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气候与能源工程系的实验室里，研究生李维第一次在电脑屏幕上画出了那条魔鬼曲线。
那一年，Transformer架构正式落地，生成式AI从实验室走向了产业化爆发；那一年，IPCC发布了《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第一次明确了全球碳排放的安全红线；那一年，硅谷的科技巨头们刚刚开启第一场AI竞赛，所有人都在为算力的指数级增长狂欢，没人在意，这场狂欢背后，藏着一条足以吞噬整个文明的碳排放曲线。
李维的导师，正是后来写出《全球碳失控的致死剂量》的林野教授。那天深夜，李维把自己熬了三天三夜算出的模型，放在了林野面前：模型里清晰地显示，当AI算力以每年翻倍的速度增长，若配套电力以化石能源为主，全球碳排放将突破第一剂致死剂量，全球升温将不可逆地突破2℃。
“数据是对的。”林野看着模型，指尖冰凉，“但没人会听。硅谷的人要股价，华盛顿的人要霸权，欧洲的人要主权，没人会为了几十年后的灾难，停下眼前的竞赛。”
“可我们必须说出来。”李维的眼睛亮得惊人，“这不是未来的事，这是从现在就开始的倒计时。”
那是他第一次尝试叫醒装睡的人。他把自己的研究写成论文，投给了西方顶级的能源与气候期刊，收到的却是一封封拒稿信，理由无一例外：“假设过于极端”“危言耸听，不符合行业发展趋势”“严重打击技术创新信心”。
也是在那一年，他第一次见到了凯特·莫里森——后来奥林匹斯集团的CEO，他的同系学姐。凯特看着他的模型，笑着摇了摇头：“李维，你很有才华，但你太理想主义了。技术的问题，终将由技术解决。我们要做的，是往前跑，而不是停下来担心脚下的路会不会塌。”
李维问她：“如果往前跑的终点，是悬崖呢？”
凯特没回答，转身走进了硅谷的灯火里。那时候的她，刚刚加入谷神科技的AI团队，正准备在这场算力竞赛里，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李维眼睁睁看着自己模型里的每一个数字，都一一变成了现实。
星算科技的陆启文发布了新一代大模型“天枢”，算力需求暴涨8倍，硅谷的AI竞赛彻底进入白热化；同年，美国通过《算力安全法案》，豁免数据中心配套燃气电站的所有碳排放税，27座燃气电站的建设许可在三周内全部审批通过；欧盟跟进“主权AI计划”，32座配套燃气电站同步落地。
这一切，和李维画出的曲线，分毫不差。
李维跟着林野回到了国内，在上海中国气候瞭望台数据中心工作，成了团队里最年轻的数据分析员。那年的最后一天，国际能源署发布了年度报告：过去三年，全球AI算力暴涨12倍，全球碳排放首次突破了IPCC设定的1.5℃升温路径安全阈值。
实验室里，林野看着屏幕上的数字，红了眼眶。李维站在一旁，手里攥着自己十年前画的那条曲线，浑身发冷。
“他们真的在踩着油门，往悬崖里冲。”李维的声音发颤。
“我们拦不住他们。”林野叹了口气，“我们能做的，只有把真相写出来，把致死剂量算清楚，给全人类留个火种。”
也是在那一年，林野和李维一起，启动了“致死剂量”项目的最终测算。他们要给这场疯狂的算力竞赛，算清楚那道文明的生死线。
而独裁者们的狂欢，还在继续。所有人都知道前面有悬崖，但所有人都在踩油门。没人愿意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的人，会立刻被淘汰。这就是囚徒困境，是公地悲剧。每个个体都在做最理性、最利己的选择，合起来，就是一场自杀。
