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恺在红棉巷的废墟里站了很久。他手里拿着平板，屏幕上的身份信息已经被反复翻看了好几遍，但他还是忍不住又刷新了一次，好像多按一次屏幕，上面的名字就会变。
“周建平。城南福利院前院长。他在那个位置上干了将近三十年。”周恺把平板递给林耀，声音里有些生涩，“也就是从你被送进福利院的那天起，到你被收养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在那里。”
林耀接过平板但没有看屏幕。他蹲在尸体旁边，看着那张已经失去所有血色的脸。死者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旧毛衣，袖口脱了线，右手虎口有一道很浅的旧疤痕。林耀认得那道疤。小时候他发过一次高烧——他后来从档案里拼凑出来的——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在凌晨突发惊厥，是院长把手指伸进他嘴里，防止他咬断舌头。他咬穿了他的虎口。那个人现在躺在这里，双手交叠放在腹部，脸上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
“他退休之后一个人住。”周恺走到林耀身侧，把后续几页翻过来，“妻子很早就去世了。没有子女。手机通讯录里一共只有十几个联系人，大部分是以前福利院的老同事。最后一个未接来电是三天前的——号码段弈名下一个加密信道的注册号。”
“段弈给他打过电话？”
“打过。通话时长一分半。”周恺把通讯记录放大，“内容没办法恢复了，但时间戳是案发前四十分钟。”
林耀站起来，膝盖发出轻微的咔嚓声。他环顾这间破败的房间——剥落的墙皮、发霉的天花板、窗口被拆了一半的铁栏杆。窗台上还摆着几盆已经枯死的植物，花盆底下压着一张旧照片，被风吹得微微翘起了边。
他走过去，把照片从花盆底下抽出来。照片的纸已经泛黄发脆，但画面仍然清晰可辨。院长抱着一个不到一岁的男婴，站在福利院门口的旧门牌下面。院长那时候还年轻，头发是黑的，脸上带着一种疲惫但仍然用力挤出笑容的表情。男婴裹在一条白色的旧毯子里，只露出一张皱巴巴的小脸，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
林耀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字迹已经褪成了深褐色——“林耀，入院首日。”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风从破窗户灌进来，吹动了照片的一角，他用拇指压住。
“他在等我。”林耀说。
周恺愣了一下。“谁？”
“周建平在等我。”林耀把照片收进证物袋，动作比平时慢了一半，“他知道迟早会有人来找他。所以他把这张照片压在花盆下面，每天浇水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保存了三十五年。”
他蹲回尸体旁边，把手电筒打开，照向死者的右手。周建平的手指蜷曲着，但食指和拇指之间有一道很浅的红色压痕——是写完字之后还没放下笔就被人中断了的痕迹。他顺着那道压痕往下看，在尸体右侧的地板上有一支掉落的圆珠笔，笔尖还伸在外面。
林耀把笔捡起来，用光柱扫了一遍地面。在距离尸体约半米的水泥地上，有一行被灰尘覆盖了大半的字迹。他蹲下去，用手轻轻拂开表面的灰。字迹潦草，歪歪扭扭。最后一个字的末笔拖出去很长，然后笔就掉在了地上。
“他没来得及写完。”林耀把手机光照向那行字，“他在死前想给我留一句话。他知道我会来。”
周恺在那行字旁边蹲下，把头凑近，看了很久。“‘不要追’——他写了两个字。他想让你不要追查这件事。一个在死亡面前还在替你担心的人。”
苏晴掀开警戒带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塑封的证物袋，里面装着一部老旧的翻盖手机。她在林耀身侧蹲下，把手机举到目光交接处。“这是从床铺枕头底下找到的。没有设密码。里面有三十几条未读短信，都是同一个号码发来的。内容全部是——‘告诉他来找我。’最早一条是半年前。”
“半年前。”林耀接过证物袋，透过塑封膜看着那行字。半年前，第一个案子的死者还是一个活着的年轻女人。张景山一家人还在翡翠湖的别墅里吃晚饭。方以诚还在安安稳稳地坐在诊室里夸奖安晓念，而那个和他长着同一张脸的人，已经开始在他童年院长的手机上，反复发送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