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气候难得平稳了一年。
靠着让·雷诺和十几个农民没日没夜的劳作，平等盟的菜园迎来了大丰收，小麦、蔬菜堆满了仓库。加上保罗手里还剩不少资产，能从外界采购面粉、药品、生活用品，平等盟迎来了它最鼎盛的“虚假繁荣期”。
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庄园里住了417个人。
外界把平等盟称作“末日里的乌托邦”，欧洲的地下刊物连篇累牍地报道这里的故事，称这里是“独裁世界里最后一片平等的净土”。可只有真正住在庄园里的人，才知道这片繁荣的表象之下，藏着多少致命的危机。
第一个危机，是工作积极性的彻底滑坡。
绝对平均的分配原则，像一剂毒药，慢慢消解了所有人的工作意愿。
让·雷诺带着人种出来的粮食，不管干不干活都能均分；苏菲画的壁画，不管认不认真看都能一起欣赏；有人修好了水井，所有人都能用上水，却没人记得他的付出。
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慢慢的，愿意下地干活的人越来越少。最初还有二十多个人愿意跟着让·雷诺种地，到了最后，只剩不到十个人了。大部分人每天的生活，就是开研讨会、读空想同盟会主义的著作、画画写诗、晒太阳聊天，心安理得地拿着均分的粮食和物资。
让·雷诺看着地里长满了杂草，看着仓库里的粮食一点点减少，急得满嘴起泡。他一次次找保罗，要求定下工作规则，要求按劳分配，可每一次，都被保罗用“理想不够纯粹”顶了回来。
保罗甚至觉得，粮食减产不是因为没人干活，是因为大家的理想信念不够坚定。他开始天天组织全员开学习会，带着大家读傅立叶、圣西门的著作，一开就是一整天，却没人提一句地里的杂草该谁去拔。
第二个危机，是投机者的滋生与蔓延。
绝对平均的规则，不仅消解了工作积极性，更成了投机者的温床。
马克·迪瓦尔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他原本是巴黎的银行职员，失业后走投无路，抱着“不用干活也能领粮食”的心态加入了平等盟。
进同盟之后，他从来没下过一次地，没干过一次活，每天的事就是拉帮结派，和一群同样不想干活的人混在一起，靠着一张巧嘴，在成员里刷存在感。到了分物资的时候，他一分都不会少拿，转头就把分到手的面粉、食用油、香烟，偷偷运到庄园外面的黑市卖掉，换成现金和奢侈品，藏在自己的房间里。
甚至有流民找过来想加入平等盟，马克私下里向他们索要“入同盟费”，收了钱就把人放进来，中饱私囊。
有人把马克的所作所为举报给了保罗，可保罗只是轻描淡写地找马克谈了一次话，没有任何处罚，也没有收回他的分配资格。
在保罗看来，马克的行为只是“小瑕疵”，只要绝对平均的核心原则不动摇，只要大家的理想信念足够坚定，这些问题都会自然消失。他甚至觉得，对马克进行处罚，就是违背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制造了新的不公。
可他不知道，他的纵容，让投机者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多的人学着马克的样子，不干活、偷藏物资、私下交易，平等盟的规则，成了只约束老实人的枷锁。
第三个危机，是完全空白的抗风险预案。
从平等盟成立的第一天起，保罗就拒绝做任何应急储备和风险预案。
他拒绝修建封闭式的粮食储备库，认为“储备会滋生自私与贪婪”，全年收的粮食，边收边分，几乎没有任何结余；他拒绝修建净水设备，认为工业化的净水装置会破坏人与自然的联结，全同盟四百多人，只靠庄园里那一口百年老水井供水；他拒绝组织应急队、修建防洪防高温的设施，认为“强制分工违背了去分工化的原则”，遇到突发情况，全靠大家自觉。
让·雷诺看着这一切，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他最后一次找到了保罗。
这一次，他没有提按劳分配，只提了一个要求：“教授，粮食收成不错，我们拿出一部分存起来，当做应急储备。再修一个备用蓄水池，夏天要是再遇热浪，我们不至于断水断粮。”
保罗依旧拒绝了。
“让，你还是不懂我们要做的事。”保罗看着他，眼神里带着失望，“我们要建的，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国，不是一个天天想着饥荒、灾难的生存堡垒。恐惧会滋生自私，储备会助长贪婪，我们要相信，只要大家坚守理想，任何困难都能一起扛过去。”
让·雷诺看着眼前这个沉浸在理想里的男人，终于彻底心灰意冷。
三天后，他带着十二个愿意跟着他的农民，离开了平等盟。
临走前，他站在庄园门口，对着送他的苏菲说：“你们追求的平等，是让所有人一起饿肚子的平等。你们守住的原则，是让所有人一起困死在牢笼里的原则。没有饭吃，再美好的理想，都是空中楼阁。”
苏菲站在原地，看着让·雷诺的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手里的画笔，忽然变得无比沉重。
她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坚信不疑的理想国，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