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顿当上高山堡的王之后，病了。不是那种慢慢来的病，是突然来的。有一天早上他起来，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是那种累了之后、歇一歇就不抖了的抖，是那种——停不下来的抖。他端着杯子喝水，水从杯沿晃出来，洒了一桌子。他放下杯子，把手压在桌面上，压了五分钟，松开，还在抖。他看了看自己的手，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去巡视。他走得很稳，和平时一样。帽子戴得很正，制服扣到最上面一颗，枪别在腰间。没有人看出来他的手在抖。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插了一整天。
第三天，他开始发烧。不是高烧，是低烧，一直在三十八度左右，上不去，也下不来。他的脸是红的，不是晒的那种红，是另一种，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肤底下烧着，烧得脸发烫，但身上是冷的，冷得他盖了两条毯子还在抖。他吃了药，阿司匹林，从医务室拿的，一把一把地吃。烧退了，又起来了。退了，又起来了。反反复复，像潮水。
第五天，他咳嗽了。不是感冒的那种咳，是干的，空的，像有什么东西在喉咙里挠，挠得他整夜整夜睡不着。他坐在床边，咳了很久，咳到胃都翻了，咳到眼泪都出来了。他用手捂着嘴，咳完了，把手拿开，看见掌心里有血。不多，只是几丝，红得发黑，像生锈的铁丝。他看着那些血，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水池边，把手洗干净。他抬起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是红的，眼睛是红的，嘴唇是白的，白得像纸。他看着那张脸，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那笑容很淡，淡得几乎看不出来。他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原来你也会病。镜子没有回答。
他去查了。让人去查。查了很多天，查得很仔细。回来的人说，是奥林匹斯。是奥林匹斯投的病毒。A病毒。不是什么新东西，在外面已经传了很久了。是用来筛选人的。适应了的，活下来。不适应的，死掉。活下来的，就可以接种权天使纳米机器人。变成他们的人。霍顿听完，没有说话。他坐在那把铁椅子上，坐了很久。久到那个回来报信的人站不住了，脚换了一下重心，鞋底在地上蹭了一下，沙的一声。霍顿抬起头，看着他。
“所有人都在病？”
“所有人。”
“有没有不病的？”
报信的人想了想。“有。不多。仓库那个记账的姑娘。她没病。”
霍顿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很轻，轻得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他点了点头。报信的人走了。门关上了。霍顿坐在铁椅子上，听着自己的呼吸。一吸，一呼。一吸，一呼。呼吸里有声音，湿的，黏的，像有什么东西在肺里泡着，泡软了，泡烂了，泡成了一团一团的糊。他咳了一下。又咳了一下。第三下的时候，血出来了。不是几丝了，是一口。从喉咙深处涌上来的，温热的，腥的，满嘴都是。他弯着腰，双手撑着膝盖，看着地上那摊血。血是红的，很红，红得像那块铺在大厅里的地毯，红得像沈先生女儿头上的丝带，红得像亚克抛的那些球。
他看了很久。久到血在地上干了，变成深褐色，和制服上那些洗不掉的血迹一个颜色。他直起腰，靠在椅背上。椅子响了一声，弹簧坏了，和以前一样。他抬起头，看着天花板，看着那些日光灯。灯亮着，惨白的，嗡嗡响的。他看着那些灯，看了很久。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那颗子弹穿过空气时发出的那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啸叫。
“挣扎了这么久，”他说，“发现自己还是没得选。”
他停了一下。灯还在嗡嗡响，像在等他说完。
“还是被有钱人算计了。”
他把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桌面上。手不抖了。也许是烧的，也许是别的什么。他把手翻过来，掌心朝上。掌纹乱糟糟的，和以前一样。掌根有茧子，和以前一样。虎口有疤，很小的一块，是小时候留下的。他把那只手看了很久。然后他握起来，握成拳头，攥得很紧。指甲嵌进掌心里，嵌出四个小小的月牙印。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走出去。
莉娜在仓库里记账。她坐在工作台前面，面前是那本账簿，那支笔。账簿是新的一本，旧的已经写满了，放在桌角，和那条被奶油糊过的毛巾摞在一起。笔也是新的，笔帽上没有胶带，光滑的，有点滑手，她不太习惯。她写一行字，就要把笔在手指间转一下，转一转，才觉得稳当。她听见脚步声，抬起头。霍顿站在门口。他没有穿制服。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很旧了，肘部磨得发白，领口松垮垮的，露出锁骨的形状。他没有戴帽子，头发乱糟糟的，灰白色的，像很久没有洗过。他的脸很瘦，颧骨突出来，眼睛陷在眼眶里，像两颗被按进面团里的葡萄干。他靠在门框上，看着她。
莉娜站起来。椅子在地上蹭了一下，吱呀一声。她看着他的脸，看了很久。他的脸是红的，红得不正常，像有什么东西在皮肤底下烧着。他的嘴唇是白的，干裂了，下唇中间那道口子比上次更深了，渗着血。他的眼睛是亮的，但不是那种自己会发光的亮了，是另一种。是发烧烧出来的亮。是那种——快要烧完了、只剩下最后一点炭火的那种亮。
“霍顿叔叔。”她说。
霍顿看着她。他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到她身后，移到那些货箱上，移到那些日光灯上，移到铁皮顶上那些灰扑扑的天窗上。他看了很久。然后他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风从山口灌进来，吹得铁皮顶咯吱咯吱响。
“好孩子。”他说。他的目光回到她脸上，停在她的眼睛上。那层烧出来的亮底下有东西，在很深的地方，在河床底下，在那层被血泡软了的泥底下。是软的。很软。软得像他当年把她从鸡舍门口捡起来的时候，软得像他握着她的手教她跳舞的时候，软得像他把那把枪递给她的时候。
“我看你不生病啊。”他说。“你应该是适应了A病毒了。”
莉娜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她没有说话。她只是看着他。
“你哥哥，”霍顿说，声音还是那么轻，但轻底下有一道缝，和那天晚上一样，很细，很短，但这一次他没有把它压下去。他让它开着，开着，让里面的东西流出来。“我把他送走了。”
莉娜的手指从桌面上抬起来，垂在身侧。她看着他。他的脸还是红的，嘴唇还是白的，眼睛还是亮的。但那些东西都变远了。像隔着一层水，像隔着一道很深的河，像隔着他和她之间所有的那些台阶、那些门、那些走廊、那些枪响。
“那天，”他说，“我跟他演了一场戏。”
他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垂在身体两侧。手指是张开的，掌心里有汗，亮晶晶的，在灯光下像一层薄薄的油。
“我亲自叫他跳下高山堡。跳到海里去。”
他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那种——想起一件事、觉得应该笑一下、但笑不出来的那种动。
“你哥哥命很硬的。他跳下去的时候，我看见远处的海面上有船。凡人联盟的救援船队。他看见了。他也看见了。他朝我挥了一下手。然后他沉下去了。”
他停了一下。那层烧出来的亮在他眼睛里晃了一下，像蜡烛被风吹了，歪了，又直起来。
“他被凡人联盟的船救走了。”
他把手插回口袋里。手指头在口袋里攥着，攥得很紧，口袋的布料被扯得绷紧了，露出手指头的形状，一根一根的，像一排被压扁了的骨头。
“孩子，”他说，声音忽然变了。不是霍顿队长的声音，不是那个学跳舞的男孩的声音，不是那个扛枪的士兵的声音，不是那个开卡车的司机的声音。是另一个人的。一个她从来没有听过的人的声音。软的，很软，软得像那颗蛋从鸡窝里滚出来落在稻草上的时候，蛋壳底下那层薄薄的、透明的膜。“你被奥林匹斯盯上了。我帮不了你了。”
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手指头是红的，被攥出来的红，掌心里有指甲印，四个小小的月牙，和她的一样。他张开手，把那四个月牙摊在她面前，让她看。
“奥林匹斯的人很快就会来了。”
他把手收回去，垂在身侧。他看着她，看了很久。久到日光灯闪了一下，又亮了。久到远处有人喊了一声什么，很远，听不清。久到他的呼吸从湿的变成干的，从干的变成涩的，从涩的变成只有气、没有声。
“那我只能祝你好运了。”他说。声音很轻，轻得像那颗子弹穿过空气时发出的那一声几乎听不见的啸叫。轻得像那颗球从高处落下来，落在他掌心里，没有弹起来，就那么停住了。
他转过身，走到门口。他扶着门框，站了一下。他的背很宽，但已经松了，和以前一样，和父亲一样。他的毛衣领口松垮垮的，露出后脖颈，灰白色的头发茬子，短短的，硬硬的，像冬天被割过的草地。他扶着门框的那只手在抖。不是那种停了又抖的抖，是一直在抖、从来就没有停过的那种抖。他把手收回去，插进口袋里。他迈出门槛。
“霍顿叔叔。”莉娜的声音从身后传过来，很小，很轻，像那颗蛋从鸡窝里滚出来，落在稻草上。他停下来。没有回头。
“我很对不住你的父亲和母亲。”他说。声音从门口传过来，从走廊里传过来，从那些日光灯的嗡嗡声里传过来，从那些铁皮墙的咯吱声里传过来。很远，很轻，像那首慢歌的最后一句，唱完了，但还在空气里，不肯散。“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
他的脚迈出去。鞋底踩在水泥地上，很轻，没有声音。
“你原谅我吧。”
他的声音从走廊里传过来，已经很远了，很轻了，轻得像那些被他关在门后面的东西终于关不住了，从门缝里挤出来，一丝一丝的，细细的，像血从枪管上滴下来，一滴，一滴，很慢，很均匀。
“也希望上帝能原谅我。”
脚步声远了。很稳，很慢，每一步的间距都一样。和以前一样。和他在雨里走的时候一样，和他在仓库里走的时候一样，和他在舞会上走过来牵她的手的时候一样。一步一步的，很稳，很慢。然后听不见了。日光灯的嗡嗡声又大了，大到填满了整个仓库，填满了她和他之间所有的那些台阶、那些门、那些走廊、那些枪响。莉娜站在工作台前面，面前是那本账簿，那支笔，那盏灯。她的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头是张开的，掌心里有汗，凉的，冷的，像那间没有窗户的小仓库里的铁。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久到日光灯不闪了，久到远处的喊声停了，久到她的手指头不抖了。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个布包。蓝底白花的，边角磨毛了。她把它掏出来，放在掌心里。布包很小，很轻，里面那几枚硬币硌着掌心，圆圆的，硬硬的，像几颗很小的、被压扁了的蛋。她把布包打开。里面的东西还在。几张纸币，叠得很整齐，按面值分好，用橡皮筋扎着。几枚硬币，在纸币底下，有的新，有的旧，旧的已经发黑了，边缘磨圆了，看不清年份。她把硬币倒在掌心里，一枚一枚地数。一枚，两枚，三枚，四枚，五枚。五枚。她看着那五枚硬币，看了很久。然后她把它们放回去，把纸币叠好，把橡皮筋扎上，把布包合上。她把布包贴在脸上。布料是凉的，被空气晾凉了，但底下有体温，是她自己的。她站在那里，贴着那个布包，站了很久。久到布料被她的体温捂热了，久到那几枚硬币不再硌手了，久到她的手指头能弯了，能握住了，能攥紧了。
她把布包塞回口袋里。她坐下来，把账簿翻开，翻到新的一页。她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字。病。写完了，她看着那个字。笔画是歪的，不是她以前写的那个样子。她以前写的字是直的，横平竖直，像栅栏。这个字是歪的，像一个人站不住了，靠在一面墙上。她看了很久。然后她把这一页撕下来，叠好，塞进口袋里，和那个布包放在一起。她翻开新的一页，开始记账。
外面的天暗了。日光灯还在亮着，惨白的，嗡嗡响的。她的影子投在墙上，灰的，扁平的，没有厚度。她在记账。一笔一笔的，日期，数量，备注。字迹很工整，横平竖直，和以前一样。她写了很多页。写到手指头酸了，写到眼睛花了，写到那支新笔的墨水用了一半。她没有停。她一直写。写到仓库的门被推开了，有人走进来，站在她面前。她没有抬头。她知道是谁。
阿诺站在她面前。他穿着工装，领口扣着，扣到最上面一颗。他的脸是白的，不是那种憋了很久的、压了很久的白，是另一种白。是那种——病了的白。和霍顿一样的白。他的嘴唇是干的，裂了好几道口子，下唇中间那道最深，渗着血。他的眼睛很亮，不是发烧烧出来的那种亮，是别的。是那种——等了很久、等了太久、等到以为自己等不到了、突然等到了、但又不知道该做什么的那种亮。
他站在她面前，看着她。他的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头在裤缝上捏着，捏住，松开，又捏住。和亚克一样。
“莉娜，”他说，声音是哑的，像砂纸磨铁皮。“霍顿让我来的。他让我带你去个地方。安全的地方。”
莉娜的笔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他。他的脸在她面前，很近，近到她能看见他嘴唇上那些裂口里的血，一颗一颗的，很小，像还没熟的草莓上的籽。她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她低下头，把笔放下，把账簿合上。她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椅子腿在地上蹭了一下，吱呀一声，很尖，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喊了一声。
“走吧。”她说。
阿诺看着她。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但没有说。他转过身，朝门口走去。他走得不快，但很急，步子很大，像是在赶什么。莉娜跟在后面，隔着两步。她走得很慢，很稳，鞋跟敲着地面，嗒，嗒，嗒，和那面墙上的钟一样。他们走出仓库，走进走廊。走廊的灯灭了一半，只剩几盏还亮着，惨白的，嗡嗡响的，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长，一个短。他们走出走廊，走到外面。天已经全黑了，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有风，从山口灌进来，凉飕飕的，带着松针和湿泥的味道，还有一股铁的味道，腥的，甜的，和那间小仓库里一样。
阿诺走在前面，她跟在后面。他们走过那些铁皮房子，走过那些关了灯、没有人声的工棚，走过那些地上还留着深褐色痕迹的水泥地。他们走到仓库后面，找到那条路。路很窄，两边是铁皮墙，地上铺着碎石，踩上去沙沙响。阿诺走得很急，碎石在他脚下溅起来，打在铁皮墙上，叮叮当当的，像下了一场很小的雨。
“阿诺。”莉娜停下来。
阿诺也停下来。他转过身，看着她。他们之间隔了几步，碎石路上有一条很深的车辙，从这头一直延伸到那头，看不见尽头。她看着他。他的脸在黑暗里是灰的，看不清表情，但她的眼睛看清了。他的眼睛很亮，那层亮底下有东西，和霍顿一样的，和亚克一样的，和她一样的。是那种——被压了很久、磨了很久、关了很久、已经忘了自己原来是什么形状的东西。
“霍顿答应你的事，”她说，声音很轻，轻得像那颗蛋从鸡窝里滚出来，落在稻草上。“你还在等吗？”
阿诺的眼睛闪了一下。那层亮底下有什么东西碎了，很细，很短，像冰面上的裂纹，不仔细看看不见。他的嘴唇动了一下，又闭上了。他的手在裤缝上捏着，捏住，松开，又捏住。
“我——”他开口了。声音是哑的，比刚才更哑，像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停住了。他看着莉娜，看了很久。久到风停了，久到碎石路上的沙沙声没了，久到远处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很轻的响，像门关上了，像枪响了，像什么东西沉到水底了，再也没有上来。
他转过身，继续走。他走得不快了，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很软的东西上，泥，或者棉花，或者别的什么。他的肩膀塌着，和亚克一样，和霍顿一样，和父亲一样。莉娜跟在后面，隔着两步。她走得很慢，很稳。她的鞋跟敲着碎石路，嗒，嗒，嗒，和那面墙上的钟一样。她的手指头在口袋里摸着那个布包，摸着那些圆圆的、硬硬的硬币，摸着那些被压扁了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花出去的蛋。她摸着它们，摸了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