片背面看到的一样，圆珠笔，深褐色，笔画的末梢有轻微的颤抖。
“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周恺凑过来。
林耀把信封翻过来，没有邮戳，没有投递记录。他戴上手套，从信封里抽出一张同样材质的信纸。纸上只有一行字——“如果你在看这封信，说明我已经死了。你母亲留给你的东西，在我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落款是今天的日期。字迹比信封上的更潦草，最后一个字的末笔拖出去很长，然后笔就掉了。
周恺倒吸了一口凉气，声音压得很低：“他知道今天会死。”
“知道。”林耀把信纸放回信封，手指没有抖，但动作比平时慢了一倍，“他今天上午写的这封信。然后他回到家里，把信压在台灯下面，等那个东西来敲门。”他把信封装进证物袋，拉开车门，“去福利院。现在。”
城南福利院的旧址在一条窄巷的尽头。林耀把车停在巷口，步行进去。巷子两侧的老房子大多已经搬空了，墙上刷着红色的拆字。他在这条巷子里走过六年。福利院的铁门还是原来那扇，漆皮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板。门没锁——连锁芯都被人卸掉了，切口整齐，是液压钳。
院子里的水泥地长满了青苔，几辆废弃的童车歪歪斜斜地靠在墙根。正对大门的二层小楼，一楼是教室和活动室，二楼是宿舍。院长办公室在一楼走廊最里面的那间。林耀推开办公室的门，房间很小，一张旧办公桌，一把已经坐塌了海绵的转椅，墙上挂着一张褪色的集体合影。保险柜就放在办公桌下面——铁门虚掩着，锁孔里有被撬过的痕迹，不是老旧的划痕，是新鲜的金属刮擦。
他蹲下来，拉开铁门。保险柜里是空的，但空得不干净——隔板上留着一个干净的矩形轮廓，灰尘被压了太久，形成了和它所承之物一模一样的形状。一本笔记本，或者一个盒子，大小刚好能放下一叠手写的实验日志。
“他比我们快。”林耀把手指伸进那个干净的矩形区域，指尖触到了细微的刻痕。他把手机手电筒照进去，光照亮了隔板最深处。一行被锐器刻出来的字——没有签名，只有一串数字：30.6278, 114.3814。
苏晴把坐标输入卫星地图，放大，再放大。屏幕上显示的是一片灰褐色的荒地，位于城南老工业区边缘，离福利院大约五公里。地图标注上写着一个已经被注销的地名——城南废弃电厂。她把坐标旁边附带的最后一行数字标记出来，“这组数字不是经纬度，是时间。格式倒计时。从现在算起——还有约四个小时。”
“他希望我准时。”林耀说。
周恺把配枪检查了一遍，弹匣退出来又推进去。“我去申请防爆支援。”
“不用。”林耀把外套拉链拉上，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备用手电筒插在腰间，“他不是要给我东西。他是要给我一场审讯。他坐在那张破桌子后面等了我三十五年。现在换他在审讯室里等我。如果他要杀我，在红棉巷那栋楼就能动手。他不想杀我。他能闻到恐惧的气味，就像我们能在审讯室里闻到撒谎的气味。”车窗外，夜色已经漫上了巷口的老槐树。林耀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最后看向苏晴。
“如果天亮之前我没有联系你，你去技术科打开我工位最下面那个抽屉。里面有一份报告。看了之后，把它交给副局长。”苏晴没有点头，也没有问报告里是什么。她只是将嘴唇紧紧抿着，用力地摁了一下操作台的清除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